进入7月份,网上陆续出现一些中文教师招聘信息。搜索离家一小时以内车程的职位,找到三个招聘单位,我一一传去申请。

不知是我的专业背景还是教师执照起了作用,很快便收到了三个面试通知。

我开始发愁怎么应付面试。叶老师说过,可能问及教学目标、教学计划、课堂管理和对付家长之类的问题。

对我来说,凭空杜撰一些教学目标和教学计划倒也不难,只是从没进过美国课堂,我实在想象不出怎么管理课堂和对付家长。因为我猜不出,被管理和要对付的人会怎么折腾我。

上网查询相关信息无果,我只好先对付出一套教学目标和教学计划,并就相关的内容拟出一些“答记者问”。

第一家面试我的是奥克兰学区的一所中学和教育局人士。面试通知说,被聘用的老师将在这个区的两所初中和一所高中教中文课。

面试在7月的一个上午,彻夜未眠之后,我心悸气短地走进一间会议室,只见七八个美国面孔和一个中国面孔坐成一排,对面是一张为我备好的椅子。

我惶恐不安地坐下,想起了京剧《玉堂春》里的三堂会审,尚未开言便预感自己必败。

“如果学生认为中国字太难不想学,你该怎么办?”一位四十多岁的女士并无恶意地问道。

“啊?”我直发懵,脑子里备好的,是成套的教学计划教学方案,突然冒出这样的问题,我一时无言。

见我发愣,主持老师以为我没听懂,忙把一份面试提纲递过来。上面列有20多个问题,看来今天的诸位将据此对我轮番轰炸了。

“我会告诉学生学中文很有用,因为中国经济发展很快......现在竞争这么激烈,你懂中文别人不懂,你就业的时候就多了一个优势......其实中文并不难学......”听着自己语无伦次的回答,我知道跑题了,可又溜达不回来,因为我脑子乱了,英语又差。

“如果你的课堂上有学生打闹喧哗,你没法上课怎么办?”又是一个跟教学方案无关的难题。

“我会要求他们安静,否则请他们出去。”我不知道美国的老师会怎么办,便想当然地说。

“如果他们不肯安静而且人数较多,你能都让他们出去吗?学生在教室外面影响别人上课怎么办?这些被你请出教室的学生,你会为他们补课吗?如果yes,你将花费多少时间来做这些事情?如果no,那就意味着这些学生的学习权利被剥夺。家长告你怎么办?”一位年长的男老师一脸不屑地质疑我。

没法再往下答了,我真的不知道美国老师怎么处理这些问题,对我这个外国人来说,它已经超出了教学范围,涉及到不同的文化和法律。

“你怎么利用学校的教学资料和设备为你的教学服务?”一位年轻的女教师问。

“我先了解一下,学校有什么跟我教学有关的资料和设备,然后制定一个使用计划。”我觉得自己答得挺周全。

“我们学校有Projectors、Cabletelevisionstudiosystem……请举例说明你怎么使用它们。”

我崩溃了,这些英文词儿,我根本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当然也就没法知道怎么用,只好老实说不会用。

接下来的问题,我愈加招架不住:

如果学生不完成家庭作业怎么办?

如果你班上一半学生考试不及格怎么办?

如果学生的中文学不好,家长认为老师不称职怎么办?

如何吸引学生选修你的中文课?

......

狼狈不堪地败下阵来,我得出一个结论:美国学校招聘外语老师,不在乎你教什么怎么教,只关注你有没有本事对付学生和家长!我苦心构想的教学法,在面试的时候一钱不值,而对付学生和家长的办法,我没有实践经验,自然乏善可陈。

为了避免第二家面试重蹈覆辙,我上网查询了很多信息,请教了王老师和叶老师,把上次面试的问题细细捋了一遍,融会贯通,在纸上一一写下答案,这才觉得踏实点了,再问我怎么对付学生和家长,至少不会像上次那么狼狈了。

第二家面试的是卡特区的一所初中和小学连在一起的学校,据说学生从幼儿园就开始学外语,被聘用的老师将在这儿教五至七年级的中文课。

面试我的只有学校和教育局的两位,提问也简单,大概是“教什么”“怎么教”还有“课堂纪律”什么的,因为有备而来,我顺利通过面谈准备试讲。

这所学校教中文的李老师来自台湾,见了我这个大陆同胞一脸不欢迎的表情。冷冰冰地递给我一本台湾编的繁体字教材,说下周一上午,在她的二年级班上试讲。

我满脸堆笑跟李老师套近乎,想从她那儿得到点儿跟试讲有关的信息。怎奈李老师爱搭不理,问一句答一两个字。最后只知道,在她45分钟的课堂上试讲20分钟,内容是这本教材的第七课。至于讲什么怎么讲,如何跟她的内容和教法衔接,她秘而不宣。

打开李老师给我的课本,内容是拼音汉字和与之相配的图画和儿歌。第七课是“你好”“谢谢”“再见”之类的问候语和绿、紫、橙三种颜色。不知道李老师的教法,我只能自己设想怎么教这些内容。

走进教室,满屋子白、黑、棕、黄不同肤色的小脸,好奇地望着我和监听试讲的老师。

李老师往讲台前一站,底气满满地一挥手,二十多张小嘴儿一起发出“老师好”的中文问候,再一挥手,小嘴儿们整齐地唱起了儿歌:“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划清波......”发音准确,口齿清晰。

接下来李老师指挥她的学生,一对儿一对儿做起了自编的“你好,谢谢,再见”的游戏.....

看着孩子们兴奋的样子,我断定他们掌握了这几个词儿的含义,不由对李老师顿生敬意。

游戏结束,轮到我教颜色了。

我拿出准备好的彩色卡片,先带领孩子们复习学过的“红黄蓝”。

“这是什么颜色?”我举起一个大红苹果的卡片用中文问孩子们。

教室里一片寂静,我有点慌,没学过吗?

“红色——跟我读”我大声说。

没人响应,孩子们面面相觑,开始小声嘀咕,接着叽叽喳喳.......

我一急冒出了英语:“Whatcoloristheapple?”

“Red”孩子们参差不齐地用英语答。

我又拿起一张黄香蕉,用中文问:“这是什么颜色?”

没人理我,孩子们的叽叽喳喳升格为嬉笑嚷叫。

教不下去了,我气急败坏地冲着李老师大叫:“他们没学过红黄蓝吗?”

李老师白了我一眼,走上讲台举起苹果卡片唱道:“这是什么颜色?”

孩子们齐声高唱:“是红色,是红色!”

李老师又举起黄香蕉唱:“这是什么颜色?”

“是黄色,是黄色!”歌声嘹亮,震耳欲聋。

我愕然。

原来学生只懂中文歌不懂中国话!

这算哪门子的教学法?

我越来越紧张,今天的“绿紫橙”怎么教?用中文?学生不懂。用英语?教学规定不允许。唱着教?刚才只听见他们唱着复习,不知道教的时候该怎么唱。

顾不得多想,我举起绿色卡片,学着孩子们刚才的音调唱到:“是绿色,是绿色。”

底下一阵哄笑,我心一横,脸一绷,提高了声音坚定地唱:“是绿色,是绿色。”

有人跟着唱了,笑声停了,我一遍一遍唱,直到所有的孩子整齐地跟着我唱起来。

此时我挥着绿卡片唱道:“这是什么颜色?”然后示意大家:“是绿色,是绿色。”

“这是什么颜色?”

“是紫色,是紫色!”

“这是什么颜色?”

“是橙色,是橙色!”

试讲课结束之前,我带着孩子们把绿紫橙三种颜色唱完了。

这个学校没有聘用我,回想当时的情景,应该是那个不友好的李老师从中作梗。课堂上学生听得懂中国歌听不懂中国话,导致我的试讲打了磕绊,这不是我的错,而是李老师的荒唐教学法所致。听课的美国人不知其故肯定得问李老师,她当然不会以实相告,一句“没有教学经验”便足以砸掉我的饭碗。

第三家面试的是一所中文学校。学生大多是在美国出生长大的中国孩子,他们的父母担心孩子丢了文化忘了祖宗,自己又没时间教,所以送孩子到这儿来补习中文。

中文学校给我一本汉办编的课本,告诉我选一篇试讲,时间半小时,其它没有要求。翻了翻课本,跟国内的中学课文差不多。

我选了一篇《矛和盾》,怎么写教案可真犯难了,学生在美国长大,会说点中国话却不怎么认识中国字儿......想来想去,我只好按照国内教语文的套路写教案:朗读课文,划分段落,找出生词和特殊句型再解释。

走进试讲的房间才发现,听讲的不是学生而是十多位中文老师。

我的神经顿时绷紧。

“你用幻灯片吗?”一位戴眼镜的男老师和气地问。

“不用......不知道这儿有幻灯,没准备。”怎么没人告诉我有幻灯呢。

“那你准备别的教具了吗?卡片、图画什么的。”眼镜儿老师继续提醒。

“都没有,我不知道可以用教具。”我忽然觉得,在美国我根本就不会讲课。

“好了,开始吧。”貌似主持的老师示意我开始。

我心绪已乱,干巴巴地背着准备好的教案,自己都觉得索然无味。众老师的眼神告诉我,我的声音令他们昏昏欲睡,大家唯一的期盼是我快点背完。

中文学校没有录取我。我明白自己最大的欠缺是,没有在美国的课堂教学经验。如果不尽快把这个环节补起来,别说找不到工作,就是真有学校聘我,恐怕我也拿不下来。

我决定先到叶老师的学校做志愿者,取得相应的课堂经验,至少知道美国的老师怎么教,学生怎么学,再去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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