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了我的诉求，叶老师总结道，你是本末倒置。别人修完教育学才能考教师执照，修教育学的过程包括一个学期的课堂实习。也有人当了好几年非正式教师才考到执照，大家拿到执照的时候，都有了一定的教学经验。你呢，什么经验都没有就考执照，执照倒是有了，可你不知道怎么教！
其实也算不上本末倒置，只是我的教学实践是在中国完成的，两个国家版本不同，所以得从头来过。
叶老师所在的外语学校在底特律城里。由于历史的原因，城里的白人1997年后陆续迁出。现在城里居住的大多是黑人，所以这个学校的学生基本上是黑人。
叶老师介绍说，学校设法语、德语、西班牙语、中文和日语五个语种。从幼儿园到八年级，每个年级都有五个不同语种的班级，学生从幼儿园到毕业一直学习同样的外语。班主任一般由教外语的老师担任，从一年级跟到五年级，六至八年级的外语课则由专门的外语老师担任。
9月初的一个上午，我跟着叶老师到她的学校参见校长。校长是一位打扮入时的黑人女士，看上去有四十多岁，但实际已年过六旬。
审阅了我的执照，校长什么都没问就对我说，“你去四年级教中文吧。”
以为听错了，跟叶老师确认一遍，没错！让我直接去当中文老师。
我着实吓了一跳。本以为实习只是帮老师改改作业，辅导学生什么的，领导却拿我当作独当一面的老师委以重任了。我哭笑不得，不知道该庆幸还是该叫苦。
转念一想，作为一校之长，她既然敢把学生交给我，我一个不拿工资的实习生，我怕什么？又出不了人命！
忽然想起在李老师班上唱着教中文的经历，不知道这个班的前任中文老师是唱着教，还是说着教的，要是我衔接不上，下不了台怎么办？
听了我的疑虑，校长答应我先去别的中文老师班上听几节课，再给学生上课。
“记住！在你的课堂上，你是老板，你有权决定一切。”领导善解人意地为我打气。
周二上午，我到冯老师的二年级班听课。
“起立！”“坐下！”“手背好！”随着冯老师语气严厉的指令，二十多名可爱的黑人小朋友整齐地起立、坐下、手背好。
“现在我们复习上学期学过的诗。锄禾日当午......”冯老师起头，孩子们响亮而清晰地背起了《锄禾》。
真不愧是外语学校！我暗暗叹服。
“今天我们学习第一课《我的家庭》，现在跟我读课文。”冯老师带着大家一句一句往下读。
课文不长，大体是我家有几口人，爸爸、妈妈、哥哥、姐姐和我之类。学生跟读了几遍便自己齐读，分组轮读，单个读。读啊读啊，声音从含混磕绊到清楚流利，我闭上眼睛听，这简直是中国孩子在读中文。
下课了，家庭作业是背课文。这节课学生的嘴巴基本上没闲着，从头至尾都在发声。忽然想到一个问题，孩子们知道他们读的是什么意思吗？他们会用自己读过的词和句子吗？冯老师为什么不解释？为什么不教大家用这些句子？没敢问，但愿这节只是朗读课，下节课会给学生讲课文。
周三下午，到八年级的张老师班上听中文课。
八年级相当于初三，二十多名吃汉堡薯条长大的黑人青少年，人高马大，肌肉发达。
张老师慢条斯理地从包里掏出本子，把上面的中文词汇抄到黑板上，每个词上面都注有拼音，旁边还有对应的英文单词。
“Copythesecharactersonyournotebook，please.”张老师要求大家把黑板上的词抄在本子上，讲台下无人理睬，学生们有的聊天，有的发短信，有的做数学题，还有的干脆睡觉。
黑板被写满后，张老师用教鞭指着中国字带大家朗读，跟读的寥寥无几，声音低得像蚊子哼哼。无奈何张老师点名要学生读，被点到的竟摇头说不会。
我为张老师捏了一把汗，她却面带微笑不急不火，继续给学生讲这个字怎么写，那个字怎么发音......讲台下，二十多个青少年继续聊天、发短信，做数学，打呼噜。
下课后，我问张老师，为什么课上学生不好好学？为什么面对这样的状况她不着急？为什么二年级的孩子中文读得挺好，到了八年级年反倒不会读了？特别是，如果多数学生中文考试不及格，你怎么跟学校和家长交待？
张老师一一耐心解释：“八年级学生要参加学区的升高中统考，学习压力很大。英文课、数学课、科学课都是必修课，自然要全力以赴。学中文又难又费时，跟升学还没关系，谁会这个时候在这儿瞎耽误工夫。”
“学生不学，我着急上火有什么用？这又不是我能改变的。我来这儿讲课，学校发我工资就行了，学不学是他们自己的事。”
“低年级的孩子把读中文当成做游戏，所以读得起劲儿。高年级学生压力大想法多，自然没有情绪做这样的游戏了。”
“至于考试，试卷是我出的，我自然有办法让他们及格。”
我明白了张老师为什么压力不大——出简单的试卷，把考题提前透露反复练习，没准连答案都公布了......既然学生、家长和校方都不把中文课当回事，她又何必较劲呢——我理解张老师的想法，也无可厚非吧。
从低到高听了两堂课，教学方面没什么可借鉴的，倒是平添几分忧虑：迄今为止，我见到的中文教法不是背就是抄，这会把中文教学推向死胡同，我决定自己琢磨教法。
拿到的课本是汉办编的，前言注明针对16岁左右青少年，可四年级学生才八九岁。课文的内容更是莫名其妙，什么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付房租、兼职.....这哪儿是美国小孩儿能理解的概念，明明是为在中国的外国留学生准备的。不知是哪个二百五决定使用这样的课本！
我想明白一个道理：语言是用来表达和交流的，不是背给谁看的。我决定本着这个原则，重点教学生使用中文。
周四上午，我开始了在美国的第一堂中文课。一进教室，20张黑色小脸上，20对儿圆睁的眼睛兴奋地盯着我，班主任莫妮卡女士向孩子们隆重介绍新老师。
我打开课文《在图书馆》让学生齐读。这是他们学过的课文，孩子们读得很起劲。
我问谁能用英语解释课文的内容，教室里一下安静了，大家面面相觑，无人应答。
“可是”“然后”“安静”“喜欢”，我从课文里抽出几个单词写在黑板上，让学生齐读，无人出声。
尽管有精神准备，我还是感到悲哀——这是驯兽式教学法导致的结果：孩子们只知道这些方块字连成串的时候怎么读，不知道把这些字单独抽出来，怎么发音，更不知道他们发出的声音在表达什么，马戏团的狗狗能做同样的事情。
我把课文里的词抄在黑板上，对应的英文写在旁边，逐个用英语解释它们的意思和用法，然后让学生复述，确认大家听懂记住了，我再把这些词放回课文，让学生逐句朗读，逐句解释。
第一节课结束的时候，不少学生能用英语解释课文了。
第二节课，我让大家模仿课文中的句型造句。比如课本上是“图书馆很安静”，学生造句说“我家很安静。”课本上有“我喜欢读书。”学生说“我喜欢唱歌。”造句帮助孩子们准确地理解了“安静”和“喜欢”。
不知对我的教法感到新鲜，还是觉得用中文对话很了不起，孩子们兴奋异常。每当我问谁能用这个词造句的时候，他们不光小手举得高高的，嘴里还连嚷带叫：“Me!Ms.Tang!Me!”
“Shutup!”一声尖厉的呵斥。
见学生喧哗，莫妮卡以为他们在捣乱，便跳起来维持秩序。因为我是实习生，我上课的时候班主任必须在场，课堂纪律由她负责。
两个小时的中文课结束了，莫妮卡冲我伸出大拇指赞道：“youareagreatteacher!“
没想到我的第一堂中文课会有这样的效果！
这是我到美国以来，第一次获得成就感。想到几次面试的失败，被平反的感觉令我惬意非常。
这所学校有个规矩，只要不违反法律，老师有权决定教什么怎么教。校长第一天就赋予我掌控课堂的权力，这等于给了我一块试验田。我决定利用这机会，好好摸索在美国教中文的路子。
甩开不着四六的课本，我教孩子们用“说，唱，吃，喝，写，读，走，跑，要不要，喜欢不喜欢，高兴不高兴，好坏，知道不知道”等表现行为和情绪的动词形容词造句。还把他们生活中常用的词汇用中英文打印成册，发给大家当教材，重点组织学生解词造句，用中文对话交流。
我的课堂上，鲜有方块字的抄写，少见齐刷刷的朗读，常见孩子们争着造句，抢着翻译。每当大家兴奋过度的时候，莫妮卡就会“嗷”地一嗓子，为燃烧的课堂气氛浇点凉水。
一天上午，教室里的中文对话正进行得如火如荼，忽见孩子们眼里闪着异样的光彩，噪音小了，手举得特别齐整。我下意识地向前望去，只见校长端坐在教室的后排，莫妮卡不见了踪影。
校长的到来使学生的表现欲空前高涨，大家发言更踊跃，声音更洪亮，正确率更高，人人超水平发挥，我不失时机地用中英文表扬他们......
下课的时候我发现校长已经消失，莫妮卡又出现了。她表情夸张地告诉我，校长说你真的是个Greatteacher。
接下来的事儿让我大为不安。我听过课的张老师、冯老师和隔壁教室的梁老师先后跑来告诉我，校长要求中文老师都来听我的课，他们会找时间坐在我教室的后排看我上课。
我非常不想让他们听课，同行是冤家，何况我的教法离经叛道，连课本都没有，谁知他们听了会生出什么事端。我忙说自己不会教，只是跟学生练练对话，校长看见课堂热闹，误以为我教得好，恳求他们不要来浪费时间。
几位同行还是分别溜进我的教室听了会儿课，让我不自在了几次。
校长叫我到她的办公室去一趟。
我的担忧不无道理，一位听过课的老师告了我的刁状，说我上课不用课本，不写汉字，纯粹是误人子弟。校长想听听我的解释。
中文课怎么教，我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于是我慷慨陈词：
语言的学习方法应该是“听”“说”“读”“写”。听得懂和说得出是起码要求，读和写必须建立在听和说的基础上。中国国内的语文课堂强调读和写，那是因为学生在进入学校之前已经能听会说，他们学语文的目的是写文章和认汉字。美国的学生则不同，他们听不懂也不会说中文，在这种情况下，照搬中国语文课的教法，一味地让学生背课文写汉字是不合适的。
我已经发现不少学生课文读得烂熟，汉字写得工整，却不知道自己读的写的是什么意思，更不会用中文交流。长此以往，语言失去了它的表达功能，学外语就成了纯粹的表演。我的中文课偏重造句和对话就是想纠正这样的错误，让孩子们学了中文就能用。等学生有了一定的“听”“说”基础，养成了用中文交流的习惯，我自然会加强他们的中文读写。
校长频频点头：“继续你的尝试。Ms.Tang，我非常赞赏你的做法，全力支持你的探索。”
午餐时间，莫妮卡带领学生去餐厅吃饭。我拿着自带的饭菜，去隔壁三年级梁老师的教室用微波炉热饭，顺便跟她聊天。
梁老师是湖南人，在加拿大美国上学后辗转来到这所学校教书。从她嘴里得知，这里的班主任都是全科老师，要教外语、英语、数学、科学等五六门课程。每天从上午八点半到校，至下午四点半离校，学生的课堂教学及吃喝拉撒都要管，工作压力很大。
她不无嫉妒地说，你在莫妮卡的班上教中文，让她捡了个大便宜。
原来，莫妮卡不懂五门外语中的任何一种，因为跟校长是非洲老乡，破格当了班主任。她班里的中文课一直由梁老师代教，作为交换她替梁老师教数学。
“她的数学一塌糊涂，因为数学过不了，她的教师执照考了好几年才拿到。”梁老师吐槽，“现在外语课你替她教了，她也不用替我教数学了，舒服死了。也好，我们班的数学课也让她糟践的够呛了。”
控诉完莫妮卡之后，梁老师解释说，美国的黑人跟白人不一样，完全是两种文化。莫妮卡就是典型的黑人妇女，偷懒，占小便宜，老想让别人替她干活。“跟莫妮卡千万别客气，越客气她越欺负你。”她说。
不知莫妮卡真的差劲，还是梁老师跟她有什么过节，但这位黑老师的数学课我确实印象深刻。
一次我坐在教室后面改作业，莫妮卡在教数学。不经意一抬头，见黑板上写着一道数学计算题：4x627，定睛一看，还是4x627。
这道错题堂而皇之地展现在黑板上，从上午最后一节课到下午放学。我大为诧异，不仅为莫妮卡的数学水平，更纳闷的是全班20多名学生，竟没人对此提出异议——他们最大的乐趣就是纠正老师的错误：
上语文课的时候，我用完马克笔要是没盖笔帽，学生会异口同声地嚷“盖笔帽！”刚来的时候我说“看黑板”，大家便七嘴八舌地说“你不能说blackboard（黑板），只能说board(板)”。我以为他们在捣乱，莫妮卡解释说因为我们的皮肤是黑的。我恍然大悟，看来这个词儿涉及种族歧视了。确实我用的也不是黑板而是白色的玻璃板，马克笔写出的字才是黑的。由此我脑子里多了根弦儿，凡是涉“黑”的词，都得慎用。
这会儿黑板上的错题没有受到质疑，我相信不是孩子们惧怕莫妮卡，而是她教出的学生跟她一样“数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