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走回旅馆。在门口时，我突然发现黄桂丽从旅馆边的那家烟杂店走了出来，她一手拿着两包烟，一手撑着一把花雨伞，步履匆匆。由于她怕被雨水淋着，花伞撑得很低，故而没看见我。我看见她人闪进对面另一家也是私人开的小旅馆。某种下意识驱使着我跟在她身后进了那家旅馆。
黄桂丽穿过旅馆的通廊。通廊很长，两边是门对着门的客房。就是没有像我住的旅馆有大客厅。里面似乎很静，也没看到旅馆的主人。黄桂丽走到通廊的尽头朝底间走了进去。我跟了过去。底间门半开着，里面申副总三个人和毕程坐在一起，正和此前我只见过一面的新桥水产批发行的白老板在商议着什么。里面原是个小客厅，摆着一溜的木沙发，在他们面前都放着茶缸和烟灰缸，里面烟雾缭绕，黄桂丽把两包烟放在茶几上。他们继续在商谈着，我听不清他们商谈的话，但我敢肯定他们是在商谈着与咸鸭蛋有关的内容。
我顿感恍惚，他们为什么要躲到另一家旅馆，为什么要躲着我，却让一个是陪吃陪玩而且是最后到这里的女流之辈的黄桂丽参与。很显然，他们背地里一定有什么见不得人的计划在悄悄进行着。难怪毕程要尽力甩开我，彻底割掉我这条尾巴。我有种被愚弄和被欺骗的感觉，我无法再忍受！于是，我冲进屋去，毕程和申副总三人及黄桂丽一见是我，都惊愣着看着我。毕程更是现出一脸慌张之色，好久才返过神来说，你跑到这里来干什么？
谁规定我不能跑到这里来的？我说。
这是人家的旅馆。毕程顿了顿神说，我们是在另外一个地方商谈另外一条生意上的事。
我看了看水产批发行的白老板一眼，说，毕程，你这话只配去说给三岁的小孩子听。
反正是与咸鸭蛋的业务无关。毕程极力掩饰着他这见不得天日的勾当说。
我指着申副总说，他们可是我介绍和带过来的。我是他们的第一介绍人。你让他们说，我有没有权过问与咸鸭蛋这个业务有关的活动。我从兜里拿出那份随身带的侨港公司合同的复印件，说，上面有一条：双方在执行本合同期限内，要诚信经营，不得有欺诈、隐瞒对方的行为。这可是他们公司洪总裁亲手拿给我的。
申副总在复印件上扫过一眼，说，这是复印件，不是原件，对我没有约束力。我出外在此，一切经营活动是由我说了算。我愿意跟谁做和不愿跟谁做，我有权力做出我的选择。
我说，但我是根据你们侨港提供的这份合同出来为你们跑业务的，你们也是根据我这份提供的信息来到这里，并且根据这份合同的母本再签订了一份子合同，而且这份子合同正在履行之中。你们怎能背着我另搞一套？
现在你这份复印件一文不值。申副总说。
一文不值！好！？——世上只有你这种狼心狗肺的家伙——船过水无痕的人才会说出这种昧天良的话。我谴责申副总说，我介绍你们进了洞房，你们却把媒人一脚甩开。
我怒不可遏！顺手抓起靠近我身边的一只靠背椅向申副总掷了过去。申副总眼疾手快，闪开了。申副总这时也抓起茶几上他们正在喝的茶杯向我扔了过来，被我闪过了，我又抓起一把扫帚向他扫了过去，这下，申副总没能躲过，只听到他怒叫一声：不好！人躲到毕程身后去了。这时，我把连日来在这儿所受的窝囊气都化成了拼命三郎的拼劲，毕程见我见茶杯就砸，见牙缸就扔。他也抓起一只烟灰缸朝我砸了过来，我躲闪不及，那烟灰缸砸在我手臂上。我的手臂顿时鲜血如注，鲜血把我彻底激怒了，我看见茶几下有两只装满开水的热水瓶，我顾不得手上的疼痛，揭开瓶盖，一手一只提在手上，左手一只的开水朝毕程和申副总迅速泼去。刹那间，我听见毕程和申副总发出了一阵鬼哭狼嚎般的惨叫，那凄厉的惨叫声简直能把这座平屋旅馆的屋宇掀翻。屋里的人也随之惊叫起来，但就是没有人敢靠近我，因为我手上另一只冒着热气腾腾的热水瓶似乎在向世人显示着令人心惊肉跳的威慑力。常言说，软的怕硬，硬的怕不要命。我敢说，此时谁敢靠近我，我就会把这一瓶开水拨向谁。不要命的你才来吧！我往日教书育人的书生斯文样子已经荡然无存，耳听那种哇哇大叫犹如救命声给了我一种少有过的快感。我怒吼着，咆哮着，像一头发疯的雄狮。我握着热水瓶准备再开杀戒地向他们冲了过去，毕程和申副总及在座的人在一片惊叫声中四处逃开，然后逃出屋外。这时隔壁几位房客和旅馆的主人，还有旅馆周围的群众大抵是听到了这里的惊叫声都赶到了这里。
毕程想再冲进屋来，已被外面的人阻住。毕程捂着被开水烫伤的身体，指着一片狼藉的小客厅对围观者和旅馆老板说，这家伙，发疯了，在这里乱打乱砸东西，你们快帮我制服他。
我扬起正流着鲜血的手臂愤怒地反驳他，毕程，你血口喷人——我忍住疼痛，当众怒斥我怎样介绍客商到这里来，签完合同后，毕程开始怎样甩开我，又如何瞒着我躲到这里和客商谈生意，想另搞一套，恰好被我在这里抓了现场……我的怒斥声在小客厅里回荡，在所有围观者中引出一阵阵唏嘘的同情之声，接之，是一片哗然。虽然如此，但大家也许囿于是邻里都不敢开口声讨毕程的这种背信弃义。后来，倒是店老板开口说话了：
老毕，算了吧，做生意做到这样反目成仇，就没有多大意思了。不管怎么说，他也是你老婆家乡来的客人，人家千里来到我们这里，我们理应以礼相待，哪能这样对待人家。我们水乡人历来不欺生，不做背信弃义的事，不吃不明不白的钱。我要是知道你们是为了甩了人家才上我旅馆来谈生意的，我就不会答应你们上这里来。
毕程脸红耳赤起来，对着陆续聚来的围观者支吾其词，最终，说了一句，我去叫派出所的人来。然后从围观人群中钻了出去。
围观者见毕程走后，有人为我包扎手臂上的伤口。是外伤，无大碍。大家继续问起我来。此时，我已不再照顾什么面颜了，我无所顾忌地向众人和盘托出事情的真相。从围观群众的谴责声中，我发现毕程从我们老家溃败回到这里已有五六年了，但在本土本乡人们的心目中形象并不好。人们对他最大的不满是自从女儿去年找了个派出所警员的女婿，就开始忘乎所以，仗势欺人，不时有欺负乡人和邻居的事发生。听着人们对他的谴责，我耳边记起了《红楼梦》中那句“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的警句。
就在我还在和围观者交谈时，任吉岗匆匆赶了进来，他二话没说，拉过我就往外走。到了外边，任吉岗才说，何必呢？何必呢？当着这么多看热闹的人说话，毕程和一家人以后还怎样在这里生活下去？
我说，他欺人太甚。我也是被逼无奈，才向大伙儿伸冤几声。
但说到底，他还是我们青佛县的女婿，是在我们那儿出生长大。任吉岗叹了叹声，说，你在这里大闹天宫，搞“反营”，让毕程下不了台，对你对我都不好嘛。我们这次出门来，还不是为了能赚几个钱。你这样一闹，我们这次的生意就真的彻底黄了。
到这种时候了，你还想着那鸟生意。我说，这鸟咸鸭蛋的生意我不做了，我们回到旅馆，把这次出来的账算一算，然后，我就回去。
也只能这样了。任吉岗回答说。
我和任吉岗回到我们的客房。黄桂丽刚才经历的一脸惊惶还未退去。她半带责怪半带惊讶的口气对我说，你呀，一发起火来，还真天下无敌。
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我说了她这样一句。
她见我怒起脸来，拍着她的缨红小口说：我怕了你，就当我这话没说。我说，要不是你们今早没背着我几个人串通一气，被我逮了个正着，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事。
黄桂丽极力辩解说，这事和我没一点关系，我也不知道他们去那家旅馆是要谈生意。我问你，是谁告诉你我和毕程在那里的？
我没有告诉她，是我自己看到她出来卖香烟才跟了去的。我还没有傻到这个地步。人有时是要给对方留下一点悬念，都说尽了，一切就没有味道了。
我们在客厅坐了下来。
任吉岗转对黄桂丽说，这生意在这里已经无法做下去了，我们还是准备撤退吧。
为什么？黄桂丽不解地说。
任吉岗指着我说，他已经准备走了。
你想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惊动四邻，我们还呆在这里就是吃金吐银，都没有意思。
那我姐夫一行人去临泽湖也是白去了。黄桂丽脸上现出一脸的不甘和沮丧。
当然。任吉岗说。等下，我打电话给你姐夫，告诉他这里情况有变，这生意不做了，叫他干脆从临泽湖那儿返回老家去，就不要再来这个鬼地方了。
我们呢？黄桂丽又问
我前两天不是告诉过你，等做完这个生意，我们还要到我北方一个朋友那里联系玉米生意吗？现在只好提前走了。
也好。黄桂丽用不满的目光盯了我一眼，似乎在责备我把这快到手的钱给搅丢了。
任吉岗回过头来对我说，我估计，侨港方经刚才这一反营，他们可能都在毕程家，我现在就上毕程家，和他们商量把各自押在毕程那里的二十八万元支票都退了，双方合同也各自撤回。然后各走各的路。任吉岗对我说，你在这里等我，不要再到毕程家去，省得双方见面再闹反营。我和他们说完事回来，再与你把账给结了。
我说，我哪会再去毕程那里。你去吧，我在这里等你。
任吉岗起身，黄桂丽也跟在任吉岗身后去了。
他们去了大约半个小时，俩人重回我这里。
任吉岗对着我说，还好。事情办得很顺，侨港方同意我说的。任吉岗把二十八万元那张支票展开，再把前几天签订的那张合同展在我面前。这张合同我是认得的，因为上面也有我的亲笔签名。我说，要把这张合同销毁掉吗？
可以。任吉岗回答我说，现在是废纸一张。你亲手把他销毁了吧。
我拿了起来，先把它们撕成几段，再撕成碎片，扔进了垃圾篓里。
任吉岗看我做完这事后说，我们之间也没啥账可结的。这样吧，你和邢守民来时的账你们回去碰面后两人才去算。我和黄桂丽来的账，就由我和黄桂丽来算。我们各自付出多少各不相关。你看这样可以吗？
我点点头表示同意。我说，只不过我带出来的钱只剩下三百多元。我交完这几天的旅馆费，手上就所剩无几了。我现在连回家的路费都是个问题。
这样吧，这里的旅馆费等下我去结账一并把你给交了。我另外再给你一千元，够你在上海卖张机票回去，可以吗？
这已经是你帮了我个大忙了，要不，我真要做乞丐讨饭回去了，我不知要如何感谢你的大恩大德了。我向任吉岗躬了躬身。
别说这样的话。谁叫我们是同乡出外的。任吉岗摇了摇手说，我第一天见到你时，我就对你说过，我们出来，粒米同餐。
任吉岗说完，转身去和旅馆老板结了住宿费。回来后把发票撕下一张递给我，说：你有四天没交，我都交了，你看有没有错。
我看了一下说，没错，我是四天没有交。
同时，任吉岗把一千元钱放到我的手上。我感动得差点流出泪来。
接之，任吉岗对黄桂丽说道，你去把行李整一整。我们坐中午的汽车去徐州，然后乘火车去找我北方的那位朋友。
黄桂丽这就去了。
在此间歇，侨港的孙女士也进到旅馆来，孙女士带着一脸还没消解的怨气，因此没有和我及任吉岗打招呼。她径直进了他们三人的客房，收拾完三人的行包提了出来，和我们不辞而去。
任吉岗这时问我，许老弟，你打算什么时候走？
我说，我等下也走。任吉岗说，我也去整理一下我的行头。说完他走进他的客房，我也进到我的客房收拾起我的行包。
我提着行包出客房时，黄桂丽已经拎着她的那只红皮箱等在客厅上了。她见到我，杏眼大睁说，没赚到钱，还赔了我十天的功夫。都是你这个“搅水蛇”把整潭水给搅浑了。
我说，是我不好，我现在向你道歉。你就别再怪我了，好不好。
她咧口笑了笑说，我是说一下，也不真怪你。转口问我，你想往哪儿走？
我说，你这不是明知故问吗，我当然是走上海了。
我跟着你走！黄桂丽对着我笑出声来。这是我和她相处以来第一次看到她的笑靥。我说，你这是跟我在开国际玩笑。这时，任吉岗已提着行包走到我们的跟前。黄桂丽对着任吉岗说，我要跟许老师走，他不要，我只能跟着你去北方吃玉米棒了。
罢！罢！我今年都遇上这种倒霉事，尽碰上你们这些人情债。我不还你，谁会还你？任吉岗带着几分调侃的语气说。
我们三人走出了旅馆。走到街上，谁也没提出要到毕程家辞行，谁也没回过头去看一眼毕程的家。也许，这里留给我们的不愉快、痛心、遗憾和失望太多太多了吧。
我们三人就这样结伴向新桥汽车站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