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现在请您判断：如果是奇人，大概会耸耸肩，叹口气，照旧生活下去；可是我，由于不是奇人，就要想悬梁自尽。我的妻子深深固守老处女的习气——爱好贝多芬、夜游、木犀草、和朋友通信、纪念册等等，——所以她对于任何其他生活方式，特别是对主妇的生活，怎么也习惯不了；可是，一个已婚妇女摆脱不了这莫名的烦恼，每晚伸着脖子唱《你不要在黎明时分叫醒她》，太让人哭笑不得了！”
房间里很静。
“就这样，我们享了三年福；第四年索菲亚因为生产而死了，这也奇怪，我好像早有预感——她不会赏我一个女儿或儿子，赏给大地一个新居民。她出殡的情景，我记得非常清楚。那是春天。教区的礼拜堂不大，也很旧了，圣幛都发黑了，墙壁什么装饰也没有，砖地有好几处都破损了；每个唱诗席位上都供着一个古老的大圣像。棺材抬进来了，被安置在圣幛正门前的正中央处，罩上了褪色的盖棺布，周围摆着仨烛台。仪式开始了，一个苍老的教堂执事后面拖着一个小小的发辫，低低地系着一条绿腰带，在诵经台前悲哀地诵读经文；神甫也老了，慈眉善目的，穿着黄色花纹的紫色法衣，担当助祭做着祈祷。
“窗子大敞着，垂枝白桦的嫩叶在那里簌簌摇曳着；院子里飘着草的香气；蜡烛的红火苗在明丽的春光中显得非常淡了；整个礼拜堂里都充斥了麻雀叽叽喳喳的叫声，时不时从圆屋顶下飞进一只燕子来，带来悦耳的啼鸣。在金色的阳光下，几个农人那淡褐的头敏捷地起伏着，正在热心地为死者祈祷，香炉里冒出一缕淡蓝色的烟雾。
“我看了看我的妻子那死气沉沉的脸。……我的天啊！就是死神来了也没把她深重的创伤解脱：脸上依然是胆怯、沉重、隐忍——好像进了棺材也还不自在。……我心头充满哀痛。她是个心地善良的人；可是为她着想，还是死了更好些！”
说话人这时脸颊通红，目光黯然。
“终于，”他又继续讲述，“我从过度的悲伤中摆脱出来了，我准备去开展所谓的事业。我在省城就了职，但在机关的大办公室里，我觉得头痛得不行，视力也下降了；也正好有机会，我就辞了职了。我打算去莫斯科，可一没钱，二……我什么也不在乎了。我跟您说过了，我与世无争，这是偶然也是必然：在精神上，我早就与世无争了，可我的脑袋还不肯低下去。我认为我淳朴的思想感情，得归功于多村生活及遭遇的不幸。
“嗯……另一方面，我早就注意到了：我的大多数邻人，不论长幼，最初由于我有学问、出过国、以及我的教养之优秀而更加感惶惑，现在不但已经习惯了，居然开始对我粗暴或者轻视起来，不再悉听我的议论，对我的意见也不以为然了。
“我还忘了告诉您了，在我婚后的第一年里，因为寂寞难捱，我曾尝试写作，还给一个杂志社寄了一篇文章，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那是部中篇小说；过了不久，我收到了编缉的一封信，信写得十分礼貌，其中有这么一段，说我的智慧是无可否认的，只是缺乏天才，而文学中要的就是天才。
“还有，据传闻：有个过路的年轻人，他很善良，来自莫斯科，在省长的晚会上顺便批评了我，说我江郎才尽不值一提。但我仍是半信半疑，特别是对自己，怎么能打耳光呢？终于有一天早晨，把眼睛睁开了。
“是这么回事：县警察局长来我家了，他要我注意领地里那座坍塌的桥，而这是我肯定没财力修好的。这个宽宏大量的秩序监督者吃了一块鲟鱼干，喝了杯烧酒，同时又用长者的口吻责备了我的疏忽，当然也体谅了我的境遇，并给我出了主意——让农人往上堆些粪料就成了；后来他就抽着烟跟我谈论即将举行的选举。
“那时有个叫奥尔巴萨诺夫的人，正在企望着贵族长这个荣誉；他是个耍嘴皮子的人，贪污成性。并且他既无德又无‘财’。
我说了对他的看法，十分尖刻，因为我确实是看不上他。县警察局长听了亲切地说：‘唉，咱们是不该议论人家的，咱们不配，安分点吧。’‘得了吧，’我反驳：‘我跟他有什么不一样？’局长把烟斗从嘴里抽出来，瞪大了眼，忽然哈哈大笑起来。‘哈哈，你真好玩，’他笑出了眼泪，对着我说；‘说出这般幽默的话来……’一直到他走，他一直嘲笑奚落我，甚至对我直呼其名。
“他走后，我在房间里来回来去地走，又站在镜子前，看自己那张难为情的脸，吐出舌头，苦苦地摇头。我终于把眼睛睁开了，没有睡梦与云雾挡着我了，我看清了自己——无聊、渺小、没有用而不奇不特！”
说到这儿，他停了会儿。
“在伏尔泰的一出悲剧里，”他十分悲凉地接着说，“有一个贵族因为达到了不幸的极点而备感欢欣。虽然在我的人生历程中没有什么悲剧事件，但说真的，我体味过这种心情，我真享受到了那种冷酷绝望中的毒辣狂喜。我曾在床上无所事事地躺上半天，诅骂自己的生辰，每每这时深感甜蜜无比；我还不能马上做到与世无争。
“而这明摆着的，您看，贫穷把我困在了可恶的乡村；产业、职务、文学——都离我而去了；我与地主老死不相往来，书读得没意思了；至于那些时髦、敏感、饶舌、狂热的小姐们，也不再对我以正眼相待了；我也不善于，而且也不能不靠近人间烟火。
……于是我便去邻里串门儿闲逛；我好像真的自暴自弃了，诚心招惹鸡毛蒜皮的麻烦与屈辱。
“吃饭时，仆人送饭常常漏掉我，谁都看不起我，更不在意我，甚至还不让我加入他们的谈论，于是我就故意站在屋角，老实地随声附和，其实在莫斯科的时候，他们都不配给我提鞋！我居然麻木了，在嘲讽之中甚至还有了快感。……唉，得了，在孤寂之中还谈什么讽嘲呀！您瞧，我就是这么不好不歹地过了好几年，一直到现在……”
“真不像话！”隔壁的康塔格留兴先生迷迷瞪瞪地抱怨着，“哪个傻瓜半夜三更地聊天呢？”
聊天的人马上缩进了被窝，怯生生地伸着脑袋看，又立起一根手指警告我。
“嘘……嘘……”他低低地发音，似乎是在给隔壁的人赔不是，“知道了，知道了，对不起……”接着又补充道，“应让他睡觉，他需要睡觉，他要恢复体力，那样明早吃东西，他会特别如意。咱们没有权利打扰他。何况我想说的，几乎都说完了；您可能也想睡了吧？晚安。”
他倏然转过脸去，把脑袋埋进了枕头里。
“起码让我请教您贵姓大名……”我要求。
他伶俐地抬起头。
“免了，看在上帝的面儿上，”他打断我，“请您别问了，也别打听；就让我在您记忆中做个无名氏吧——为命运所伤害的华西里·华西里叶维奇，更何况我不是什么奇人，也不必有什么奇特的名字。……但您一定要给我个称呼的话，那您就称呼……称呼我希格雷县的哈姆莱特吧。无论在哪个县，都有很多这样的哈姆莱特，只不过您没遇到过他们。……再见了。”
他又缩回羽绒被子里。
后来我稀里糊涂地进入了梦乡。
第二天，他很早就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