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炎烈日。
我们打猎回来。
叶尔莫莱困乏瞌着头。猎狗在我们脚边死睡着，任由车子颠动着。马车夫一直举着鞭子轰马身上的牛虻。白茫茫的灰尘像浮云飞烟一样跟在车后……
我们进入了灌木林。
道路越走越坎坷，车轮时时挂带树枝。
叶尔莫莱打了一个激灵，四处望了望，过了一会儿说：“嗳！
这儿准有松鸡。咱们下去吧。”
我们便把车停下了，走到林子密实的地方。我的狗发现了一窝鸟儿。我开了一枪，就在我重新装弹药时，身后响起了拨拉树叶的声音，一个人骑着马朝我走来。
“请问，”他趾高气扬的问我，“您有什么权利在这儿打猎，先生？”这陌生人说话有点鼻音，但吐字非常快，只是句子中间有停顿。
我看看他，有生以来初次见到这样的人。
亲爱的读者，请想像这么一个人：矮个儿，淡黄头发，红润滑溜的狮子鼻，长长的唇胡是火红色的。深红呢顶的尖头波斯帽拉到前额上，差不多把眉毛都遮住了。一件破旧的黄色短上衣，胸前有黑棉天鹅绒的弹药袋，衣缝全都镶着褪色的银带。肩上背了个号角，腰带上挂了把短剑。一匹瘦弱的凸鼻子栗毛马一直踢踏着；两只干瘦的弯腿波尔扎亚猎狗在马边打着转转。
这个陌生人的面相、目光、话音以及一举一动，都显示出狂妄的勇敢和世间少见的傲慢；他那双淡蓝的眼睛，像醉汉一样滴溜溜地转，没有丝毫生气；他仰着脸，鼓着腮，鼻子嗤嗤作响，浑身上下都在震颤，好像是有劲儿使不出来似的——简直是只吐绶鸡。
他又问了一遍。
“我不知道这儿禁止打猎。”我回应。
“先生，”他又说，“您可是在我的土地上呀。”
“好，我立刻就走。”
“不过请问，”他朝我又发问了，“您是贵族吗？”
我自报家门。
“那么，请您打猎吧。我也是贵族，非常高兴为贵族服务。
……我叫邦捷列·且尔托拨哈诺夫。”
他把身子弯下，大喝一声，抽了一下马脖子；那马摇着脑袋，用后腿站起来，冲向一旁，正好踩在了一只狗的脚上。那只狗登时尖叫起来。
他又有点火儿了，一边乱七八糟地骂着，一边打了一下马的两耳之间，飞速从马上跳下来，观察狗的伤，又冲它吐了点唾沫，踢了它的肚子一脚，喝令它不要叫。然后抓住马鬃，把一只脚伸进马镫。那马昂头翘尾，侧着身子直跑；他就单腿跳达着跟着它，而后终于跨上了鞍子，发疯般吹着号角跑走了。
他的忽然而至与猝然而去让我非常惊讶，就在这时，一个四十岁的胖男子骑着一匹小黑马不声不响地出现了。
这人站定后，摘下绿色皮帽，用尖细柔和的声音问我是否看见一个骑栗毛马的人。我告诉他看见了。
“那位先生去哪儿了？”他依然温和地问我，没有重新戴帽子。
“去这边了。”
“谢谢您啦。”
他啧啧两声，用脚摆了摆马肚，去了我指示的方向。
我一直瞅着他，直到他那顶显眼的绿帽子消失在林中。这两个陌生人的外表真是截然相反。
后者的脸像个圆球，充满羞涩、和蔼与顺从；鼻于也很圆鼓，上面布满青筋——说明也很好色；他已谢顶了，脑后挂了点淡褐色的发卷；小眼睛像一条缝，就如芦苇叶割出来的，让人看了倒很亲切；红嘴唇长得很甜蜜。
他穿着一件硬领铜口的常礼服，虽说旧了但十分干净；他的呢裤吊得极高；在长统靴的黄贴边上露出肥胖的小腿肚。
“这个是谁？”我问叶尔莫莱。
“这个？是吉洪·伊凡内奇·聂道比斯金。住在且尔托泼哈诺夫家。”
“那么，他是个穷人？”
“反正钱不多；不过且尔托泼哈诺夫也是穷得叮当响。”
“那他为什么在他那儿住？”
“他俩特要好，形影不离，……好得合伙穿一条裤……”
我们走出丛林。
忽然，我们近旁跑来两只狂吠着的共恰亚猎狗，不远处一只壮大的雪兔跳进了高高的燕麦垄里。接着出现了好几只共恰亚猎狗和波尔扎亚猎狗，且尔托泼哈诺夫在后面紧紧跟着。
此时，他没喊没叫，也没对狗发号施令。他累得上气不接下气了；只是张着嘴发出模糊不清的声音；两眼突鼓，就要掉下来了；他策马直冲，有点发狂了。
波尔扎亚猎狗追上了那只雪兔，……雪兔蹲缩了一下，迅速地朝后转来，经过叶尔莫莱的眼前，又向树林窜进。波尔扎亚猎狗紧随其后。
“快——跑！快——跑！”着急着慌的猎人囫囵地喊着，“老兄，帮忙！”
叶尔莫莱开了一枪。
中弹的雪兔栽在平敞的草地上，又往上一腾。猎狗冲上去咬住了它。它悲惨地嘶叫起来。其他的狗一涌而上。
且尔托泼哈诺夫像翻跟头似地跳下马来，抽出短剑，跑到狗群中，气火火地骂着，把已被猎狗撕破的免子夺了过来，拧眉屈眼地把短剑穿进兔子的气嗓，直穿到剑柄，……之后，他就咯咯地叫起来。
吉洪·伊凡内奇立时出现在林端。
“咯咯咯咯咯咯咯咯！”且尔托泼哈诺夫又叫了一次。
“咯咯咯咯……”他的同伴泰然自若地应和着。
“夏天其实不该打猎……”我指着那片被糟踏的燕麦对且尔托泼哈诺夫说。
“这是我的地。”他气喘嘘嘘地告诉我。
他把兔子的脚割了下来，分给这群狗吃；把胴体挂在鞍后的皮带上。
“朋友，我破费你的弹药了，”他依照打猎的规矩对叶尔莫莱寒暄。“还有您，先生，”他用那种生硬而断续的声音向我表示，“也多谢了。”
他又骑上了马。
“请问……我给忘了……您贵姓大名？”
我又告诉他一遍。
“能认识您，我十分荣幸。若有机会，欢迎您来我家玩。
……”继而他又愤愤地唠叨：“那个福姆卡到哪里去了，吉洪·伊凡内奇？追雪兔的时候他就不见了。”
“他骑的马栽倒了。”吉洪温和地回答。
“栽倒了？奥尔巴桑栽倒了？呸！……他现在在哪儿，在哪儿？”
“在那边，在林子后面。”
且尔托泼哈诺夫挥鞭打了一下马脑袋，飞驰而去。
吉洪给我鞠了两个躬——一个是自己的，一个是替他朋友的，之后他迈着稳稳的小步，慢慢向林子里走去。
这两个人使我感到非常好奇。两个性情大相径庭的人竟然有着亲密无间的交情——原因何在？
于是我便四处打听，得知的情形如下：
且尔托泼哈诺夫在这一带以凶险、狂妄、傲慢而粗犷著名。
他在军队里混了几日，由于赶上“不快事件”，就退职了，当时是个人人不屑的准尉——“母鸡不是鸟”——太小的官衔。
他出身于曾经富裕的世家；祖先们都十分显赫，依照草原居民的习俗，也就是说，邀请的和没被邀请的客人都招待，请他们大吃大喝，分发给客人的马车夫每三匹马一俄石的燕麦，家里还养着乐师、歌手、帮闲和狗，每逢节日，总是以葡萄酒和麦酒款待众人，每到冬天，总是用自家的马驾着又大又沉的马车去莫斯科，但有时却一连几个月没有一点钱，只靠家禽度日。
到他父亲时，就败落了；挥霍了一生，死的时候，留给他的只是已经抵押出去的贝松诺伏村以及三十五个男农奴、七十六个女农奴，还有科洛勃罗道伐荒原上十四又四分之一俄亩的薄地，可是，在先人的文书中并没有找到关于这地的一丝文字记载。
这位父亲的破产是奇怪的方式导致的，是“经济核算”毁灭了他。
按他的思想，贵族们不应靠商人、市民及其他人活着；他在自己的领地里，创办了各种手艺作坊；“又体面，又便宜，”他常这么说，“这就是经济核算！”这种思想他一生也没动摇过。就是这种思想使他破产了。但他也因此而得到了一个时期的欢乐！他满脑子的古怪念头都得以变成实践。
在他的种种发明之中，巨大的家庭马车值得一提。马车造得十分笨重，虽然他把整个村子的农家马连同马的主人们都赶出来，但还是在第一个斜坡上就失败了。可他没有灰心，嘱咐立块纪念碑在这斜坡上。
另外他还自行设计了一个礼拜堂，没用建筑师帮忙。他把整个树林的木材都弄来烧砖制瓦，打上了地基，真太大了！跟省里的一般大；他垒好墙后建圆屋顶，可圆屋顶掉了下来。他就再建，但又坍落了；第三次造，也失败了。他忽然想到——这事不妙，一定是讨厌的巫术在捣鬼！……于是突然下令：鞭打全村的老婆子。鞭打之后，圆屋顶依然建不起来。
这之后，他便按新计划给农人改造屋子，一切都根据经济核算来；把三家农户筑成三角形聚在一起，中央立个竿子，竿子上装置一只油漆的椋鸟笼和一面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