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主兼猎人亚历山大·米海勒奇·格家的宴会定在8点钟。
当我8点到那时，就已经有很多穿着各种服装的贵族了。主人热情地迎接了我，随后马上又跑回餐室管理员的房间里，他在等一名显贵，心情特别欣悦——这种欣悦对于他的独立的社会地位和富裕是完全不相称的。
亚历山大·米海勒奇没结过婚，他不喜欢女人；来他家的也都是独身。他排场阔绰，花大力量增建并装修祖传的大厦，年年都向莫斯科定购约有一万五千卢布的酒，也受到一般人的极大尊敬。他在很早就退职了，什么头衔也没获得。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使他要这般大张筵席遍请显贵呢？而且每逢这时都兴奋异常？这正如我认识的一个司法稽查官所说，别人问他受不受贿时他回答：不知道。
我和主人打过招呼后，便去各房间走走。客人中几乎没我认识的；纸牌桌旁已坐了二十来个人，其中有两个军人，长相高贵略带病色，有几个文官，系着又高又紧的领带，长着只有果断而安分的人才有的下垂式染色髭须（这些人整牌时神气十足，只是用余光斜视着走近前来的人）；有五六个县城官吏，肚子滚圆，两只胖手出着汗，脚纹丝不动。（这些人言语温和目光快悦，把纸牌紧贴在胸前，出牌时不敲桌子，而是用波浪般的姿势把牌飞送到绿呢桌面上，收取赢牌时只发出轻微的彬彬有礼的声响。）
其余的人或坐或站，或挤在门口窗前；有个年老的女相的地主，站在屋角打着哆嗦，红着脸很难为情地捻弄他表上的坠饰，虽然没人注目他；还有几位先生身穿上等裁缝非尔斯·克留兴所做的圆形燕尾服和格裤，在毫无顾忌地高谈阔论，同时随心所欲地摇头晃脑；有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刻薄地微笑着，一双近视眼，一头淡黄头发，一身黑衣服，样子略显羞赧。
我觉得生疏而寂寞，可忽然有人来招呼我了，他叫伏伊尼春，是个没毕业的学生，现住米海勒奇家，算是……算是什么，很难说清。他枪法不错，还会训狗。我是在莫斯科的时候结识他的。
他属于每次考试都装“木头人”的那种青年，为求音节的动听，人们总是称之为“巴铿巴尔季斯特”。（您可以想见，这是老早的事儿了。）比如，叫到伏伊尼春的名字——在这之前他一直笔直地坐在位子上，满身大汗，眼光四下张望——他站起来，急忙把制服上的扣子系上，侧着身走到考试桌前。“请抽一个考签，”教授语气平和。他伸出战抖的手，不知抽哪个。“请别挑了，”有一个外系的来监考——易怒易喜的小老头——突然讨厌起这不幸的巴铿巴尔季斯特，颤声命令。
伏伊尼春只得顺从地拿起一个考签，把号码给教授看过后，坐到了窗边，等排在他前面的学生答完自己的题签。他坐在那，两眼盯着考签，顶多向周围张望几眼，身子纹丝不动。这会儿他前边的学生答完了，教授们评判着——“好，你去吧，”或“非常好，好极了”。于是轮到伏伊尼春了。他坚定地站起来走到考桌旁。“把你的考签念一遍，”教授要求。他双手把考签捧到鼻子上，慢慢念完又慢慢放下。“请你回答，”那教授懒洋洋地发号施令，把身子向后仰了仰，两肘交抱在胸前。
考场上一点儿声音也没有，像是死去一样。“你怎么啦？”他没开口。外系的小老头焦急了。“多少得答呀！”他仍是没开口，呆呆地把他那剃光的后脑对着全班同学。外系的小老头被气得眼睛暴突。“这可怪了，”另一监考也很惊讶，“你怎么像哑巴一样站着？你不会答？不会就实说。”“请让我另抽个考签。”这可怜的学生低声要求。教授们互们相看了看，“好，你抽吧。”主考允许了，伏伊尼春又抽了一个，重新走到窗前，重新回到考桌边，重新死不出声。外系的小老头气得咬牙切齿。到最后他们放过了他，给他打了零分。
你以为他肯定跑出去吧，那就错了！他口到座位上，仍是呆呆地坐着，直到考试结束。只是出教室时说：“唉，受罪！真倒霉！”这一天便就在莫斯科的大街上晃悠，有时抓住头发，痛不欲生地骂自己愚笨。但书本依旧不看，第二天早上又重复同样的情景。
现在就是这个伏伊尼春在和我打招呼。
我俩聊了起来：关于莫斯科和打猎。聊着聊着，他忽然低声问我：“我来给您介绍此地最能说俏皮话的人吧？”
“好，劳驾您。”
他领我走到一个矮个子面前，只见他穿了咖啡色的燕尾服，戴着花领带，高耸的额发而长着唇胡，但面部机敏而刻薄、暴躁而灵活，嘲弄的微笑不停地扭歪着他的嘴唇，不整齐的睫毛下是一双黑色的小眼，正眯缝着。他旁边站着个独眼地主，长得胖且和气，像个糖菩萨。在那儿提前就笑了起来，似乎全身都要溶化了。
伏伊尼春把我引荐给彼得·彼得罗维奇·卢比兴。我们互相寒暄，表达敬意。
“请让我把我的好友介绍给您。”卢比兴抓住了那个甜蜜的胖地主的手，突兀地责令他：“别固执哦，基利拉·谢里发内奇，不会咬您的，来，”他的声音古怪而刺耳。这时狼狈的基利拉笨拙地鞠着躬，那肚子像是要掉下来。“来，我来说明：这是位优秀贵族。他五十岁以前身体很棒，突然想起要治眼睛，于是变成了独眼，一目了然。此后他治自己的农人，也获得同样的成功。
……而他们呢，也同样是一目了然的忠诚。……”
“您这人真是的。”基利拉没有说完就大笑不止。
“您说呀，朋友，暖，说呀，”卢比兴接着话头。“您怕是得当选法官，肯定的，您等着吧。当然喽，那时会有陪审官来给您出谋划策；可无论如何，您总得会说话，哪怕是说别人的见解也好。一旦省长来了问：‘这个法官怎么结巴？’别人就答：‘因为麻痹症。’省长下令：‘快给他放血。’这对您来说岂能抗命拒绝？”
甜蜜的胖地主笑得控制不了自己了。
“瞧，他笑了，”卢比兴接着耍嘴皮子，同时恶狠狠地盯住地主那大肚子，“他怎么不笑呢？”他又转向我说，“他吃得饱，身板好，没孩子，他的农奴没有抵押出，——他还替他们治病哩，——他的太太傻头傻脑的。（地主把脸扭了扭，装着没听清，只是一个劲在笑。）我也要笑，我的太太跟一个土地测量员逃跑了。（他呲牙装笑。）您不知道这回事吧，可不是！她溜之大吉了，丢下封信给我，写道：‘亲爱的，请原谅，我为爱情所激动，跟我的心上人一道远行……’她爱这测量员，为的是他不剪指甲，穿紧身裤，您觉得奇怪？您会说：‘这人真直爽。’唉，我的天！我们乡下人说的尽是真话。但是咱们还是躲开点吧。……咱们干什么非要站在未来的法官身旁呢？……”
他把我拉到窗前。
“这儿的人都以为我爱说俏皮话，”他对我说，“您可别信。
我至多脾气不好，爱骂人，总是毫无拘束。话又说回来，我为什么要拘束呢？无论是谁的意见，我都看得不名一文，我不追求什么；我是坏人——这又会怎么样呢？坏人起码不需动脑子。当个坏人也非常爽快，您不信吧。……喏，比方说，我们的主人吧，天晓得，他为什么那么奔来跑去？时时看点儿，又笑又出汗，装什么神气，白让咱们饿肚子！不就是个显贵嘛，有什么了不起的？瞧，他又跑了——一瘸一拐的，您瞧。”
于是卢比兴尖声嘲笑。
“只有一点遗憾，没有太太们，”他喟然长叹后又说，“这是独身者宴会，——要不然；我们这班人就得意了。您瞧，您瞧！”
他突然叫了起来，“科才尔斯基公爵来了——就是那个高个儿，留着胡子，戴黄手套的。一看就知道他出过国，……总迟到！我告您，他是个傻瓜，跟商人的一对马一样；要是在别处，您可以看见，他对我们讲话真谦虚；我们那些饥渴般的母亲们、女儿们恭维他的时候，他那么宽宏地笑！……他偶尔也说几句俏皮话，虽然他是顺道来这儿；他可真会说俏皮话！就如同钝刀割绳子。
他非常厌恶我。……让我先去招呼一声。”
卢比兴跑过去迎接公爵。
“啊，我的死对头来了，”他刹那间又跑回来跟我叨叨，“您见了没有？那胖子，焦黄脸的，脑袋长着硬毛，喏，就是拿着帽子、靠墙走的、像狼一样探头探脑的那个。我的马卖给了他，才四百卢布，那马值一千呢。这个不吭气的家伙一定得小看我；这个白痴，你在早上，喝茶前，或者刚吃过饭，问他声‘您好’，他便说：‘什么？哦，文官来了，”卢比兴接着介绍，“退职的文官，破产的文官。他有个甜菜糖的女儿，有一所生瘰疬腺病的工厂。……对不起，我说倒了，……可是您听见了吧。啊！建筑师也来了！是个德国人，偏留着唇胡，他不懂自己的业务，怪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