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邻居中，还有这样两个地主。
我先说说退职陆军少将符亚契斯拉夫·伊拉利奥诺维奇·赫伐伦斯基。
他个很高，早年曾经体态非常好，现下只是皮肤略微有点松弛，但一点也不显衰老，也不能说是老年人，而是正值壮年。但千真万确，他那曾经十分端正而现下仍让人感到愉快的面相略微有些改变，双颊没有弹性了，眼角处像光线放射似的布满密密的皱纹，有几颗牙齿，像普希金所引证的萨迪的话，早就没有了；
淡褐色的头发，至少现在所留下的那些，都已经变成了淡紫色，这全赖于从罗姆内马市上一个自称亚美尼亚人的犹太人那里买来的混合剂的功效；可是符亚契斯拉夫·伊拉利奥诺维奇矫健的步子，洪亮的笑声，靴子发出叮当声，拈着髭须，总是自称老骑兵。
其实人所共知：真的老人并不总说自己老。他平时穿常礼服，钮扣一直系到上面，戴着打得很高的领带和浆过的硬领，穿着军装式的灰色撒花裤子，帽子总是往前戴，露出整个后脑勺。
他很善良，但总有些古怪的见解和习惯。例如，对于并不富裕或没有官衔的贵族，他绝不甘于与他们平等。跟这些人说话时，他总是把面颊紧紧地靠在白色的硬领上，歪着脑袋瞅着他们，或者突然用精亮但呆滞的目光瞥他们一眼，什么也不说，头皮却动起来。就是说话，腔调和词儿也另有一套。比如，他不说“谢谢您，巴维尔·伐西里奇”，或者“请您到这边来好吗，米海洛·伊凡内奇”，而是这么说——“谢你，巴尔·阿西里奇”，或者“请这来，米哈尔·伐内奇”。
对社会地位低的人，他的态度更是奇妙：他从不拿正眼看他们，跟他们说自己的想法或发出命令以前，一直忧虑重重地反复询问：“你叫什么名字？……你叫什么名字？”第一个字说得非常有力，其余的字快得几乎是一带而过，因而使他的话听起来酷似雄鹌鹑的叫声。
他喜欢忙碌，也十分吝啬，但并不是一个善于当家的人：用一个退伍的骑兵司务长——一个极愚钝的小俄罗斯人——当管家。不过，说到管理产业，我们这儿还没有人能比上彼得堡的一个显宦：他从他的管家的报告中看到，他领地里的烤禾房常常遭火灾，因而损失许多谷物。他就发出十分严格的指令：今后在火没完全熄灭的时候，不准把禾捆放进烤禾房里。这位显宦又曾经想把自己的全部田地种上罂粟，这很明显是出于一种极简单的目的：罂粟比黑麦贵，种罂粟更有利。他又命令他的农妇都戴上根据彼得堡寄来的样式而制成的头巾；果然，直到现在，他领地里的农妇们还都戴着这种头巾，……不过是戴在帽子上面。
可是我们还得回来谈符亚契斯拉夫·伊拉利奥诺维奇。
他非常好色。他在自己县城里的林荫道上一看见漂亮女人，马上就跟上去，而且没走几步就激动得挪不开步子了，让人觉得很好笑。
他喜欢玩纸牌，但是只跟身份比他低的人作对手；他们称他“大人”，他却肆意呵责他们。当他跟省长或其他官吏玩纸牌的时候，他的态度就有惊人的变化了：他满脸堆笑，连连点头，看人家的眼色行事——浑身上下都显出温馨甜美的样子。……就是赌输了，也从不恼火不发脾气。
他看书极少，一旦看起书来，眉毛和髭须不停地动，像是在把波浪从下巴推向额头似的。他脸上这种波浪般的动作，特别是在他偶尔（自然是在客人面前）浏览评论报时尤其明显。
选举的时候，他的角色格外重要，但是因为吝惜金钱，便辞谢了贵族长这个尊贵称号。“诸位先生，”他常常对那些劝说他就任的贵族们说。声调中充满了谅解与自尊的语气，“对大家的美意我深表感谢；但是我打算在孤独中度过我的晚年。”说完之后，转动几下脑袋，然后高傲地把下巴和面颊用劲地撑在领带上。
年轻时，他曾经担任过某个要员的副官，他称呼这个要员只用名字和父称；据说，他所担任的似乎不仅是副官的职务，比如说，他好像曾经穿过全套仪仗服装，甚至扣上钩钮，在澡堂里给他的上司搓背——不过传闻是不能全信的。但是，赫伐伦斯基将军自己也不喜欢讲经历——这倒是件怪事。他好像并没有参加过战争。
他独自一人住在一所小房子里；他一生也没有体验过夫妻生活的快悦，因此说，直到现在还算是个未婚者，甚至是个条件优越的未婚者。但是，他有一个女管家，大约有三十五岁，黑眼黑眉，体态丰腴，但长着唇髭。她平时穿浆硬的衣服，到了礼拜天就套上细纱袖。
符亚契斯拉夫·伊拉利奥诺维奇在地主们招待省长和其他要员的大型宴会上，总是十分有风度也十分风趣：在这方面真可谓是扬长避短了。每逢这时候，他总是坐在省长的右边或不太远的座位上；宴会开始了，他仍是矜持地把身子靠向后面，头却纹丝不动，只是乜斜着周围人的后脑勺和直着的硬领；等到宴会快要结束时，他的兴头便来了，开始微笑着四处观望，（对省长可是始终就微笑着。）有时还提议，为了庆祝他称之为“地球的装饰”的女性而干杯。
除此之外，他在一切庄严的、公开的典礼上、考试会上、教会典礼上、集会和展览会上都很风光，在祝福的时候也是大出风头。
他的仆人们在人多拥挤的地方，比如渡口或者其他类似的场合，决不轻举妄动，也不乱嚷乱叫；只是在拨分开人群或者呼唤马车的时候，用悦耳的嗓声（男中音）说：“对不起，对不起，请让赫伐伦斯基将军过去。”或者：“赫伐伦斯基将军的马车……”他的马车确实是老式的；仆人们的号衣非常破旧（这不必细说，就是那种红边的灰色号衣）；那几匹马也很老了，差不多拉了一辈子车了。
但是，符亚契斯拉夫·伊拉利奥诺维奇的确不主张豪华，而且认为故意摆阔与自己的身份不符。
他的口才并不十分出众，不过可能是他没有机会显露辩才；
他不但不爱争论，就连极普通的辩驳也不感兴趣儿。他总是想方设法避免长篇大论，特别是跟青年人之间的谈论。这样的确是有道理的；要不然，无法对付现代的人们：他们一不服从，就会失去对他的尊敬。
他在地位高的人面前，总是什么也不说，但对地位低、显然是他所轻视而又仅仅流于一般交往的人，他说话则是简短而生硬的，大多用这样的语句：“可是，您说的是废话。”或者：“说到底，阁下，我不得不警告您。”或者：“可是，毕竟，您应该知道，您是在跟谁打交道。”诸如此类。邮政局长、常任议员和驿站长们，尤其怕他。
他家里不招待任何人，据说他是个守财奴。虽然如此，他总还是个出色的地主。邻近的人们说他是“一个老军人，大公无私的人，守规矩的人”。只有一个省检察官，当人们在他面前说起赫伐伦斯基将军的优秀而庄重的品性时，自己偷偷地冷笑，——
但是嫉妒是让人什么都干得出来的。……
可是，现在我们谈另一个地主吧。
马尔大利·阿波洛内奇·斯捷古诺夫跟赫伐伦斯基相似。他没在什么地方服务过，也从来没有被认为是美男子。
他是个又矮又胖的小老头儿，头顶光秃，长着双下巴，两只手很肥软，肚子格外大。他非常好客，而且生性诙谐，平时过得很是随心所欲。不管冬夏，他总穿那件条子纹绺的棉睡衣。
他只有一点和赫伐伦斯基将军相同：他也是个单身汉。
他共有五百个农奴。他处理自己的领地十分注重表面；为了不当时代的落伍者，大约十年前他就向莫斯科的布捷诺泼公司购买了一架打谷机，把它锁在储藏室里，这就算是把心放下了。
只有在晴朗的夏天，他才吩咐竞走马车拉他到田野转转、看看谷物，采些矢车菊。
他的生活是完全的古典风格。老式房子：在前室里，有浓烈的格瓦斯、兽脂烛和皮革的气味；这房间里右面有一个餐具橱，里面有烟斗和毛巾；餐室里有家族的肖像、苍蝇、一大盆天竺葵和一架破旧的钢琴；客厅里有三张长沙发、三张桌子、两面镜子和一架声响嘶哑的自鸣钟，这自鸣钟的珐琅已经发黑，上面有两根雕花的青铜指针；书房里有一张桌子，上面堆些文件；一个蓝色的屏风，上面零乱地贴满了从老著作上剪下来的图画；几个柜子，里面装有发霉的书、蜘蛛和黑色的灰尘；还有一把特大号的安乐椅，一扇意大利式的窗子，以及一扇通往花园的、堵塞了的门。……总而言之可算是应有尽有。
他个人有很多仆役，都穿老式服装：高领蓝色长外套，深色的裤子和黄色的短背心。他们对客人一律称“先生”。经营他的产业是一个胡子非常长的农奴出身的总管；管家是一个吝啬的老太婆，皱纹爬了满脸，包着褐色头巾。
他的马厩里有三十多匹各式各样的马；他出门总是乘坐自制的重一百五十普特的四轮马车。
他爱摆宴待客，而且十分殷勤，差不多是山珍海味，通宵达旦，吃喝完之后，总是尽情地玩朴烈费兰斯（纸牌）。
他自己可谓是游手好闲，连“占梦书”也不看一本。当然啦，像他这样的地主在我们俄罗斯多得数不胜数！可能有人要问；我为什么在这非要介绍他呢？……那么，为了形象而直接地给你答案，在这儿我讲一次拜访马尔大利·阿波洛内奇的经过。
那是夏日里的一天，晚上七点半，我去他家。他刚做完晚祷，神甫——一个年轻人，样子有些羞答答的，可能是刚从神学校里毕业的——坐在客厅门边的一张椅子上。马尔大科·阿波洛内奇像往常一样格外亲热地接待我；他对每一个客人都真心喜欢，总的来说他心肠很好。神甫站起身来，拿起帽子。
“等等，等等，神甫，”马尔大利·阿波洛内奇说着并没有放开我的手，“别走……我叫人拿烧酒给你喝。”
“我不会喝酒。”神甫腼腆地解释着，脸都红了。
“开玩笑！干你们这行的怎么不会喝酒！”
马尔大利·阿波洛内奇回驳着，“尤希卡！尤希卡！给神甫拿烧酒来！”
尤希卡，一个大约有八十岁的瘦高个儿老头儿，端着一只肉色斑纹的深漆盘子走进来，上面有一杯烧酒。
神甫急忙推辞。
“喝吧，神甫，推推搡搡，这样不好。”地主的口气里既有命令又有责备。
那可怜的年轻神甫便听从了。
“好，神甫，现在你可以走了。”
神甫鞠躬告退。
“啊，好了，好了，再见，……真是个好人，”马尔大利·阿波洛内奇目送着他，称赞道，“我对他十分满意；只是一点：还年轻。老是说教，连酒都不喝。唉，您怎么样，我的先生？……
您怎么样啊？一向可好？咱们到凉台上去吧，——瞧，黄昏多么可爱。”
我们走到凉台上，坐下来聊天。
他朝下面望了望，一下子就慌张起来了。
“这是谁家的鸡？这是谁家的鸡？”他叫嚷起来了，“谁家的鸡跑到我们花园里来了？……尤希卡！尤希卡！快去看看，谁家的鸡在花园里？……这是谁家的？我制止过多少次，多少次了！”
尤希卡跑去了。
“这么随便！”马尔大利·阿波洛内奇一遍又一遍地责怪着，“真是要命！”
不幸的鸡呀！我直到如今还没忘记，那是两只芦花鸡和一只白色的长着凤头儿的鸡，它们正在苹果树下随心所欲地走着，而且还用几声拖长了的咯咯声表达着自己的感情，可转瞬间大祸即至了。
那没有戴帽子的尤希卡手提棍棒和另外三个壮年的仆人一同扑向这三只鸡。这一来可热闹了：母鸡叫着，拍打着翅膀，又飞又跳，惊慌万分地咯咯嗒起来；仆人们左冲右跑，连摔带绊；主人在凉台上暴跳如雷地喊叫：“逮住！逮呀！逮住！逮呀！逮住！
逮呀！逮住！……这是谁家的鸡？”最后，一个仆人把那只凤头儿按在地上捉住了。
正在这时，一个小姑娘从篱笆墙上跳进了花园。她手里拿着一根长竿，蓬头垢面，大约有十一岁。
“哦，原来是她家的鸡！”地主非常得意地喊道，“是马车夫叶尔米尔家的鸡！瞅瞅，他派他的娜塔尔来轰了。……倒没有派巴拉霞来，”地主又轻声补说了一句，同时意味深长地笑了笑。
“喂，尤希卡，别逮鸡了，给我把娜塔尔逮来。”
可是，还没容得上气不接下气的尤希卡跑到惊慌的小姑娘身边，女管家就冒出来了，她拽住小姑娘的手，朝她背上打了几巴掌。……
“对，嗳，对啦！”地主又嚷起来了，“好好好！好好好！
……把鸡扣下，阿富多佳。”然后满脸喜悦地对我说：“先生，这一次打猎打得如何？我的汗都出来了，您瞅瞅。”
于是他朗声大笑起来。
我们依旧呆在凉台上。
这黄昏的确是无比可爱。
有人给我端来茶。
“请问，”我朝地主说话，“马尔大利·阿波洛内奇；移住在那边溪谷后头大路旁的那几户农家，归您吗？”
“是归我呀……怎么？”
“您怎么这样做呢？罪过呀。分配给他们的房子又脏又小，周围没有一棵树，连养鱼塘都没有。只有一口井，而且毫无用处。难道您就真不能找个别的地方？……我还听说您把他们以前的大麻田也取走了？”
“地界就是这么划的，我有什么办法？”他向我解释。“划分地界也够伤脑筋的。（他指了指他的脑袋。）这么划分有什么好处呢？我是看不出来！至于我取走了大麻田呀，没挖养鱼塘呀，——这些嘛，先生，我有我的道理。我这个人很老实，办事规规矩矩。我主张，老爷就是老爷，农人就是农人。……这是有区别的。”
对于如此明了而果断的理由，我当然没有办法再予以反驳。
“更何况，”他接着说，“那些农人都非常坏，受过惩罚的。
尤其是那边有那么两户人家；先父——祝他升入天堂——在世的时候，就不喜欢他们，讨厌他们。告诉您，真有感触：贼的儿子还是贼，不管您是否相信。……唉，血统，血统——这非常重要。实话告诉您吧，我把那两户人家里的还没轮到的人全都送去当兵了，就得这样把他们打发掉；但斩草也没除根儿，有什么法子呢？这些可恶的人繁殖的特别快。”
这会儿四周静寂无声。风儿乍然吹来，均匀地敲打着马厩和房屋，把这时断时续的声音传向我的耳轮。
马尔大利·阿波洛内奇刚把茶碟端到嘴边，已经睁大了鼻孔，想喝茶了——众所周知，旧式的俄罗斯人都是用茶碟喝茶——但是他停了下来，仿佛是听什么，尔后又点了点头，喝了一大口茶，把碟子放回到桌子上，满脸仁慈的微笑，仿佛出于本能似的应和着那风声：“嚓嚓嚓！嚓嚓！嚓嚓！”
“这是干什么？”我奇怪地问。
“那儿，按我的命令，正在惩治一个顽皮的东西。……那个管餐室的华西亚，您认得吧？”
“哪个华西亚？”
“就是前两天伺候咱们吃饭的那个，长着满脸胡子。”
最强烈的愤慨也改变不了马尔大利·阿波洛内奇那明朗而柔和的目光。
“您怎么啦，青年人，您怎么啦？”他摇着头说。“您这样盯着我干什么？我是坏人？为了爱而惩罚，您也知道吧。”
十五分钟后，我离开了他家。
我的车子经过村子的时候，我看见了管餐室的华西亚。他正咬着核桃，游街呢。我让马车夫把车停住，叫他过来。
“喂，老兄，你今天受罚了？”我问。
“您怎么知道？”华西亚反问。
“你家老爷告诉我的。”
“老爷亲口告诉您的？”
“他为什么要惩罚你？”
“这是我自找的，先生，我真是活该。我们这儿为芝麻点儿的小事儿是不会受罚的；我们没有这种规矩——绝对没有。我们的老爷不是那样的人；我们的老爷——这样的老爷是全省里也找不到的。”
“走吧！”我吩咐马车夫。
这就是旧俄罗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