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猎有点像旅游,通常来说是件美事。可有些时候(尤其是雨天)并不尽然。

例如,在乡间的道路上颠簸前行,走过没路可循的原野,碰上随便哪个农人,就打听:“喂,朋友!去莫尔道夫卡怎么走啊?”而到了莫尔道夫卡再问一个呆笨的农妇(雇工们都下地去了):“到大路上的旅店还有多远?怎么走?”车子赶了十来俄里了,可仍什么旅店也没看见,却走到了地主家零乱的呼道布勃诺甫村,把一大群猪吓得要命——它们原本正在路当间那暗色的泥汤中洗澡,只把眼睛和耳朵露着,根本没有想到会有人打扰它们。

除此之外还有些令人不快的事。比如驶过不大坚固牢靠的小桥,朝溪谷驶下去,走过浅濑渡过两岸都是沼地的小河;或是整整一昼夜行驶在漫天碧野的大路上;或者——宁肯千年也碰不上——在一面写着数字“!”一面写着“!””的斑驳里程标牌前的泥滩里,陷住车轮,一陷就是几个钟头;或者一连几周天天都吃鸡蛋、牛奶和人们称赞的黑麦面包……

但这些不快与麻烦,都被另一种好处和满意所抵消了。

现在就开始书归正传吧。

由于有了以上的描述,那么我五年前是如何去的列别强集市,也就不必赘述了。

我们猎人大都是清早乘着马车从大多是祖传的领地里出发,计划第二天傍晚返回,可是,不知不觉地,寻找着猎物,追击着鹬鸟,到最后就到达了幸福的彼乔拉河岸;而且,大多喜欢枪和狗的人,也都是那世界上最高尚的动物——马的虔诚崇拜者。

所以,我来到了列别强,找了家旅馆歇脚。我换了衣服后赶紧去了集市。〔旅馆里有一个嗓音很好听的二十来岁的细高个儿的小伙子,他告诉我说,某个公爵大人,即!联队的马匹采购员,住在他们这旅馆里了;另外还来了许多绅士;每天晚上有茨冈人(即吉普赛人)唱歌,剧院里正在上演《特伐尔道夫斯基老爷》;现下马价特别贵,马也都是上好的。〕

集市的广场上,有好多排大车停着,大车后面各种马匹应有尽有:大跑马、养马场的马、比曲格马、拉货的马、驿马和普通的农家马。另外还有肥膘马,按毛色归类,盖着五颜六色的马衣,很短的缰绳把它们拴在高高的马架上;它们怯怯地觑着主人们手里的鞭子——那是攥在马贩子老板手里的它们最熟悉不过的东西了。草原贵族们从一两百俄里外送来的马,被一个苍老的马车夫和两三个痴呆的马夫监视着,把他们那长长的脖子摇晃着,踏着脚,不耐烦地啃着木桩子;黄褐色的维亚特卡马紧紧地互相偎倚着;而那些大走马尾巴是波浪形的,蹄掌上毛茸茸的,屁股很宽大,有灰色带圆点儿的,有墨黑一色的,有漂亮的枣红色的,它们都在那儿庄严稳健地站着,神情跟狮子一样,让识货的人们变得十分恭敬。

在一排排大车所造成的路上,聚集着各种身份、各种年龄和各种样子的人:穿蓝外套、戴高帽子的马贩子们,东瞧西看地等着买主;卷发鼓眼的茨冈人疯子一般跑过来窜过去,一会看马牙,一会扳马腿,一会又撩尾巴,嘴里咕哝着,替人家做中人,抽签,或者拼命缠住一个戴军帽、穿海狸领军大衣的马匹采购员。

有个长得十分壮实的哥萨克人高高地骑着一匹脖子像鹿的瘦骗马,要“整套儿”出卖,也就是说连马鞍、笼头等一块卖。身穿腋下已经破烂了的皮袄的农人们,使劲地朝人群里钻,挤到套着马“试车”的大车旁;或是在一旁靠灵活乖巧的茨冈人的帮助,很费劲地讨价还价,一连拍了一百遍手掌,双方仍是争执不下;这期间,他们买卖的一匹不怎么样的马,身上盖了块支楞巴叉的席子,悠闲地眨巴着双眼,好像事情与它无关似的。……事实上,谁来当主人对它都一样,不是打就是骂!

有些宽脑门的地主,唇胡染了颜色,一脸威严,头戴波兰四方帽,穿着厚呢外套却脱下一个袖子,正在和戴着绒毛帽子和绿手套的大肚子商人谦逊地交谈。

各团队的军官也在这里闲逛;一个高大的德国籍的胸甲骑兵正在威严而镇定地问一个瘸腿马贩子:“这栗毛马多少钱?”一个十八九岁的长着浅黄色头发的骠骑兵正在替一匹精干健练的并步马挑选一匹副马;一个驿站车夫,戴着有孔雀毛的低低的帽子,穿了褐色的上衣,那条窄窄的绿腰带里塞着一双皮手套,正在到处寻求一匹辕马。

马车夫们在给自己的马编尾巴,湿润了马的鬃毛,朝绅士们作恭敬的忠告。已经成交的人们,依照各自的经济能力,要么跑进了大酒店,要么坐到了小酒馆。……所有这些人都在那里奔忙、叫嚷、涌动、争骂、讲和、大笑,差不多每个人的膝盖处都是漆黑的灰尘泥土。

我打算买三匹像回事儿的马来配我的四轮马车,由于我的马快不中用了。我挑上了两匹,第三匹便没有更多时间了。

吃过了我现在不想描写的一顿饭之后(安尼早已说过,回忆过去的悲哀是很难受的事儿),我就进了那间所谓的咖啡馆——

那儿每晚都聚集着很多很多马匹采购员、养马场主任和其他赶集来的人。

台球室里弥漫着烟雾,有二十来个人,其中有身穿匈牙利式轻骑兵短上衣和灰裤子的破落地主,年纪非常轻,鬓发非常长,唇胡上抹了油,趾高气扬,东张西望;有身穿哥萨克装的其他贵族,个个眼睛浮肿,似乎没有脖子似的,呼吸也非常痛楚;还有商人们坐在一旁,也就是常说的“另席”;还有在那儿随意交谈的军官们。

那位公爵正在打台球。他的年龄在二十二岁左右,脸上喜气洋洋,略带点傲气,没有系上礼服的扣子,里面是红绸衬衫,下身穿的是宽大的丝绒灯笼裤。跟他玩台球的是一个退职的陆军中尉,名叫维克托尔·赫洛巴科夫。

维克托尔·赫洛巴科夫在三十岁左右,身材瘦小皮肤黝黑,长着深棕色的眼睛、黑色的头发,鼻子扁平,颇像狮子。他逢集必赶,也不错过一次选举会。他走起路来蹦蹦达达的,总是伸展两条圆弧形的手臂,歪戴着帽子,卷起那灰蓝色细棉布衬里的军大衣的袖口。

他极善于巴结彼得堡的有钱的纨绔子弟,跟他们一起抽烟、喝酒、玩纸牌,称兄道弟。他们倒都非常赏识他,至于为什么则难以说清了。他既不聪明也不风趣幽默,不会哗众取宠。当然,他们也只不过是随随便便地接近他,就像接近一个善良而普通的人那样;跟他玩上两三周之后,便不再搭理他了,他也不再去招呼他们了。

他有个重要的特点:一两年之内,总是爱说那么相同的一句话——应该或不应该的时候,这句话丝毫不逗人,但不知为什么,大家每次听了居然还都笑。大约八年前,他无论到哪儿都有句口头禅:“我向您致敬,衷心地感谢。”他那时期的朋友们每次听了都开怀大笑,而且纷纷要他重复“我向您致敬”;到后来他改用了一句非常复杂的话:“不,您真是,侃斯侃赛(法语“这是什么”的译音)——结果是这样。”这句话也获得了语惊四座的效果;大约过了两年,他又发明了新的俏皮话——“您不要性急(此句用法俄语混和说),上帝的人,裹着羊皮。”诸如此类吧。不过倒也奇怪,您看,这些无丝毫趣味可言的话,能够换来吃的、喝的、穿的(他的家产早已挥霍光了,现下只靠朋友度日)。

您得承认,除此之外,他对别人就不再会有丝毫用武之地了;还有些也是实有其事的——他每日能抽一百筒“茹科夫”(意译甲虫)烟,而且打起台球来右脚举得比头还高,瞄准儿、持杆儿、打球儿,都跟发疯般狠命狠命的——这优点不是尽人皆知的。总而言之,他的成功,我觉得是一个谜。……有一点倒非常明白:他生性严谨,尤其是言谈,从来也不散播别人的家丑,也不讲别人的坏话。……

“嘿,”我看见赫洛巴科夫时心里想,“他现下的口头禅是哪句呢?”

公爵打中了白色球。

“三十对零。”一个脸色发黑、眼下有块青疤的有肺病的台球记分员大声喊道。

扑的一下,公爵在边上的球袋里打进了一个黄球。

“嗨!”坐在屋角一张摇摇欲坠的独腿桌子边的一个胖商人不由自主地发出赞叹声,但随后又有些难为情了。幸好这时没人注意他。他便深深地透了口气,伸手摸了摸胡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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