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十月戊寅朔，诏浙东合纳内藏库坊场钱，可依自来立定租额。庚辰，诏昨令诸路兴修水利，以备旱干。今岁旱伤，江东、淮东为甚，未委当来如何兴修，元兴修官具析以闻。从门下省请也。丁酉，进呈御笔将上臣僚奏具，盖王府“多”字号宗子系英宗四世孙，袒免亲乞升等换官，并每月添支钱米及雇募人等。上曰：“此事须当讨论恩数即可与，如服属，岂容辄有升降？”壬寅，上谕执政曰：“李川按劾统制官解彦详等不能平贼，此甚可喜。风俗委靡，务为姑息，以徇人情，此弊非一日。朕每见有能举职者，须与激励。李川昨曾降官，今可与复元官，更转一官。”
十一月戊申朔，日南至。加太上帝、后尊号光尧寿圣宪天体道性仁诚德经武纬文太上皇帝，寿圣齐明广慈太上皇后。戊午，进呈提点坑冶王楫奏：“刷到本司宽剩钱十万贯，欲乞进入，以裨庆赏之万一。”上曰：“此不可受，亦不须却，宜令就本处桩管，充制造军器使用。”龚茂良奏：“是举不惟可遏献羡余之原，亦使中外耸然，莫测圣意所在。”癸亥，臣僚言：“祖宗时有会计录，备载天下财赋，出入有帐，一州以司法掌之，一路以漕属掌之。绍兴七年，臣僚有请，仿本朝三司之制，专举提举帐司总天下帐状，以户部左曹郎官兼之。积习既久，视为文具。乞诏户部条画，申严措置，俾天下财赋有所稽考，不致失陷。”从之。戊辰，进呈知静江府张栻奏：“保伍之设，诚戢盗之良法。臣自到官以来，讲究措置，施行于静江境内，颇得其效。近复以推于一路。乞下有司考订斟酌，申严而行之。”上曰：“张栻颇留意职事，可委诸路州军守臣详广西已行事理措置施行，帅、宪司常切觉察，毋致稽慢。”栻寻又奏：“本路备边之郡九，而邕管为最重。邕之所管，辐员数千里，而左右两江为最重。自邕之西北，有牂舸、大理、罗甸，自杞而西南，有白衣、九道、安南诸国，皆其所当备者。然邕之戍兵不满千人，所恃以为篱落者，惟左右两江溪洞共八十余处，民兵不下十万，首领世袭，人自为战，如古诸侯民兵之制。其去邕管近者余三百里，远者近千里，所恃以维持抚驭之者，惟提举盗贼、都巡检使四人，各以戌兵百余为溪洞纲领，其职任可谓不轻矣，可不遴选其人，谨护其土，以为南方久远之蔽？乞依大观指挥，许本司奏辟。”从之。已巳，进呈提举江东潘甸、提举淮东叶翥、权发遣平江府陈岘具析到修治陂塘事，上曰：“昨委诸路兴修水利，以备旱干。今岁灾伤，乃不见有灌溉之利。若非当来修筑灭裂，即是元申失实。内江东已修去处最多，彼伤分数尤甚。于是潘甸特降一官落职，叶翥特降两官，陈岘特降一官。甲戌，诏：”大臣日见宾客，有妨治事。累有指挥，如侍从、两省官、三省枢密院属官有职事，于聚堂取廪；私第除侍从外，其余呼召、取覆等官每日各止许接见一次，出榜私第。可常切遵守施行。“
十二月丁亥，诏：”近来赴朝，臣僚于殿门内辄行私礼，朝仪不肃，有违条法，令阁门觉察弹劾。“甲午，行上皇庆寿礼，以太上皇帝来年圣寿七十，预于立春日诣德寿宫行庆寿礼，大赦。是月，更定强盗赃法，诏比旧法增一倍定罪。并左藏南库、封桩库，提领左藏封桩库颜度言：”今相度欲将南上下库及封桩上下四库并为二库，以左藏南库、左藏封桩库为名，将两处钱物乞从朝廷各行就便对兑，并不用上下二字，不须添置官吏，就用各库官吏合干人等。“从之，遂以左藏南上库充左藏封桩库对兑。时内旨取拨南库缗钱色目浸广，龚茂良奏：”朝奏所急者财用，数十年来讲究措置，靡有遗余，而有司乃以窘匮不给为言。臣因取其籍，披寻本末源流，具见积年出入之概。大抵支费日广，所入不足以当所出之数。至绍兴十七年，所积尽绝，每岁告阙不过二百万缗。至二十四年以后，阙至三百万缗，而乾道元年、二年阙六百余万缗。尔后却有增收鹾钱色目粗可支吾。有司失职，无以为计，专旨南库兑贷给遣。臣复讲求南库起置之因，其间经常赋人盖亦无几，而属者支费浩瀚，约计仅可备二三年之用。若继自今撙节调度，可无仓卒不给之患。“因条具以闻。上感悟。是岁，江西转运副使李焘上神、哲两朝《续资治通鉴长编》，自治平四年三月尽元符三年正月。以王揖为都大提点坑冶，其合差官令楫奏辟。寻移司饶州，岁铸以十五万为额。
丙申淳熙三年春正月戊申朔。
二月辛巳，上御便殿，阅两浙、福建土兵。上曰：”军士皆好身手，教阅甫三数月，事艺已精熟，弓弩手自可比殿司之数。“因谕辅臣曰：”向来乌珠南侵，陈思恭邀截于平江，官军乃用长枪，不能及敌，乌珠遂以轻舸遁。韩世忠江上之战亦然。若用弓弩，乌珠必成擒矣。今次州郡起发禁军、土军极整肃，兹又及时遣归，更加激犒，他时调发。必易集也。“
三月丙午朔，日有食之，阴云不见。进呈上皇日历。
夏四月戊寅，进呈四川总领所乞再借四路职田租课十年，岁为钱十二万贯，充拣汰人请给。上曰：”昨借诸路职田寻已给还，四川自当一体，岂可再借？“龚茂良、李彦颖奏：”圭田所以养廉，诚不当借。“上曰：”卿等可契勘，别拨钱作拣汰人请给职田，自今岁便与给还。“龚茂良等奏：”昨已缴进，令侍从、台谏、两省官荐举监司、郡守指挥，未审曾经睿览否？“上曰：”荐举本欲得人，又恐干求请托，却长奔竞之风。“茂良等奏：”天下事未有无弊，虽三代良法，久亦不免于弊。今陛下既欲精选监司、郡守，非荐举何由知之？“上曰：”若令杂举，则须众论佥允，庶几近公，况又经中书考察，而后除授，亦足以见朕于人材博采遴选如此，非苟然也。“乃诏侍从、台谏、两省官参照资格，不以内外杂举；监司、郡守岁各五人，中书省置籍，三省更加考察取旨。辛巳，进呈两浙运判吴渊奏，乞将诸路州郡输纳秋苗加耗不得过三分。御笔将上，龚茂良李彦颖奏：”近年州县纳苗加耗太重，甚者至两石以上，方可纳一石。“上曰：”如此，则民力安得不困？吴渊既为漕臣，自当觉察。若有似此去处，可令奏劾，重作行遣。诸路依此施行。“是月，雨雹。叶衡责居郴州，以其昨任宰辅，不能正身竭诚，日惟沈湎于酒，徇私背公也。初，汤邦彦敢为大言，虞允文深器之。允文出为四川宣抚也，辟邦彦以行。允文没，邦彦还朝为右司谏，奉诏充申议使，使敌求陵寝地。邦彦至燕，敌人拒不纳，既旬余，乃命引见，夹道皆控弦露刃之士，邦彦大怖，不能措一词而出。上大怒，诏流新州。上谕辅臣：”敌既不受本朝礼物，邦彦乃受敌中所赐，辞受之际，理亦易晓只乃不顾名节，辱命如此！“邦彦既一斥不复，自是河南之议始息，不复遣泛使矣。
《大事记》曰：恢复之机既失，虽虞允文始相，建议遣使，以陵寝故地为请，然识者以为当争之于未讲和之初，而不当争于和议已定数年之后。彼虽仁义不足而凶狡有余，反以大义责我，故当时端人正士如张栻、黄中、刘珙、朱熹、吕祖谦最为持大义者也。而乾道五年张栻入对，则谓”欲复中原之地，必先收中原百姓之心；欲得中原百姓之心，必先固吾境內百姓之心。“六年黄中入对，则谓”言和者忘不共载天之雠，固非久安之计；言战者复为无顾忌之大言，无必胜之术，内修政理、外观时变而已。“张栻再入对，亦谓”敌中之事臣虽不知，而境內之事知之详矣。比年诸道岁饥民贫，国家兵弱财匮，正使彼实可图，臣惧我之未足以图彼也“。七年刘珙手疏，则谓”我所以自治者大抵阔略，而乃外招归正之人，內移禁卫之卒，手足先露，吾恐恢复之功未易可图，而意外兵至之忧将有不可胜言者“。吕祖谦轮对，则谓”恢复，大事也，规模当定，方略当审，始终本末当具举，缓急难易当预议“。而朱熹戊申封事亦曰：”此事之失，已在隆兴之初，不合遽然罢兵讲和，遂使宴安鸩毒之害日滋月长，坐薪尝胆之志日远月忘。区区东南，事犹有不胜虑者，何恢复之可图乎？盖炎兴之敌，奉辞以讨之可也；隆兴之敌，正名以绝之可也：乾道之敌，积实以图之可也。“惟隆兴有恢复之志而无恢复之机，此孝宗之志所以未尽遂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