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彪论：“自上皇以来，封泰山者，至周七十二代。易姓则改封者，著一代之始，明不相袭也。继世之王巡狩，则有修封以祭而已。自秦始皇、孝武帝封泰山，本因好仙，信方士之言，及造石检印封之事也。天道质诚，约而不费，故牲用犊，器用陶匏，殆将无事於检封之间，而乐难攻之石也。夏少康、周宣由废复兴，不闻改封。光武欲因孝武故封，而梁松固争，以为必改乃当天意。既封之後，未有能福，而松卒被诛死。虽罪由身作，盖亦诬神之咎也。且帝王所以能大著於後者，实在其德加於人，不闻其在封矣。
崔灵恩曰：“自周以前，封者皆封土为坛，至秦皇、汉武，始用石检。”
袁宏曰：“夫揖让受终，必有至德於天下；征伐革命，则有大功於万物。是故王者初基，有封禅之事，盖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夫东方者，万物之所始；山岳者，灵气之宅。故求之物本，必於其始；取其所通，必於所宅。崇其坛场，则谓之封；明其代兴，则谓之禅。然则封禅者，王者开务之大礼也。德不周洽，不得辄议斯事；功不弘济，不得仿佛斯礼。旷代一有，其道至高。自黄帝、尧、舜至於三代，各一得封禅，未有中修其礼者也。虽继体之君，时有功德，此盖率复旧业，增修其前政，不得仰齐造国，同符改物者也。夫神道真一，其用不烦；天地易简，其礼尚质。故藉用白茅，贵其诚素；器用陶匏，取其易从。然则封禅之礼简易可也。若夫石函、玉牒，非天地之性也。”
致堂胡氏曰：“纬书原本於《五经》而失之者也，而尤紊於鬼神之理，幽明之故。夫鬼神之理，幽明之故，非知道者不能识。断国论者，诚能一决以圣人之经，经所不载，虽有纬书、谶记，屏而不用，则庶乎其不谬於理矣。登封之事，原本於柴燔而失之者也。《诗》、《书》纪巡狩而柴者，《记》所谓祭天也；‘至于岱宗，陟其高山’云者，《记》所谓因名山也。有山则因以为高，无则於郊而坛，其义类一也。又有大事而告於上帝者，武王克商，始有天下，故柴望而告也。舍此则渎矣。《记》以飨帝於郊与升中於天为二事，则传者之失也。然则七十二君之编录，《诗》、《书》、《礼》典，略不经见。审有是事，乃天下国家之盛举，尧、舜、禹、汤、文、武、成、康、昭、宣，皆身致太平，安得阙而不讲？故前世论登封者，莫善於许懋，惜乎世祖之臣，智不及此，陷其君於过举而不得闻也。且世祖享国，至是已三十年，四陲无虞，中土宁谧，其心浸满，是以告功皇天，明示得意，而不自知其多失也。不法唐、虞、三代，而法始皇、武帝，一失也。按谶文‘九世当封禅’，则孝成之世，今乃自缀於元帝，而削去成、哀、平三君，二失也。玉检秘文，人不得见，是必祈求永年，三失也。前年拒群臣之请，谓‘百姓怨气满腹，吾欺天乎’，岂有治天下三十年，民怨未除，才後两岁，即已欢洽，此四失也。敕戒郡县，有上寿称美者，必髡令屯田，诏墨未乾，乃自令梁松等讨论故事，此五失也。奉高后配地祇，未几，黜降庙主，归於寝园，此六失也。即位改元，终身不可改，而又改之，此七失也。凡此七者，人君举动之大节，而疵病如此，惜乎光武勇智出伦而学问不足也。光武年及耳顺，方建中元，则意在久生，不言而自见矣。其视向者对宗族乞复之言，寿陵迭兴之诏，即已大异。蒯彻所谓人心无常，讵不然哉？”
魏明帝时，中护军蒋济请封禅，帝虽拒济议，而实使高堂隆草封禅仪，以天下未一，不欲便行大礼。会高堂隆卒，不行。
晋武帝平吴，太康九年，卫瓘议封禅，帝曰：“此盛德之事，非所议也。”瓘等又奏，至於再三，诏报绝之。
宋文帝在位长久，有意封禅，诏学士山谦之草其仪注。属魏师南逼，其意乃息。
孝武大明元年，太宰、江夏王义恭表三请，帝以文轨未一，不从。
梁武帝天监中，有请封会稽、禅国山者，帝会诸儒草封禅仪，欲行之。著作佐郎许懋建议曰：“舜柴岱宗，是为巡狩，而郑引《孝经钩命决》云：‘封於泰山，考绩燔燎；禅於梁父，刻石纪号。’此纬书之曲说。七十二君，燧人之前，世质民淳，安得泥金检玉？结绳而治，安得镌文告成？妄亦甚矣！若圣主，不须封禅；若凡主，不应封禅。秦始皇尝封泰山，孙皓尝封国山，皆由主好名於上，而臣阿旨於下，非盛德之事，不可为法也。”上嘉纳之，因推演懋议，称制旨以答，请者由是遂止。
致堂胡氏曰：“封禅之事，汉唐之君往往行之，曾无一人建议明白如许懋者，贤哉懋乎，其学可谓正矣！汉唐以来，纬书行而经学弛，重以郑元博闻寡要，不知折衷於圣人，而惟纬书之信。世无稽古大儒，稽古言以袪群惑，遂使有天下者，於无事时肆其侈心，千乘万骑，巡狩侈费，登山琢石，夸大功德，或有秘祝，以祈不死，取笑当代，贻讥後来。彼梁武之资，未必如汉光武之英也，一闻懋言，遂遏欲行之意，推广其义，以答请者，则贤於光武远矣。使其举措每如此，则金瓯之业，何缺坏之有！”
北齐有巡狩之礼并登封之仪，竟不行。
隋文帝开皇九年，平陈，朝野皆请封禅，诏曰：“岂可命一将军除一小国，遐迩注意，便谓太平？以薄德而封名山，用虚言而干上帝，非朕攸闻。今後言及封禅，宜即禁绝。”
十四年，晋王广帅百官抗表固请封禅，帝令牛弘等创定仪注。既成，帝视之曰：“兹事体大，朕何德以堪之！但当东巡，因致祭泰山耳。”
唐太宗贞观初，群臣并请封禅，惟魏徵以为不可。太宗曰：“朕欲卿极言之。岂功不高邪？德不厚邪？夷狄不慕义邪？嘉瑞不至邪？年榖不登邪？何谓而不可！”对曰：“陛下功则高矣，而民未怀惠；德虽厚矣，而泽未滂流；诸夏虽安矣，未足以供事；远夷慕义矣，无以供其求；符瑞虽臻，罻罗犹密；积岁丰稔，仓廪尚虚：此臣所以窃为未可。臣未能远比，且借喻於人。今有人十年长患，疗治且愈，皮骨仅存，便欲使负米一石，曰行百里，必不可得。隋氏之乱，非止十年，陛下为之良医，除去疾苦，虽巳父安，未甚充实，告成天地，臣窃有疑。且陛下东封，万国咸萃，要荒之外，莫不奔走。今伊洛已东，暨於海岱，藿莽巨浸，茫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道路萧条，进退艰阻。岂可引彼夷狄，示以虚弱？竭财以赏，未厌远人之望；加年给复，不偿百姓之劳。或遇水旱之灾，风雨之变，庸夫横议，悔不可追。岂独臣之恳言，亦有舆人之诵。”太宗不能夺，於是乃止焉。
六年，文武官以初平突厥，盛德被於海内，又年榖屡登，表封泰山。太宗谓侍臣曰：“朕每见众议，以封禅为盛事，频奏劝朕行之。如朕木心，但使天下太平，家给人足，虽阙封禅之礼，亦可比德於尧舜；若百姓不足，夷狄内侵，纵修封禅之仪，亦何异桀纣？昔秦始皇为暴虐之主，汉文为有德之君，以此而言，无假封禅。且《礼》云‘扫地而祭’，以表至诚，何必远登高山，封三尺土也？”侍中王珪对曰：“陛下发德音，明封禅本末，非臣愚短之所能及。”秘书监魏徵又进曰：“隋末大乱，黎民遇陛下，始有生望。养之则至仁，劳之则未可。升中之礼，须千乘万骑，供帐之费，动役数州，户口萧条，何以能给？”太宗虽纳徵言，而藩臣犹抗表劝请，乃命秘书少监颜师古、谏议大夫朱子奢等集当时名儒博士杂议，不能决。於是左仆射房元龄、特进魏徵、中书令杨师道博采众议奏上之，其议曰：“为坛於泰山下，祀昊天上帝。坛之广十二丈，高丈二尺。玉牒长一尺三寸，广、厚五寸；玉检如之，厚减三寸。其印齿如玺，缠以金绳五周。玉策四，皆长一尺三寸，广寸五分，厚五分，每寸皆五简，联以金。昊天上帝配以太祖，皇地祇配以高祖。已祀而归格於庙，盛以金匮。匮高六尺，广足以容之，制如表函，缠以金绳，封以金泥，印以受命之玺。而玉牒藏於山上，以方石三枚为再累，缠以金绳，封以石泥，印以受命之玺。其山上之圆坛，土以五色，高九尺，广五丈，四面为一阶。天子升自南阶，而封玉牒。已封，而加以土，筑为封，高一丈二尺，广二丈。其禅社首亦如之。其石检封以受命玺，而玉检别制玺，方一寸二分，文如受命玺。以石距非经，不用。又为告至坛，方八十一尺，高三尺，四出陛，以燔柴告至，望秩群神。”遂著於礼，其他降禅、朝觐皆不著。至十五年，将东幸，行至洛阳，而彗星见，乃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