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管仲相桓公，通轻重之权，曰：“岁有凶穰，故榖有贵贱；令有缓急，故物有轻重。人君不理，则畜贾游於市（谓贾人之多蓄积也），乘民之不给，百倍其本矣（给，足也，以十取百）。故万乘之国必有万金之贾，千乘之国必有千金之贾者，利有所并也。国多失利，则臣不尽忠，士不尽死矣。计本量委则足矣（委，积也），然而民有饥饿者，榖有所藏也（谓富人多藏榖也）。民有馀则轻之，故人君敛之以轻；民不足则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民轻之之时，官为敛籴；人重之之时，官为散之）。凡轻重敛散之以时即准平，守准平，使万室之邑必有万锺之藏，藏镪，千万（六斛四斗为锺。镪钱贯）；千室之邑必有千锺之藏，藏镪百万。春以奉耕，夏以奉耘（奉，谓供奉），耒耜、器械。种饷、粮食必取赡焉，故大贾畜家不得豪夺吾民矣（豪，谓轻侮之）。”管子曰：“夫物多则贱，寡则贵，散则轻，聚则重。人君知其然，故视国之羡（羡，馀也，羊见反）不足而御其财物。榖贱则以币与食，布帛贱则以币与衣，视物之轻重而御之以准，故贵贱可调而君得其利，则古之理财赋，未有不通其术焉（榖贱则以币与食，布帛贱以币与衣者，”与“当为”易“，随其所贱而以币易取之，则轻重贵贱由君上也）。”桓公问管子曰：“终身有天下而勿失，有道乎？”对曰：“请勿施於天下，独施之於吾国。国之广狭，壤之肥硗，有数；终岁食馀，有数。彼守国者，守榖而已矣。曰某县之壤广若干，某县之壤狭若干（国之广狭、肥硗，人之所食多少，其数，君素皆知之），则必积委币（委，蓄也，各於州县里蓄积钱币，所谓万室之邑必有万锺之藏，藏镪千万；千室之邑必有千锺之藏，藏镪百万）。於是县州里受公钱（公钱，即积委之币）。泰秋，国榖去参之一（去，减也，邱吕反），君下令谓郡县属大夫里邑，皆藉粟入若干，榖重一也，以藏於上者（一其榖价而收藏之），国榖三分，则二分在上矣（言先贮币於县邑，当秋时下令收籴也。则魏李悝行平籴之法，上熟籴三舍一，中熟籴二舍一，下熟中分之，盖出於此。今言去三之一者，约中熟为准耳）。泰春，国榖倍重数也；泰夏，赋榖以理田土；泰秋，田榖之存子者若干。今土敛榖以币，人曰无币，以榖，则人之三有归於上矣（言当今榖贵之时，计其价，以榖赋与人，秋则敛其币。虽设此令，本意收其榖，人既无币，请输榖，故归於上）。重之相因，时之化举，无不为国筴（重之相因，若春时榖贵与榖也。时之化举，若秋时榖贱收榖也。因时之轻重，无不以术权之）。则彼诸侯之榖十，吾国榖二十，则诸侯榖归吾国矣。诸侯榖二十，吾国榖十，则吾国榖归於诸侯矣。故善为天下者，谨守重流（重流，谓严守榖价，不使流散），而天下不吾泄矣（泄，散也，吾榖不散出）。彼重之相归，如水之就下。吾国岁非凶也，以币藏之，故国榖倍重，诸侯之榖至也，是藏一分以致诸侯之一分也。利不夺於天下，大夫不得以富侈以重藏经国，常有十国之筴也。此以轻重御天下之道也。”
魏文侯相李悝曰：“籴甚贵伤人（此人谓籴工商），甚贱伤农，人伤则离散，农伤则国贫。故甚贵与甚贱，其伤一也。善为国者，使人无伤而农益劝。今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岁收亩一石半，为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税十五石，馀百三十五石。食，人月一石半，五人岁终为粟九十石，馀有四十五石。石三十，为钱千三百五十，除社闾尝新春秋之祠用钱三百，馀千五十。衣，人率用钱三百，五人终岁用千五百，不足四百五十（少四百五十，不足）。不幸疾病死丧之费及上赋敛，又未与此。此农夫所以常困，有不劝耕之心，而令粜至於甚贵者也。是故善平籴者，必谨观岁有上中下熟。上熟其收自四，馀四百石（平岁百亩收百五十石，今大熟四倍，收六百石。计人岁终长四百石，官籴三百石，此为籴三舍一也）；中熟自三，馀三百石（自三，四百五十石也。终岁长三百石，官籴二百石，此为籴二而舍一也）；下熟自倍，馀百石（自倍，收三百石。终岁长百石，官籴其五十石，云下熟籴一，谓之中分百石之一也）。小饥则收百石（平岁百亩之收，收百五十石，今小饥收百石，收三分之二也），中饥七十石（收二分之一也），大饥三十石（收三之一也。以此推之，大小中饥之率）。故大熟则上籴三而舍一，中熟则籴二，下熟则籴一，使人適足，价平则止。小饥则发小熟之所敛（官以敛藏出粜），中饥则发中熟之所敛，大饥则发大熟之所敛而粜之。故虽遇饥馑水旱，粜不贵而人不散，取有馀以补不足也。”行之魏国，国以富强。
按：古今言粜籴敛散之法，始於齐管仲、魏李悝。然管仲之意兼主於富国，李悝之意专主於济民。管仲言“人君不理，则畜贾游於市，乘民之不给，百倍其本”，此则桑、孔以来，所谓理财之道，大率皆宗此说。然山海天地之藏，关市物货之聚，而豪强擅之，则取以富国可也。至於农人服田力穑之赢馀，上之人为制其轻重，时其敛散，使不以甚贵甚贱为患，乃仁者之用心。若诿曰国家不取，必为兼并者所取，遂敛而不复散，而资以富国，误矣。
汉五凤中，岁数丰穰，榖至石五钱，农人少利。大司农中丞耿寿昌奏言：故事，岁漕关东榖四百万斛以给京师，用卒六万人，宜籴三辅、弘农、河东、上党、太原郡榖足供京师，可省关中漕卒过半。又令边郡皆筑仓，以榖贱时增其价而籴，以利农，榖贵时减价而粜，名曰常平仓。民便之。
後汉明帝永平五年，作常平仓。
按：《後汉书·刘般传》，显宗欲置常平仓，公卿议者多以为便。般对以为常平外有利民之名，而内实侵刻百姓，豪右因缘为奸，小民不得其平，置之不便。帝乃止。然则岂後来卒置之欤？般所言者，後世常平之弊。常平起於孝宣之时，盖至东汉而其弊已如此矣。
晋武帝欲平一江表，时榖贱而布帛贵，帝欲立平籴法，用布帛市榖，以为粮储。议者谓军资尚少，不宜以贵易贱。泰始二年，帝乃下诏曰：“古人权量国用，取赢散滞，有轻重平籴之法。此事久废，希习其宜，而官蓄未广，言者异同，未能达通其制。更令国宝散於穰岁而上不收，贫人困於荒年而国无备。豪人富商，挟轻资，蕴重积，以管其利，故农夫苦其业，而未作不可禁也。”至四年，乃立常平仓，丰则籴，俭则粜，以利百姓。
齐武帝永明中，天下米榖布帛贱，上欲立常平仓，市积为储。六年，诏出上库钱五千万，於京师市米，买丝、绵、纹绢、布。扬州出钱千九百一十万（治建业，今江宁郡），南徐州二百万（治京口，今丹阳郡），各於郡所市籴。南荆河州二百万（治寿春），市丝、绵、纹绢、布、米、大麦。江州五百万（治浔阳），市米、胡麻。荆州五百万（今江陵），郢州三百万（治江夏），皆市绢、绵、布、米、大小豆、大麦、胡麻湘州二百万（今长沙），市米、布、蜡。司州二百五十万（治汝南，今义阳郡），西荆河州二百五万（治历阳），南兖州二百五十万（治广陵），雍州五百万（治襄阳），市绢、绵、布、米。使台传并於所在市易。
後魏孝庄时，秘书丞李彪上奏曰：“今山东饥，京师俭。臣以为宜折州郡常调九分之二，京师都度支岁用之馀，各立官司，年丰籴积於仓，时俭则减私之十二粜之。如此，人必力田以买官绢，又务贮钱以取官粟，年丰则常积，岁凶则直给。”明帝神龟正先之际，自徐、扬内附之後，收内兵资，与人和籴，积为边备也。
北齐河清中，令诸州郡皆别置富人仓。初立之日，准所领中下户口数，得一年之粮，逐当州榖价贱时，斟量割当年义租充入（齐制：岁每人出垦租二石，义租五斗，垦租送台，义租纳郡，以备水旱）。榖贵，下价粜之，贱则还用所籴之物，依价籴贮。
後周文帝创制六官，司仓掌辨九榖之物，以量国用。国用足，蓄其馀，以待凶荒，不足则止。馀用足，则以粟贷人，春颁秋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