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文帝开皇十四年，关中大旱，人饥。帝幸洛阳，因令百姓就食，从官并准见口赈给，不以官位为限。
隋文帝开皇三年，卫州置黎阳仓，陕州置常平仓，华州置广通仓，转相灌注。漕关东及汾、晋之粟，以给京师，京师置常平监。五年，工部尚书长孙平奏：“古者，三年耕而馀一年之积，九年作而有三年之储，虽水旱为灾，人无菜色，皆由劝导有方，蓄积先备。请令诸州百姓及军人劝课当社，共立义仓。收获之日，随其所得，劝课出粟及麦，於当社造仓窖贮之，即委社司执帐检校，每年收积，勿损败。若时或不熟，当社有饥馑者，即以此榖赈给。”自是诸州储峙委积。至十五年，以义仓贮在人间，多有费损，诏曰：“本置义仓，止防水旱，百姓之徒，不思久计，轻尔费损，於後乏绝。又北境诸州，异於馀处，灵、夏、甘、瓜等十一州，所有义仓杂种，并纳本州。若人有旱俭少粮，先给杂种及远年粟。”十六年，又诏秦、渭、河、廓、豳、陇、泾、宁、原、敷、丹、延、绥、银等州社仓，并於当县安置。又诏：社仓准上中下三等税，上户不过一石，中户不过七斗，下户不过四斗。
致堂胡氏曰：赈饥莫要乎近其人。隋义仓取之於民不厚，而置仓於当社，饥民之得食也，其庶几乎？储备如此，他日关中大旱，民犹不免食粟糠豆屑，帝亲帅之如洛阳就食，况素无备乎！百姓知挤於沟壑耳。後世义仓之名固在，而置仓於州郡，一有凶饥，无状有司固不以上闻也。良有司敢以闻矣，比及报可，委吏属出，而文移反覆，给散艰阻，监临、胥吏相与侵没，其受惠者大抵近郭力能自达之人耳，县邑乡遂之远，安能扶携数百里以就龠合之廪哉！能赈者其弊如此，若逢迎上意，不言水旱，坐视流散，无矜恤之心，则国家大祸由此而起。如王莽之末年，元魏之六镇，炀帝之四方，鱼烂河决，不可收壅矣。必欲有备无患，当以隋文当县置社仓为法，而择长民之官，行恤农之政，其庶有瘳乎！
唐制，凶荒则有社仓赈给，不足，则徙民就食诸州。尚书左丞戴胄建议：“自王公以下，计垦田，秋熟所在为义仓，岁凶以给民。”太宗善之，乃诏：“亩税二升，粟、麦、粳、稻，随土地所宜。宽乡敛以所种，狭乡据青苗簿而督之。田耗十四者免其半，耗十七者皆免。商贾无田者，以其户为九等，出粟自五石至五斗为差。下下户及夷獠不取。岁不登，则以赈民，或贷为种，至秋而偿。”其後，洛、相、幽、徐、齐、并、秦、蒲州又置常平仓，粟藏九年，米藏五年，下湿之地，粟藏五年，米藏三年，皆著於令。
开元七年，敕关内、陇右、河南、河北五道，及荆、扬、襄、夔、绵、益、彭、蜀、资、汉、剑、茂等州，并置常平仓。其本，上州三千贯，中州二千贯，下州一千贯。每籴具本利，与正仓帐同申。
二十二年，敕：“应给贷粮，本州录奏，待敕到，三口以下给米一石，六口以下两石，七口以下三石；给粟，准米计折。”
二十五年，定式：王公以下，每年户别据所种田亩，别税粟二升以为义仓；其商贾户若无田及不足者，上上豆税五石，上中以下递减，各有差。诸出给杂种准粟者，稻榖一斗五升当粟一斗；其折纳糙米者，稻三石折纳糙米一石四斗。
天宝八载，凡天下诸色米都九千六百六万二千二百二十石。
和籴一百一十三万九千五百三十石：
关内（五十万九千三百四十七石）
河东（十一万二百二十九石）
河西（三十七万一千七百五十石）
陇右（十四万八千二百四石）
诸色仓粮总千二百六十五万六千六百二十石：
北仓（六百六十一万六千八百四十石）
太仓（七万一千二百七十石）
含嘉仓（五百八十三万三千四百石）
太原仓（二万八千百四十石）
永丰仓（八万三千七百二十石）
龙门仓（二万三千二百五十石）
正仓粮总四千二百一十二万六千一百八十四石：
关内道（百八十二万一千五百一十六石）
河北道（百八十二万一千五百一十六石）
河东道（一千五十八万九千百八十石）
河西道（七十万二千六十五石）
陇右道（二十七万二千七百八十石）
剑南道（二十二万三千九百四十石）
河南道五百八十二万五千四百一十四石：
淮南道（六十八万八千二百五十二石）
江南道（九十七万八千八百二十五石）
山南道（十四万三千八百八十二石）
义仓粮总六千三百一十七万七千六百六十石：
关内道（五百九十四万六千二百一十二石）
河北道（千七百五十四万四千六百石）
河东道（七百三十万九千六百一十石）
河西道（三十八万八千四百三石）
陇右道（二十万三十四石）
剑南道（百七十九万七千二百二十八石）
河南道（千五百四十二万九千七百六十三石）
淮南道（四百八十四万八百七十二石）
江南道（六百七十三万九千二百七十石）
山南道（二百八十七万一千六百六十八石）
常平仓粮总四百六十万二千二百二十石：
关内道（三十七万三千五百七十石）
河北道（百六十六万三千七百七十八石）
河东道（五十三万五千三百八十六石）
河西道（三万一千九十石）
陇右道（四万二千八百五十石）
剑南道（万七百十石）
河南道（百二十一万二千四百六十四石）
淮南道（八万一千一百五十二石）
山南道（四万九千一百九十石）
江南道（六十万二千三十石）
二十八年，敕：“诸州水旱，皆待奏报，然後赈给。道路悠远，往复淹迟，宜令给讫奏闻。”
天宝六载，太府少卿张瑄奏：“准敕节文，贵时贱价出粜，贱时加价收籴。若百姓未办钱物者，量事赊粜，至粟麦熟时徵纳。臣商量，其馀粜者，至纳钱日若粟麦杂种等时价甚贱，恐更回易艰辛，请加价便与折纳。”
自太宗时置义仓及常平仓，以备凶荒。高宗以後。稍假义仓以给他费，至神龙中略尽。元宗复置之。其後，第五畸请天下常平仓皆置库，以蓄本钱。至是，赵赞又言：“自军兴，常平仓废垂三十年，凶荒溃散，馁死相食，不可胜计。陛下即位，京城两市置常平仓官，虽频年少雨，米不腾贵，可推而广之。宜兼储布帛。请於两都、江陵、成都、扬、汴、苏、洪置常平轻重本钱，上至百万缗，下至十万，积米、粟、布、帛、丝、麻，贵则下价而出之，贱则加估而收之。诸道津会置吏，阅商贾钱，每缗税二十，竹、木、茶、漆十之一，以赡常平本钱。”德宗纳其策。属军用蹙迫，亦随而耗竭，不能备常平之积。
贞观、开元後，边土西举高昌、龟兹、焉耆、小勃律，北抵薛延陀故地，缘边数十州戍重兵，营田及地租不足供军，於是初有和籴。牛仙客为相，有彭果献策，广关辅之籴，京师粮廪益羡。自是，元宗不复和籴於东都。
按：唐都关中，而关辅土地所入不足以供军国之用，故常恃转漕东南之粟，而东南之粟必先至东都，然後浮河、渭，溯流以入关，是以其至也冞难。故开元以前，岁若不登，天子尝移跸就食於东都。自牛仙客献策和籴，然後始免此行。然肃、代之後，既无东幸之事，东南馈饷稍不至，则上下皇皇，立有菜色之忧。三代以前，京畿千里，自甸服百里赋纳〈禾悤〉，至於五百里米，而五百里之外皆诸侯国，不过任土作贡，以输王府，而赋税米粟则未尝徵之。当时宗庙百官有司与後世不殊，然赋税取之千里之内而自足，不闻其责饷运於畿外之诸侯，籴米粟於畿内之百姓也。然则不能量入为出，以制国用，虽竭天下之力以奉之，多为法以取之，祇益见其不足耳！
天宝中，岁以钱六千万缗赋诸道和籴，斗增三钱，每岁递输京仓者百馀斛，米贱则少府加估而籴，贵则贱价而粜。
贞元初，吐蕃劫盟，召诸道兵十七万戍边。关中为吐蕃蹂躏者二十年，北至河曲，人户无几。诸道代兵月给粟十七万斛，皆籴於关中。宰相陆贽以“关中榖贱，请和籴，可至百馀万斛。计诸县船车至太仓，榖价四十馀，米价七十，则一年和籴之数当转运之二年，一斗转运之资当和籴之五斗。减转运以实边，存转运以备时要。江淮米至河阴者罢八十万斛，河阴米至太原仓者罢五十万，太原米至东渭桥者罢二十万。以所减米粜江淮水灾州县，斗减时价五十以救之。京城东渭桥之籴斗，增时估三十以利农。以江淮籴米及减运直市绢帛遗上都。”帝乃命度支增估籴粟三十三万斛，然不能尽用贽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