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希千堡男爵的名字和父名为米哈依尔·米海洛维奇，他是交通学院的学生，年纪轻，在二十三岁到二十四岁之间。只有他那淡褐色的头发、稀疏的胡子，也许还该加上他那多少有点粗俗和呆板的面容，才使人想到他出身于波罗的海东部沿海地区的男爵家庭，至于其他的一切，例如他的名字、宗教信仰、思想、风度、脸上的表情，倒跟纯粹俄罗斯人一样了。他也象阿纳尼耶夫那样穿一件花布衬衫，底襟没有塞在裤腰里，脚上穿一双大皮靴，再者他背有点驼，很久没有理发，脸皮晒黑，因此他那模样不象大学生，也不象男爵，却象个普通的俄罗斯帮工。他说话和动作都很少，喝起酒来勉勉强强，没有什么胃口，核对帐目也是心不在焉，仿佛一直在想什么心事似的。他的动作和声调也安静，平稳，然而他的平静跟工程师不同，完全是另外一种。他那张晒黑的、微微带点讥诮神情的、若有所思的脸，他那对稍稍带点阴郁神情看人的眼睛，他的整个身躯，都表现他精神的停滞和头脑的怠惰。……他的神情看上去就象是对一切都满不在乎，不管他面前的灯是燃着还是灭了，葡萄酒是好喝还是难于下咽，他核对的帐目是对了还是错了，他都无所谓。……我从他聪明而平静的脸上看出他有这样的想法：“固定的工作也好，固定的收入也好，对事物的固定看法也好，我现在看不出这一切有什么好处。这都是胡闹。我原先住在彼得堡，如今坐在此地的小屋里，秋天又要从此地回到彼得堡，然后到春天再回到此地来。……这种事究竟有什么意义，我不知道，而且谁也不知道。……所以谈这些没有什么用处。……”他听工程师讲话，然而一点也不发生兴趣，只现出敷衍的淡漠神情，就跟武备中学高班级学生听好心肠的长辈唠叨一样。看来，工程师所讲的话在他听来都算不得新奇，要不是因为他懒得讲话，就会说出新奇得多，也聪明得多的话来。
可是阿纳尼耶夫却不肯罢休。他已经丢开那种善意的取笑口吻，认真地讲起来，甚至讲得入了迷，这跟他脸上的平静神情却是完全不相称的。显然，他对抽象问题并非不感兴趣，他喜欢这类问题，可是他不善于，也不习惯于谈这些。这种不习惯在他的话语里那么强烈地表现出来，害得我总是一下子弄不明白他想说什么。
“我满心痛恨这种想法！”他说。“我年轻的时候就受过这种思想的害，现在也还没完全摆脱。我对您说吧，也许因为我笨，这些思想才不能为我领会，所以它们除了祸害以外没有给我带来什么别的。这是很容易明白的！关于生活没有目标、尘世毫无意义而且短暂、所罗门的‘一切皆空’这类想法过去是而且直到现在还是人类思想领域中最高、最后的阶段。思想家达到这个阶段就停住了！往前没有路可走了。正常的脑筋的活动总是到这儿就结束，这是顺乎自然，合乎常规的。可是我们的不幸就在于我们恰恰从终点开始思索。我们是从正常人结束的地方开始的。我们的脑筋刚刚开始独立活动，我们就一步登天，爬到最高最后的一级，却不肯了解下面的那些级。”
“这又有什么坏处呢？”大学生问。
“可是您要明白，这不正常！”阿纳尼耶夫嚷道，差不多带着愤怒的神情看他。“如果我们用不着走完下面那些级，就想出办法一步登天，那么整个一条长梯子，就是说整个人生，连同它的色彩、声音、思想，对我们来说，就失去任何意义了。在您这种年纪，这样的思想是祸害和荒谬，这您可以从您合理的独立生活的每一步中看出来。假定说，您此刻坐下来看达尔文或者莎士比亚的著作。您刚读完一页，那有毒的思想就露头了：您的漫长的一生也好，莎士比亚也好，达尔文也好，依您看来都无聊，荒唐，因为您知道您日后会死掉，莎士比亚和达尔文也已经死了，他们的思想既没有拯救他们自己，也没有拯救大地，更没有拯救您。既然生活照这样失去了意义，那么知识啦，诗歌啦，崇高的思想啦，等等，都无非是成年的孩童们无益的娱乐，消愁解闷的玩意儿罢了。您看到第二页就看不下去了。又例如，有人到您这儿来，把您看作聪明人，问您，比方说，对战争的看法怎样：战争是不是需要，合不合乎道德？您回答这个可怕的问题的时候，光是耸一下肩膀，说些老套头了事，因为按照您的思想方式，成千累万的人死于暴力也好，寿终正寝也好；完全一个样，不论第一种死法还是第二种死法，结果毫无区别：骨灰和忘却。
我跟您在修铁路。请问，既然我们知道两千年后这条铁路要化为灰尘，那么我们何必绞尽脑汁，进行发明，鄙弃陈规旧套，怜惜工人，贪污或者不贪污呢？诸如此类，不胜枚举。……您得承认，按照这种不幸的思想方式来看问题，就不会有进步，不会有科学，不会有艺术，连思想本身都不会有。我们自以为比群众，比莎士比亚聪明，可是实际上我们的思想活动不会得出什么成果，因为我们不愿意降到下面那些阶梯上去，而上面又已经没有地方可走，于是我们的脑筋就停在冰点上，一步也动不得了。……从前有六年左右，我一直处在这类思想的支配下，我当着上帝发誓，在那段时期我没读过一本有用的书，也没变得聪明一点，我的道德水平也没提高一分。难道这不是灾难？再者，不光是我们自己受到毒害，我们还给我们四周的人们的生活带来毒害。如果我们抱着我们的悲观主义而屏弃生活，住到山洞里去，或者赶紧死掉，倒也罢了，可是实际上，我们却顺从普遍的规律生活下去，有感情，爱女人，养儿育女，修铁路！”
“我们的思想并不能使人热起来或者冷下去，……”大学生勉强说了一句。
“不然。唉，您务必要把这种想法丢开！您还没深切地理解生活。瞧着吧，等您活到我这种年纪，朋友，您才会明白过来！我们这类思想并不象您想的那么无辜。这种思想在实际生活里，在和别人的接触中，只会生出惨事和蠢事来。我就曾经历过那种事，象那样的事，哪怕是歹毒的鞑靼人，我也不希望他们遭到哟。”
“举个例看？”我问。
“举个例看？”工程师重复一遍。他想了一想，含笑说道：“比方就拿那件事来说吧。说得确切些，那不是一件事，而是一篇地道的小说，又有开端又有结局。那是极好的教训！啊，那是什么样的教训呀！”
他给我们，也给他自己斟满酒，伸出手心摩挲他那宽阔的胸脯，与其说是对着大学生，不如说是对着我，接着讲下去：“那是在一千八百七十……年夏天，在战争结束以后不久，我刚读完大学。当时我坐火车到高加索去，路上在海滨某城耽搁了五天光景。我得告诉您，我是在那个城里诞生和长大的，因此用不着奇怪，我觉得这个城异常舒适，温暖，美丽，其实对京城人士来说，住在这个城里跟住在什么丘赫洛马①或者卡希拉②一样乏味和不舒适。我带着忧郁的心情走过我往日读过书的中学校，带着忧郁的心情在很熟悉的公园里散步，带着忧郁的心情打算就近观察一下那些我很久没有见过然而还记得的人。……我是带着忧郁的心情对待这一切的。……“有一天傍晚，我顺便坐车到一个所谓的检疫所去。那是一个不大的、稀疏的小树林。从前，在一个如今已经淡忘的鼠疫流行时期，这个树林里确实有过检疫所，目前却成了别墅客人的居住区。这儿离城有四俄里远，要坐车沿着一条柔软的好路才能到达。人坐在车上，可以看见左边是浅蓝色的海洋，右边是阴沉的无边草原，真是呼吸畅快，眼界开阔。小树林正好座落在海边。我下车后，走进熟识的大门，头一件事就是顺着林荫路往一个我幼年时很喜欢的、石砌的小亭子走去。依我看来，那个用难看的圆柱支撑着的、笨重的圆亭包含着古墓碑的抒情气氛和索巴凯维奇③的粗糙，是全城最有诗意的一个小角落。它立在岸边一道峭壁上，从那儿可以清楚地看见海洋。
“我坐在一条长凳上，上半身探过栏杆，往下看。亭子旁边有一条小路顺着高陡而几乎垂直的海岸一路下去，两旁是些大土块和牛蒡。小路的尽头在下面很远的地方，那儿有一片沙滩，海滩上有些不高的海浪懒洋洋地吐出泡沫，轻声低吟着。海洋跟七年前我读完中学、离开家乡到京城去的时候一样庄严、阴沉、无边无际。远处有一长缕黑色的浓烟，那是一条轮船在航行，除去这条肉眼几乎看不见的、一动也不动的黑色长带和水面上闪过的浮鸥以外，再也没有别的东西给海洋和天空的单调画面添上一点生气了。在亭子的左右两边伸展着高低不平的土岸。……“您知道，每逢心境忧郁的人独自面对着海洋，或者面对着他认为宏伟的别的景色，不知什么缘故，他的胸中，除了忧郁以外，总还搀混着一种信念，认为他会在默默无闻中活下去，死掉，于是他信手拿起一管铅笔，赶紧在他随手碰到的东西上写下他的名字。大概就是因为这个缘故，一切类似我的亭子这样孤寂幽静的角落，都涂有铅笔字，布满用削笔刀刻成的字迹。我至今记得很清楚，当时我瞧着栏杆，读到：“伊凡·柯罗尔科夫于一八七六年五月十六日到此一游，书此留念”。柯罗尔科夫旁边，有个当地的梦想家写下自己的姓名，还添上两句诗：“他站在荒凉的浪潮起伏着的海岸旁，心中充满伟大的思想。”④他的笔迹是梦幻的，软绵绵的，就跟浸过水的湿绸子一样。有一个人名叫克罗斯，大概是个十分渺小和微不足道的人，非常强烈地体会到自己的渺小，就施展刀功，把他的名字刻成一俄寸深。我随手从衣袋里取出一管铅笔，也在柱子上写下我的名字。不过这些都跟我讲的事不相干。……请您原谅，我不善于把话讲得简短。……“我忧郁，而且有点烦闷。烦闷、寂静、海水的呜呜声，渐渐把我引到刚才我们谈到的那种思想上去。那时候，七十年代结尾，那种思想正开始在社会人士当中盛行，后来到八十年代初期，又从社会人士当中渐渐转到文学上，转到科学和政治上去。当时我不过二十六岁，然而我已经清楚地知道，生活没有目标，没有意义，一切都是骗局和幻觉，就本质和结果来说，萨哈林岛⑤上的苦役犯生活跟尼斯⑤的生活一点差别也没有，康德的头脑和苍蝇的头脑之间的区别并没有什么重大的意义，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正确的或者有罪的，一切都无聊和无谓，滚它的！我固然在生活，然而我好象借此向一个目力看不见的、逼着我生活下去的力量赏光，仿佛在说：‘力量呀，你瞧，我一点也看不起生活，可是我在活下去！’我顺着一条固定的思路思考，然而花样无穷，在这方面我好比精细的美食家，单用土豆就能烧出上百种可口的菜来。毫无疑问，我是偏颇的，甚至多少有点狭隘，然而当时我却认为我思想的天地既没有开头也没有结尾，我的思想象海洋那样辽阔。是啊，我根据自己的体验来下断语，我们所谈的这种思想就它的实质来说自有引人入胜和使人麻醉的地方，就跟烟草或者吗啡一样。它成了习惯，成了必需品。您利用每一分钟孤独的光阴和每一个方便的机会让您的思想驰骋，什么生活没有目标啦，坟墓里如何黑暗啦。当时我在亭子里坐着，林荫道上有些生着长鼻子的希腊儿童在规规矩矩地散步。我利用这个方便的机会打量他们，心里暗想：‘试问，这些孩子为了什么目的生下来，活下去呢？他们的生存难道有一点点意义吗？他们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要长大成人，在这个偏僻的地方毫无必要地活下去，然后死掉。……’“我甚至恼恨那些孩子，因为他们规规矩矩地走着，庄重地谈着什么，仿佛真的看重他们渺小而没有光彩的生活，知道活着有什么目的。……我记得，远远的，在林荫道的尽头，有三个女人的身影出现了。三位小姐，一位穿粉红色连衣裙，两位穿白色连衣裙。她们挽着胳膊并排走来，一面讲话一面笑。我盯住她们，心里思忖：‘现在我烦闷得很，要能找个女人过上一两天风流的生活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