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可是，我的好人，他本来就是粗人，乡巴佬。
……你不能跟他计较这些。……”
“粗人，乡巴佬，可是你们推选这个游手好闲的家伙做委员，容许他把鼻子往各处拱！瞧，您笑了！依您看来这都是小事，微不足道，不过您要知道，这种小事那么多，它们构成了整个生活，如同沙子堆成山一样！我再也忍不下去！我受不住了，亚历山大·阿尔希培奇！再过些时候，我跟您担保，我不但会打人的脸，甚至会开枪打死人！您得明白：我的神经是神经，而不是铁丝。我也跟您一样是人呀。……”医师的眼睛里满是泪水，嗓音发颤；他扭过脸去，开始瞧着窗外。随后，他沉默了。
“嗯，对了，可敬的朋友，……”调解法官沉思地喃喃说。
“另一方面，要是冷静地想一想，那么，……”调解法官说着，捉住一只蚊子，使劲眯细眼睛，把它翻来覆去看个够，然后掐死，丢在一只洗杯盆里。“……那么，您明白，简直没有理由把他赶走。您把他赶走，可是接替他职务的也还是这样的人，甚至可能比他更差。您换一百个人，到头来，好的连一个也找不着。……个个都是坏蛋，”调解法官说，摩挲着胳肢窝底下，慢慢地吸烟。“对这种恶劣现象，人也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得告诉您，在当前这个时代，诚实而不灌酒的、您觉得可靠的工作人员只在知识分子和农民当中才有，也就是说，只有在这两个极端当中才能找到。可以这么说，您能找到最诚实的医师、最出色的教师、最诚实的农夫和铁匠，然而中间的人，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也就是那些出身平民、却还没有成为知识分子的人，却都靠不住。因此要找到诚实而不灌酒的医士、文书、店员等等，是非常困难的。困难极了！
我从戈罗赫沙皇时代起就在司法界服务，在我服务的整个时期我一次也没用到过诚实而不灌酒的书记，不过我这一辈子倒赶走过无数的书记哩。这些人没有一点道德心，更不要说什么……哦哦哦，……所谓原则了。……”“为什么他说这些话呢？”医师暗想。“我跟他说的都不贴题。”
“喏，前不久，就是上星期五，”调解法官继续说，“我的那个久仁斯基干出一件您再也想象不到的事儿。他叫一些酒鬼傍晚去找他，鬼才知道他们是什么路数。他就在法庭里跟他们灌了一夜酒。您看如何？我一点也不反对喝酒。见他的鬼，他要喝就尽管喝，可是何必把那些身份不明的人弄到法庭里去呢？是啊，您想想看，从卷宗里偷去随便什么证件、票据等等，可以不费吹灰之力！您猜怎么着？在这场豪饮之后，我不得不用两天工夫检查全部案卷，看看有没有遗失什么东西。……是啊，您拿这个可恶的家伙有什么办法？把他赶走吗？好吧。……可是您怎么能担保另换一个人不更糟呢？”
“况且怎么能把他赶走呢？”医师说。“赶走一个人，只有嘴上说说容易。……既然我知道他有妻子儿女，他在挨饿，我又怎么能赶走他，害得他丢掉饭碗呢？他和他的家人如何是好呢？”
“鬼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我说的全不对头！”他暗想，而且觉得奇怪：他无论如何也没有办法把他的意识固定在哪个明确的思想上，或者固定在哪种感情上。“这是因为我浅薄，不善于思考，”他暗想。
“您所谓的中间的人，都不可靠，”他接着说。“我们赶走他，骂他，打他的脸，可是我们也得设身处地替他想一想。他既不是庄稼汉也不是地主，不伦不类，他的过去是辛酸的，他的现在无非是每月二十五卢布的薪金、挨饿的家属、属员的身分，他的将来呢，哪怕再工作一百年，也仍旧是那二十五卢布、那仰人鼻息的地位。他没有受过教育，没有财产；他没有工夫看书或者到教堂去祈祷。他不听我们的话，因为我们不让他接近我们。他就这样一天天地混到死，根本没有什么希望过比较好的生活，吃得半饥半饱，生怕被人从公家宿舍里赶出去，不知道该把子女安顿到哪儿去才好。那么，您说说看，他怎么能不酗酒，不盗卖公物呢？他怎么会有原则呢？”
“我们简直象是在讨论社会问题，”他暗想。“多么不贴题啊，主啊！再者，说这些有什么用呢？”
门铃声响了。有人坐着马车进了院子，先是到法庭，然后来到大房子的门廊前面。
“他自己来了，”调解法官瞧着窗外说。“得，您可要倒霉了！”
“劳驾，您快点放我走吧，……”医师要求道。“如果可能的话，您就不要按照顺序审理我的案子。真的，我忙得很。”
“好，好。……只是我还不知道，老兄，这个案子是不是归我管。要知道，您跟医士的关系，可以说，是公务的关系。
再者，您是在执行公务的时候打他的。不过我也不十分清楚。
我们马上问一下列甫·特罗菲莫维奇吧。”
传来匆促的脚步声和沉重的叹息声，门口出现了主席列甫·特罗菲莫维奇，他是个须发皆白的老人，头顶先秃，胡子很长，眼皮发红。
“你们好，……”他叹口气说。“哎哟，老兄！你吩咐一声，法官，叫人给我拿克瓦斯来！真要命。……”他往圈椅上一坐，然而立刻很快地跳起来，跑到医师跟前，生气地瞪大眼睛瞧着他，用尖利刺耳的男高音讲起来：“我很感激您，感激极了，格利果利·伊凡内奇！十分领情，多谢多谢！我永生永世也忘不了！干这号事可不够朋友！
随您怎么说，您简直昧了良心！为什么您早不告诉我？您把我看成什么人？什么人？是仇人还是局外人？我是您的仇人吗？难道我以前什么时候拒绝过您的什么要求？啊？”
主席瞪大眼睛，动着手指头，喝足了克瓦斯，很快地擦一下嘴唇，接着说：“我十分感激您，十分感激您！为什么您早不告诉我？要是您对我还有一分感情，就该坐车来找我，象朋友似的说：‘亲爱的，列甫·特罗菲梅奇，如此这般，……这样一回事，……’我一下子就会给您把事情全处理妥当，用不着闹出这种笑话来。……那个混蛋，好象吃了迷魂汤似的，跑遍全县，跟那些娘们儿说您的坏话，中伤您。您呢，说来丢脸（请您原谅我这么说），想出些鬼才明白的主意，硬逼那个混蛋去告状！丢脸啊，丢尽脸了！大家都问我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怎么个情形，可是我这个主席一点也不知道你们那儿出了什么事。您居然根本不需要我帮忙！我十分感激您，十分感激您啊，格利果利·伊凡内奇！”
主席深深一鞠躬，甚至满脸通红，然后走到窗前，喊道：“席加洛夫，叫米哈依尔·扎哈雷奇到这儿来！对他说，马上就到这儿来！这可不好，大夫！”他说着，从窗口走开。
“连我的妻子都生气了，大概为此对您很有点好感呢。您，先生，未免太自作聪明！您胡干一气，好象这样才合乎情理，才有原则，才有声有色，可是您只会闹出一个结果：把事情弄得一团糟。……”“您不想合情合理地办事，那么您会得出什么结果来呢？”
医师问。
“我会得出什么结果来？喏，会得出这样的结果：如果我现在不到这儿来，您就会丢您自己的脸，也会丢我的脸。……算您有造化，我来了！”
医士走进房来，站在门旁。主席站定，侧着身子对着他，手插在衣袋里，嗽了嗽喉咙，说：“马上给大夫赔罪！”
医师涨红脸，跑到隔壁房间去了。
“喏，你看见了，大夫不愿意让你赔罪！”主席接着说。
“他希望你不是用话语而是用行动来表现你的改悔。你能提出保证，从今天起永远听话，戒酒吗？”
“我能提出保证，……”医士用男低音阴郁地说。
“小心！求主保佑你不要再出毛病！要不然我一下子就叫你丢掉差事！如果再出什么事，你就别来求情。……好，回去吧。……”医士本来对自己的不幸已经听天由命，如今竟有这样的转变，这对他来说是一件出乎意外的事。他高兴得脸都发白了。他想说一句什么话，往前伸出手去，可是什么也没说出来，傻笑着，走出去了。
“瞧，完了！”主席说。“根本就用不着打什么官司。”
他如释重负地吐一口气，做出刚刚干完一件很困难很重大的事的样子，瞧着茶炊和玻璃杯，搓着手说：“和事佬是有福的。……你给我斟上一小杯吧。不过，你先吩咐人拿点凉菜来。……嗯，白酒也要一点。……”“诸位先生，这可不行！”医师说着，走进饭厅里来，仍旧满脸通红，绞着手。“这……这成了一出滑稽剧！糟得很！
我受不了。与其照这样用轻松喜剧的方式解决问题，倒不如审判二十次。不行，我受不了！”
“那么您要怎么样呢？”主席顶了他一句。“把他赶走吗？
行，我来赶就是。……”
“不，不是把他赶走。……我也不知道我要怎么办，不过，诸位先生，照这样对待生活，……唉，我的上帝！这真叫人痛苦呀！”
医师心烦意乱，开始找他的帽子，可是没有找着，就浑身瘫软地坐落在圈椅里。
“糟得很！”他又说一遍。
“我亲爱的，”调解法官开始小声说，“可以说，我对您还有点弄不懂。……要知道，您在这件事上是有过错的！在十九世纪末，打人耳光这种事，不管您怎么想，在某种程度上有点那个……他是个混蛋，不过……哦哦哦……您会同意，您的举动也不慎重啊。……”“当然！”主席同意说。
白酒和凉菜端上来了。在告别的时候，医师心不在焉地喝下一杯酒，吃了一个小红萝卜。临到他返回自己的医院，他的思想蒙上了一层雾，象是秋天早晨的草地。
“上个星期受那么多苦，动那么多脑筋，说那么多话，”他暗想，“难道就是为了让这件事如此荒谬庸俗地结束吗？多么愚蠢！多么愚蠢啊！”
他心中羞愧，因为他把外人牵连到他的私人问题中来了，因为他对这些人说了那么一些话，因为他有喝酒和生活散漫的习惯而喝了那杯酒，还因为他不明事理，思想不深刻。……他回到医院里，立刻开始查病房。医士在他身旁走来走去，脚步象猫那么轻，对医师问的话也轻声回答。……医士也好，妖精也好，护士也好，都装出根本没有发生什么事、天下太平的样子。医师本人也极力装得毫不介意。他下命令，发脾气，跟病人开玩笑，然而他的脑子里不住地涌现出两个字：“愚蠢，愚蠢，愚蠢……”
“注释”
①一种纸牌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