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事其实还是少提为好，”剪板刷头、一脸胡子茬儿、自称是带队官的那一位说。
“我可有责任告诉人家，”埃斯特雷马杜拉人说。
那个带队官耸耸肩膀。“我对这事也不是没有意见的，”他说。“那你就说下去吧。不过我是不想再听人提起了。”
“这毛孩子从二月里起，就一直留在山谷内的医院里，”埃斯特雷马杜拉人说。“我们这儿有几位在医院里见到过他。大家都说医院里的人很喜欢他，他也尽量做些独臂人能做的事情。他始终没有给抓起来过。也从来没有人说过要把他怎么样。”
那个带队官一句话也没说，又给我递过来一杯酒。他们全都在那儿听，就像一字不识的人听讲故事一般。
“昨天，直到黄昏时候我们还不知道这就要发动一场进攻了。昨天，直到太阳下山以前我们还只当这一天就这样平平常常过去了。没想到就在那时候，他们却把他从河边的平地上顺着小道带到这山口来了。当时我们正在做晚饭，他们把他带来了。总共只有四个人。一个是他毛孩子帕科，两个就是你刚才见过的穿皮外套、戴便帽的那两个家伙，还有一个是旅部的军官。我们看见他们四个人一起上山口来了，我们看见帕科的手并没有给铐上，也并没有给绳捆索绑什么的。”我们一见到他，全都拥了上去，大家说：‘嗨，帕科。你好吗，帕科？一切都好吗，帕科老弟，帕科你这个老小子？’
“他说了：‘一切都好。一切都还不错，只除了这个’——说着给我们看了看那条断臂。
“帕科说：‘那是胆小鬼干的蠢事。我干得真后悔。不过我只有一只手，也要做个有用的人。我要为我们的正义事业尽我一只手的力量。’”
“对，”一个士兵插进来说。“他就是这么说的。我也听见他说的。”
“我们都跟他说话，”埃斯特雷马杜拉人说。“他也跟我们说话。在打仗的时候，这种穿皮外套佩手枪的人一来，总不是什么好兆头，就像来了背图囊、挂望远镜的人一样。不过我们总还只当他们是带他来看看的，我们没有到医院去过的人能见到他也都很高兴，我说了，当时正是吃晚饭的时候，昨天傍晚天气可是又晴朗又暖和的。”
“这风是夜里才刮起来的，”一个士兵说。
“后来，”埃斯特雷马杜拉人阴沉着脸色又继续往下说，“他们中间的一个用西班牙话对那军官说：‘是在什么地方？’
“那军官就问了：‘这个帕科是在什么地方受伤的？’”
“当时是我回答他的，”那个带队的人说。“是我指给他看的。就在你那个地方再往下一点。”
“就在这儿，”一个士兵说着，朝那个地方一指。我也看得出是那个地方。一眼就看得出是那个地方。
“于是他们中间的一个就拉着帕科的胳膊把他带到了那个地方，抓着他的胳膊把他按住在那儿，那另一个就说起西班牙话来。他的西班牙话说得错误百出。起初我们真忍不住要笑出来，连帕科也觉得好笑了。那话我也不能全部听懂，不过我懂那意思是说，对帕科必须严加惩处作为儆戒，以便能使今后不再有自伤的事件发生，今后如果有人违犯都将照此严惩不贷。
“于是，他们就一个人抓着帕科的胳膊——帕科早已觉得又惭愧又难过，一听把他说成这样，更是臊得什么似的——另一个拔出手枪，没有对帕科说一句话，对准帕科的后脑就是一枪。这以后就没有再说过一句话。”
那些士兵都点了点头。
“就是这样，”一个士兵说。“那个地方你看得出来的。他倒下的时候嘴巴就直对着那儿。你看得出来的。”
我虽然靠在这儿，也早就清清楚楚看出了那个地方。
“对他搞得那么突然，也不让他有一点思想准备，”那个带班的说，“真是残忍哪。”
“我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所以现在不但恨别国的外国人，也恨俄国人，”埃斯特雷马杜拉人说。“对外国人我们不能存什么幻想。你是外国人的话，我只能对你抱歉。可是现在对我来说，没有一个外国人能够例外。你跟我们一块儿吃过面包喝过酒了。我想你现在也该走了。”
“说话可不能这样，”那个带班的对埃斯特雷马杜拉人说。“讲点礼节还是必要的。”
“我看我们还是走吧，”我说。
“你不生气吧？”那个带班的说。“你只管留在这个掩蔽部里好了，随你待多久都没关系。你还觉得渴吗？要不要再来点儿酒？”
“多谢你了，”我说。“我看我们还是走吧。”
“我那样恨外国人你能理解吧？”埃斯特雷马杜拉人问我。
“你那样恨外国人我很理解，”我说。
“那好，”他说着就伸出手来。“握手我还是愿意的。对你本人，我还是愿意祝你幸运。”
“我也祝你幸运，”我说。“祝你本人幸运，也祝你作为一个西班牙人能够幸运。”
我叫醒了拍电影的那一位，两个人就一起从山梁上下来，向旅部走去。这时候坦克都已在陆续回来了，那响声之大，弄得连自己说话都快听不见声音了。
“刚才你一直在跟他们说话？”
“在听他们说呢。”
“听到了什么有趣的事儿没有？”
“有的是。”
“你下一步打算怎么办？”
“回马德里去。”
“我们应该见见将军去。”
“对，”我说。“一定得见一见。”
将军是憋着一腔的怒火。这次进攻上面只给了他一个旅的兵力，要他发动突然袭击，一切都要在一夜之间部署完毕。这样的任务，本来至少要一个师才执行得了。他实际只有三个营可用，一个营得留着作预备队。那个法国坦克司令为了壮壮胆子投入进攻，喝得醉醺醺的，结果醉过了头，行使不了指挥的职能。等他醒了过来，也只有挨枪毙的份儿了。
坦克部队没有及时开到，到最后根本就不肯向前移动了，因此三个营里有两个没有能到达出击目标。还有一个倒是攻下了目标，但是那样一来就形成了一个无法防守的突出部。一定要说有什么切实的战果，那也只是抓住了几个俘虏，俘虏都交给坦克部队往后方送，坦克兵却把他们杀了。将军战绩拿不出来，倒是俘虏都给杀了。
“我有些什么可以写写的？”我问。
“可以写的都写在正式公报里了。你那只长颈瓶里还有威士忌吗？”
“有。”
他喝了一口，很舍不得似的舔了舔嘴唇。他当年在匈牙利轻骑兵里当过上尉，后来在红军的骑兵游击队当队长的时候，曾经在西伯利亚截获过一列车黄金，冒着零下四十度的严寒，在那里守了整整一个冬天。我们是好朋友了，他是爱喝威士忌的，眼下已经死了。
“你快走吧，”他说。“你有车吗？”
“有。”
“拍到影片了吗？”
“拍了些。都是坦克的。”
“坦克！”他恨恨地说。“那帮猪猡！怕死鬼！你得小心着点，别把命给送了，”他说。“你是块作家的料。”
“我现在写不出来。”
“以后再写出来。以后你可以把一切都写出来。可别把命送了。要紧的是，别把命送了。好了，你快走吧。”
他的劝告他自己却没有能听从，因为两个月以后他就给打死了。可是，那天最奇怪的一件事倒是我们给坦克拍的影片冲洗出来竟是出奇的精彩。在银幕上看去，这些坦克一路上山，勇不可当，好似一艘艘巨轮一样登上了山顶，在一片隆隆声中，向着我们镜头里的那个胜利的假象直驶而去。
那天要说有谁离胜利最近的话，那恐怕就应该数那个高高地昂起了头退出战斗的法国人了。不过他的胜利也真是短命得很，他下山梁才到半山坡上，就玩儿完了。我们顺着山路下山去乘指挥车回马德里时，看见他摊开了手脚，倒在那里的山梁坡上，身上还围着那方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