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还有酒剩吗？”我问。我还是觉得嘴干。
“有啊，老兄。有的是呢，”那个态度友好的士兵说。这人个小手大，身上脏得很，一脸的胡子茬儿跟他那板刷头的头发都快差不多长了。“你看他们就要向我们炮轰了？”
“按说大有可能，”我说。“不过，这场战争可是什么都难说的。”
“这场战争又怎么啦？”埃斯特雷马杜拉人品冲冲地问道。“这场战争叫你看不顺眼了？”
“你给我住口！”那个态度友好的士兵说。“这里是我带班，这些同志是我们的客人。”
“那就请他别说我们这场战争的坏话，”埃斯特雷马杜拉人说。“外国人，可不能跑来说我们这场战争的坏话。”
“你是哪个镇上的人，同志？”我问埃斯特雷马杜拉人。
“巴达霍兹，”他说。“我是巴达霍兹人。我们巴达霍兹人受尽了奸淫掳掠，先是来了英国人，后来又换了法国人，如今是摩尔人。今天摩尔人干下的坏事，也不见得就比当年威灵顿①手下的英国兵厉害多少。大家去翻翻历史嘛。我的太奶奶就是叫英国人给杀死的。我家的房子就是叫英国人给烧掉的。”
①威灵顿（1769－1852）：英国统帅，并曾历任首相、外交大臣等职。1808至1815年间，曾带兵在西班牙和葡萄牙同拿破仑的部队作战。
“我很遗憾，”我说。“可你为什么要恨北美人呢？”
“我的父亲当初被征去当兵，就是在古巴被北美人打死的。”
“这我也很遗憾。相信我，是真的感到很遗憾。那你又为什么要恨俄国人呢？”
“因为他们是暴政的代表，再说我也讨厌他们的脸相。你的脸相就像个俄国人。”
“我们恐怕还是离开这儿的好，”我对我那个搭档说，他是不懂西班牙话的。“看来我的脸相很像个俄国人，这快要招来麻烦了。”
“我快要睡着了，”他说。“这儿睡觉挺不错的。你只要别多嘴，就不会有什么麻烦的。”
“这儿有位同志对我很看不顺眼。我看他大概是个无政府主义分子。”
“那好，你只要提防着点，别叫他给打死就好。我可要睡了。”
就在这时，从山口里来了两个穿皮外套的人，一个又矮又壮，一个中等身材，两个人都戴便帽，都是扁脸盘、高颧骨，腰里都佩着驳壳毛瑟枪。他们朝着我们走来。
那个儿较高的一个用法语跟我说话。他问：“你有没有见到一个法国同志打这里经过？肩头上斜扎着一条毯子，像束着武装带似的，年纪在四十五岁到五十岁模样。你有没有见到这么个同志，从前线下来朝后方去了？”
“没有，”我说。“我没有见到过这么个同志。”
他对我瞅了会儿，我注意到他的眼珠是黄里带灰的，瞅着我一眨也不眨。
“谢谢你啦，同志，”他说，那个法国话腔调很怪。随后他就对同来的那个人讲了些什么，舌头转得飞快，所用的语言我也听不懂。说完他们就走了，一直往山梁的最高处爬去。下面几条山沟里的动静在那儿可以看得一清二楚。
“那才真是俄国人的脸相呢，”埃斯特雷马杜拉人说。
“别响！”我说。我正在密切观察这两个穿皮外套的人。他们冒着相当密集的火力，站在那儿仔细查看山梁下河这边的那一片高高低低的地。
突然两人中间有一个发现了要找的目标，用手一指。于是两个人就像一对猎狗一样撒腿跑了起来，一个径直翻下山梁，另一个向侧面包抄过去，像是要去截断什么人的去路似的。那第二个人还没有下山梁顶，我就看见他拔出了手枪，枪口对着前面一路奔去。
“你看着心里好受吗？”埃斯特雷马杜拉人问我。
“跟你一样不好受，”我说。
我听见从里山梁顶的背后传来了毛瑟枪断断续续的枪声。一连开了十多枪。一定是距离太远了，枪没打到。一阵枪声过后，隔了片刻，又是一声枪响。
那埃斯特雷马杜拉人品鼓鼓看了我一眼，一声不吭。我想，要是炮轰开始了的话也就不会有这些事了。可是炮轰偏偏一直迟迟没有开始。
那两个穿皮外套、戴便帽的人翻过山梁一起回来了，随后他们又一起下坡来到山口，走下坡路膝屈腿弯，两腿动物下陡坡总是少不了这副怪样的。他们刚要转入山口，正好一辆坦克呼噜噜、轰隆隆从山口里下来，他们就闪在一旁，让坦克过去。
那天坦克又吃了个败仗，如今从前线上撤了下来，过了山梁，有了屏障，坦克都打开了炮塔，头戴皮防护帽的坦克手都两眼向前直瞪，就像橄榄球员因为表现窝囊，给换下了场一样。
那两个穿皮外套的扁脸汉子为了给坦克让路，便闪在山梁上，正好站在我们的旁边。
“你们要找的那个同志找到了没有？”我用法语问个儿较高的一个。
“找到了，同志。谢谢你啦，”他说，目光把我从头到脚一打量。
“他说什么？”那埃斯特雷马杜拉人问。
“他说他们要找的那个同志已经找到了，”我告诉他。那埃斯特雷马杜拉人不响了。
当天一上午我们就一直留在那法国中年汉子掉头而去的这个地方。我们一直在这里蒙尘土，熏硝烟，听那一片喧闹，伤的伤，死的死，怕死的暗暗怕死，有人有英勇的表现，也有人有懦怯的流露，发动一场不可能成功的进攻是荒唐的，当然免不了要失败。我们一直留在这片越过了就别想活命的沟壕纵横的土地上。在这里你就得平面卧倒，得拢起个土堆来护住你的脑袋，得把下巴颏儿拼命往泥土里钻，一等命令下来，就得上那个即使上得去也别想再活的要命山坡。
我们一直跟这些趴在地下的人在一起，他们在等坦克而坦克始终未到，却只听见头上炮弹大批呼啸而来，轰然炸响，弹片夹着土块四处横飞，有如掘开了个泥泉，泥流往外直喷，枪声嘟嘟、弹飞嗖嗖，在当空交织成一起。我们知道他们等在那里是怎么个感受。他们已经进到无可再进了。一旦命令下来要继续前进，那就前进与活命不可得兼了。
一上午我们就一直留在这里，留在那法国中年汉子掉头不顾而去的这个地方。我很理解，一个人一旦看清了为一场不可能成功的进攻而牺牲是蠢事——比如人在临死前就往往眼清目明，所见正确，突然会看清问题，看清了这场进攻成功无望，看清了这场进攻愚不可及，看清了这场进攻实质是怎么回事——一旦看清了这些，他完全有可能干脆退下来，一走了之，就像那个法国人一样。他之掉头而去，完全可能不是出于怕死，而只是因为他看透了，是因为他突然明白了他不能不走，明白了除了一走再也没有别的办法。
那个法国人虽然退出了这场进攻，却依然保持着高度的自尊。这他作为一个常人，我是理解他的。但是作为一个军人，却自有一些监督作战的人不肯放过他了，于是，在这边他刚刚摆脱了死亡的威胁，一翻过山梁，到了那边枪弹不到、炮弹不来的地方，正向着河边走去呢，死亡的命运却马上落到了他的头上。
“哼，这些家伙，”那埃斯特露马杜拉人冲那两个战地宪兵一晃脑袋，对我嘀咕。
“这就是战争，”我说。“在战争中不能没有纪律。”
“为了服从这种纪律难道我们就死也应该？”
“可没有纪律大家谁也活不了。”
“纪律，有这样的纪律，也有不是这样的纪律，”埃斯特雷马杜拉人说。“你听我告诉你。二月里的时候，我们也正好是在这个地方，那时法西斯发动了进攻。他们把我们赶出了你们国际纵队今天想要夺取而夺不下来的那些山头。我们退到了这儿，也就是在这道山梁上。国际纵队开上来，接管了我们前面一带的防线。”
“这我知道，”我说。
“可有件事你是不知道的，”他气冲冲地只顾往下说。“当时有个跟我同省的毛孩子，一打排炮他吓坏了，他就在自己手上打了一枪，满想这样可以下火线，因为他害怕了。”
在场的其他士兵这时也都听着了。有几个还点了点头。
“对这样的人，照例总是给他们包扎好了伤口，把他们马上送回前线，”埃斯特雷马杜拉人又继续说道。“这是很对的。”
“是啊，”我说。“是应该这样。”
“是应该这样，”埃斯特雷马杜拉人说。“可这毛孩子那一枪打得太狠了，竟把骨头打了个粉碎，结果发生了感染，只好把手截掉。”
有几个士兵点了点头。
“说下去，把后面的经过全告诉他，”有一个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