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我们去坟墓的向导得整夜看守那家博物馆，所以黎明后得睡会儿觉，因此我们得10点才能出发。人们都去了田里，小镇已空巷了，只有几个无所事事的人随意站着。城门已大开。晚上城门是关闭的，这样小镇海关的人能安然入睡，而那时你便既不能进城也不能出城了。我们又喝了一杯咖啡——亚伯蒂诺早晨的咖啡做得可不怎么好。
我们随后看到了向导，他正与一个穿着屁股、膝盖上缀有棉天鹅绒布片的旧灯芯绒裤、头戴旧礼帽、脚穿厚靴子的脸色苍白的年轻人谈话，那人显然是个德国人。我们走过去向向导、不是向那个德国小伙子，打了个适当的招呼便出发了，那德国小伙像是早餐喝了醋似的一脸酸溜溜的表情。
这个早晨我们得走好几英哩去墓地的最远一端。我们还有好多墓可看，那儿总共还有25至27个彩绘坟墓。
早晨来自西南面的微风很硬，但清新爽人，不像通常意大利的西南风那么肆虐。我们沿着大路轻松地向前行进，老狗在后面翻滚似地跟着，它喜欢在墓群中度过上午。海面显得非常清明，这使空气加倍明媚、加倍令人心旷神怡，我们觉得犹如置身于大山之巅。公共汽车从维特堡隆隆而至经过我们身边，田野里的农民们正在劳动，向导偶尔向田中的女子们打个招呼，她们便俏皮地回敬着他。
那位德国青年步履坚稳地走着，但其精神似乎不如其步伐坚定。你不知道该与他说些什么才好，他似乎什么也不想给予，似乎不想别人与他说什么，可能我们不与他说话已使他生气。向导以永远不会逝去的快活用意大利语和他聊了会儿，但很快明显觉得轻松似地退了回来，然后与较温和的B作了伴，把我与德国年轻人扔在了一边。那德国人显然在不时地吞咽着他的醋。
我觉得与他在一起和与现在的大部分年轻人在一起没什么两样：他正在违抗比自己的罪过更大的罪过，他拿醋作饮料，迟疑地说着德语，因为意大利语似乎很蠢，他又不会说英语。我在最初半英哩时便已知道：他23岁（看起来只有19岁），已完成大学学业，打算当考古学家，正旅行着进行考古活动，已到过西西里和突尼斯，刚从突尼斯从回来。他对这两个地方都觉得没什么——“全是瞎吹”——他急速地抛出这句话，像扔一个很讨厌的烟蒂似地把这句话扔了出来——他看不上任何别的地方，也看不上伊特鲁利亚——“不值得一看”。
他显然对我也不屑一顾：他认识一两个我遇到过的教授，对塔奎尼亚的坟墓很了解，以前已两次来过这里并在这里呆过，但对这些坟墓不以为然；打算去希腊，但并不期望在那儿有大收获；这次呆在另一个旅馆里，不是杰恩特尔旅馆，因为它还是廉价了点；他可能只住一个晚上，拍一下所有坟墓的照片，他有架很大的摄像机——如日本人似的有意大利政府的许可——显然并没多少钱，但自己不化钱干一切事真是太棒了——期望成为一位著名教授，在一个他不以为然的领域——我不知道他是否总能填饱肚子。
他是个易怒易烦燥的青年人，即使在沉默、客气时亦如此，——不值一看！——没什么意思！——这些似乎是他最喜欢的句子，似乎这也是当今所有年轻人最喜欢说的话。对于年轻人，世上没什么值得一提。
我想这不是我的过错，所以设法忍受一切。作为战争时的一代人已很糟，成长在战后肯定更糟。你不能因年轻人找不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而责备他们，战争夺去了他们的大部分生活意义。
我的年轻伙伴倒没这么糟：他甚至很愿意人们让他相信点什么，他内心深处有种渴望和悲悯。
在这个令人欢欣鼓舞的阳光灿烂的早晨，我们经过了有着白色大理石墓碑、有许多神秘地跨越于一条中世纪水渠之上的拱桥的现代墓地，走下大路，走上一条蜿蜒于长长的山顶的小路，越过在海风中如纤细的羽毛般翻飞并荡起波澜的绿色麦田向前行进着。
这儿那儿常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