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俄罗斯方面军进行的戈梅利—列奇察战役的重要成果是，它配合了友邻乌克兰第l方面军在此期间对基辅方向进行的重大进攻行动，被本方面军部队牵制的敌人无法从白俄罗斯调一个师至基辅地区。
在整个战役期间我们一直与白俄罗斯游击队保持着紧密的联系，他们英勇地完成了我们交给的任务。他们在敌军后方炸毁桥梁，破袭铁路，炸毁燃料和弹药库，给我们的空军指示打击目标，向我们提供有关敌人的最宝贵的情报。
在完成了突破敌人主要防御地域的基本任务后，方面军的部队又展开了争夺有利地区的战斗，以便为彻底解放白俄罗斯全境的决定性会战准备条件。不过，是该考虑让部队休整一下的时候了，部队实在太疲劳了。而且前面还有艰苦的仗要打，也需要认真地做好准备——修复交通线、将前送弹药的时间缩到最短，修整被破坏的大河渡口，等等。敌人在退却时，千方百计要迟滞我军前进的速度。希特勒匪徒还派来了专门的火车，这些火车使每根枕木都断成了两截。他们把铁轨、路基、桥梁都用炸药炸毁了。而周围却是一片沼泽。技术装备要通过，就必须在沼泽地、森林中铺路，在数不清的河流上、水洼上架桥。
由于第3、第63和第11集团军前出到了第聂伯河，方面军的右翼的正面大大缩短。有鉴于此，大本营决定将第11集团军列入自己的预备队。
斯大林给我打来电话，问我心目中有没有一个优秀集团军司令员的人选，可以派到列宁格勒去指挥一个集团军。他并且强调，看来你是知道这件事的重要性的。我连想都没想，就说出了费久宁斯基将军的名字。斯大林对我表示感谢，命令立即用飞机把费久宁斯基送到莫斯科。
还在战前我和费久宁斯基在基辅特别军区共事时我就了解他。当时我们都是军长：他是步兵军军长，我是机械化军军长。我们一起参加野战训练和军事演习，研究在共同方向上的相互协同问题。我们也是一起参战的。他是一个无可争议的天才指挥员，杰出的组织者，善于带兵的专家。我推荐这么一个人到战场上一个责任重大而又非常重要的岗位上去，我深信他是合适的人选。他也确实没让我失望。
12月份，白俄罗斯方面军的部队继续进行地区性的战斗，以改善自己的出发位置。在方面军的右翼，博尔金的第50集团军以其左翼在新贝霍沃附近推进到了第聂伯河，它的主力仍然位于第聂伯河东岸。方面军将他们向北展开，截断了普罗尼亚河—第聂伯河之间的地区，并与西方面军的第10集团军在乔瑟地区建立了联系。戈尔巴托夫的第3集团军准备强渡第聂伯河以夺取登陆场并攻占罗加乔夫。罗曼连科的第5集团军在日洛宾以南的别列津纳河北岸设防固守，粉碎了敌人妄图将它的部队赶出登陆场的企图。
第65和第61集团军的部队在莫济里—卡林科维奇方向上向前推进。巴托夫的部队在自己的右翼连连得手：他们已经接近帕里奇。
我们的左邻是乌克兰第1方面军，他们曾三次试图从基辅以南的布克林登陆场实施主要突击，失败后放弃了这一打算，而将自己的兵力重新部署到基辅以北的登陆场。
他们自11月3日从基辅北面开始的进攻大获全胜。11月6日，乌克兰首都获得解放。乌克兰第1方面军乘胜扩大战果，将战线向西推进了很远，解放了一大批居民点，包括日托米尔市在内。基辅的解放和战役的巨大胜利，使第聂伯河西岸乌克兰大片国土从占领军铁蹄下被解放出来，令我们感到欢欣鼓舞。
鉴于我方面军的部队已经大大向前推进，我们只好重又将自己的指挥所移到戈梅利城下。我们的指挥所就设在一个小镇上，小镇里都是平房，主要是木头房子，这一带有一批保存得完好的木头房子，这真是一个罕见的现象。因为希特勒匪徒几乎把戈梅利变成了一片瓦砾。一个本来十分漂亮的城市被毁了。敌人以野兽般的疯狂毁坏了所有房屋和设施。在市内巷战时我们的战士曾抓住许多纵火的法西斯匪徒，他们的任务就是专门烧毁所有能住的房屋。
我们还没来得及在新的地方安顿下来，斯大林就给我打来电话。他说，瓦图京那里情况不太妙，敌人在那边转入了反攻并攻占了日托米尔。
最高统帅说：“形势变得严峻了。如果再这样下去，就会构成一种威胁。希特勒匪徒就有可能打击白俄罗斯方面军的翼侧。”
我从斯大林的语气中听出他的生气和不安。谈话结束时他命令我作为大本营的代表，立即前往乌克兰第1方面军司令部，以便在现场了解情况，采取一切措施打退敌人的进攻。
我立即上路。我决定邀请方面军炮兵司令员卡扎科夫和我一同前往。除他以外不带别人。我的副手扎哈尔金将军留下来代理我的职务，他是个经验丰富的将军、优秀的指挥员和好同志。我对他很放心，知道他指挥部队绝不比我差。临出发时我又收到最高统帅一份电报：命令我必要时立即担当起乌克兰第1方面军的指挥责任，而不必等待命令。
应该承认，这个命令使我大惑不解。为什么偏偏选中我去乌克兰第1方面军了解情况？但是，没有时间细想。
重要的是立即尽快弄清局势并作出决定，既不允许匆忙从事、又要充分保持客观公正。我到了现场以后正是这样做的。
乌克兰第1方面军司令部在基辅西边森林里的一个别墅村里。瓦图京已预先得到我们即将到来的通知。他带领方面军指挥机关的一些军官来欢迎我。他的样子十分忐忑不安。
我早就认识瓦图京：在基辅特别军区时他是参谋长。他是个在军事上很有造诣的将军，他总是举止安祥，镇静自如。
不管我怎样努力使谈话在友好的气氛中进行，开始阶段却一直没有成功。这终究是两个同事的会晤，因为我们是相邻的两个方面军的司令员。我一直试图强调这一点，但谈话对方总是以一副辩白的腔调讲话，把谈话变成了犯有过失的下级对上级的报告。到最后我只好直截了当地宣称，我来不是为了调查他的过失的，而是作为一个邻居，想诚心诚意地同志式地帮助他，以便共同努力克服他目前面临的暂时困难。
“让我们仅仅以这种精神来谈话”，我说。
瓦图京显然振作了精神，他的紧张情绪逐渐消失了。我们仔细研究了局势，没有发现有什么可怕的东西。
由于乌克兰第1方面军消极被动，敌人利用这一点集中起强大坦克集群，时而在此处，时而在彼处实施突击。而瓦图京不是以强有的反突击来回敬敌人，而是继续防御。他的错误就在于此。他向我解释道，这主要是因为乌克兰的首都就在附近，要不然他早就冒险进行积极的战斗行动了。
但现在瓦图京确实有充分的理由不必怕冒险。因为除了几个独立坦克军以外．他背后接连还部署着两个坦克集团军，更不消说还有一些诸军种合成集团军和最高统帅预备队的炮兵了。有这么多的部队完全应该进攻而不是防守。我建议瓦图京立即组织对胆敢冒进的敌人实施反突击。瓦图京立即着手准备起来。但他仍然客气地问我，什么时候接管乌克兰第1方面军的指挥。我回答说，我对此连想都没想，我认为他当方面军司令员一点不比我差。我并且还要力争快一点返回自己的方面军，因为我们自己的事就够多的了。瓦图京这才完全放心，心情也好了起来。
瓦图京的工作机制使我多少有些奇怪。他亲自审订指示和命令，亲自上机与各集团军和各司令部通电话和发电报，那方面军参谋长干什么去了？我在村子的另一头找到了博戈柳博夫将军。我问他，为什么他让方面军司令员整天为这些本应司令部干的事忙得团团转？博戈柳博夫回答说，他也毫无办法，因为司令员把这一切都抓在自己手里不放。
“这样不行。您应该帮助司令员。您作为一个将军，一个共产党员，这是您的直接职责。”
应该说，博戈柳博夫论知识和能力是称职的。可能是因为自尊心太强妨碍了他与司令员正常的相互关系。
博戈柳博夫保证尽力使共同的事业不致遭到损害。我又跟瓦图京就此问题进行了谈话。
他十分严肃地接受了我的批评。他不好意思地说：“可能我在司令部干得太长了，所以忍不住一切事情都要插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