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形势相应的变更兵力布置力量后，我军部队自西南和西北狠狠打击敌南部军队集群，使敌遭受重大损失，迫敌于1月31日放下武器。
德陆军元帅鲍卢斯及其司令部人员与南部集群一起被俘，鲍卢斯于当晚被送到方面军司令部。
我和沃罗诺夫及一名翻译等在将要把鲍卢斯带至的房间里。房间里亮着电灯。我们坐在小桌旁，很有兴致地等着这次会面。终于，门被打开，值日军官进来向我们报告战俘德军陆军元帅已到，随即站立一旁，放鲍卢斯进屋。
我们看到一个瘦高但体格匀称的将军笔直地站在我们面前。我们请他坐到桌旁，桌上摆着香烟和雪茄。我向他让烟后，自己也抽了起来（沃罗诺夫不吸烟）。我们让鲍卢斯喝杯热茶，他欣然同意。
我们的交谈没有审问的性质。我们只是谈当前的战事，主要谈被俘德军官兵的状况。谈话伊始，鲍卢斯就提出要求，请我们不强迫他回答违背军人誓言的问题，我们答应不涉及此类问题。谈话结束时，我们建议鲍卢斯向他北部集群的部属下达停止徒劳无益的抵抗的命令。他借口现在身为战俘无权下令加以拒绝。我们第一次见面就这样结了。鲍卢斯被带到为他安排的房间，那里为他创造了很好的条件。
北部集群没有放下武器。我们准备对其发起新的突击。同鲍卢斯谈话之后，我立即前往集团军司令员巴托夫的指挥所，随行的有卡扎科夫和奥廖尔。黎明时，我和巴托夫来到他的观察所。观察所在铁路路基上，前面的地形看得清清楚楚。
从集团军司令员崔可夫和扎多夫的报告中得知，他们的部队已作好战斗准备，并且知道敌人不准备放下武器。有什么办法呢？只能用武力强迫他们放下武器。不过，此时的战场上悄无声息，连枪声也听不到。
天渐渐亮了。从观察所可以看到我们身后近处的炮兵阵地。长长的一字排开的火箭炮“喀秋莎”格外引人注目。在我这个老骑兵看来，它们很像是列队准备发起冲击的骑兵连。我向巴托夫和其他同志谈了我这个印象，他们都表示同意，异口同声地说：“真像”。
为了进行这次突击，调集了大量炮兵部队，包括参加过粉碎南部军队集团的部队，此外，还有空军第16集团军。我们所作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最大限度减少我方部队在即将开始的战斗中的损失。
2月1日晨，炮弹像暴风雨般地落在敌阵地。我们在观察所看得很清楚，敌防御前沿掩没在炮弹的爆炸中。我空军轰炸了敌防御纵深的炮兵阵地。隆隆的炮声响了很久。炮声终于停息。倾刻之间，许多被炸焦还冒着青烟的地方颤动着白旗。打白旗投降是自发的，是违背德军指挥部的意志的。因而，有的战斗地段德军投降了，而有的地段仍负隅顽抗。个别地方战斗持续了一昼夜。直至2月2日清晨，被围德军北部集群才大批投降，然而，这也是违背德军指挥部意志，自发地放下武器投降的。
被围德国军队集团已不复存在。伟大的伏尔加河会战胜利结束。
前面我已说过，在斯大林格勒地区被包围的敌军有第6集团军的全部和坦克第4集团军的一部共22个师及大批各种加强部队和勤务部队。德军指挥部使数十万德军士兵丧生。几个月的时间里，他们强迫士兵作毫无指望保全生命的无谓战斗。实际上，所有被围德军按希特勒集团的意志必遭全歼。只是由于苏联人民的人道主义才拯救了众多德国士兵的生命。
昨天的敌人现已被缴械站在我们面前。一些人的眼里充满了恐惧，另一些人的眼里则闪烁着希望之光。
被俘德军官兵计91000人。在歼灭包围圈之敌的战斗期间，顿河方面军部队缴获敌军火炮5762门，迫击炮3000余门，机枪12000挺，步枪156987支，冲锋枪10000余支，飞机744架，坦克1666辆，装甲车261辆，汽车80438辆，摩托车10000余辆，拖拉机240台，牵引车571辆，装甲列车3列，机车58台，车皮1403节，电台696部．电话机933部，各类仓库337个，大车13787辆及大批其他军用物资。（这里的所有数字录入后均再次核实过。）
俘虏中有以陆军元帅鲍卢斯为首的24名将军。
胜利是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取得的。只有列宁的共产党领导下的苏联人民及其红军才能取得这样的胜利。
会战结束后，顿河方面军首长和司令部的任务是，尽快把腾出来的7个集团军及其司令部和后勤机关派往新的指定地点。与此同时，还需要尽快修复斯大林格勒铁路枢纽部、铁路干线及其他与恢复正常铁路运输需要做的一切。会战结束时，这些方面的情况极糟。这个地区进行过最激烈的战斗，任何一处小高地包括路基，土堤都变成了支撑点和工事。尤其是铁路路基破坏严重，面目全非。
敌军战俘也给我们添了许多麻烦。严寒、没有森林的光秃秃的大地、无处栖身——大部分居民点在战斗中被毁，幸存的居民点里我们安置了医院。这一切使得事情极为复杂。
首先，需要疏散大量俘虏，编成纵队，把他们从城市废墟中弄出来，采取措施防止疾病流行，安排几万人的吃、喝、取暖。由于方面军和集团军的后勤干部、政工人员和医务工作者异乎寻常的努力，这项任务才得以完成。他们紧张的，直截了当地说，忘我的劳动，挽救了众多俘虏的性命。
沿途是望不到头的德军俘虏纵队。纵队由德国军官带领，负责行进途中和停歇地保持军事队形。每个纵队队长手中均有地图，标有行车路线、停歇点及宿营地。
歇息地有燃料、热的食物和开水。据司政部门的军官及负责疏散工作人员的报告，一切进行都很顺利。
我想指出，德军俘虏都是很有远见的：每个俘虏都带有小勺、水杯和饭盒。
红军官兵对待俘虏的态度是真正人道主义的，应当说是高尚的。尽管我们都知道，法西斯分子对我们被俘人员惨无人道。
被俘德军将军安顿在当时情况下条件很不错的房子里，他们有（原文为“存”）一应个人物品，什么也不缺。
我同其中一些将军的交谈没有什么特别值得注意的内容，因此，这里不作赘述。我只想提及一点，就是有的被俘将军曲解了我们对他们的礼貌态度。这帮先生们说话粗鲁，态度蛮横，拒不按我方管理部门的规定办事，傲慢地提出要特殊的照顾。这使得我们不得不礼貌地向他们指出，他们首先是俘虏，不要不自量。
2月4日，根据大本营的命令，我和沃罗诺夫被召到莫斯科。因此，我们未能出席在斯大林格勒举行的庆贺粉碎敌军的集会……
我们白天飞抵莫斯科，飞机降落在中央机场。飞机向着陆点滑翔时，我大为吃惊：在机场迎接我们的将军和军官们肩章闪烁着金光。
我对沃罗诺夫说：“您瞧，我们到了什么地方？”
他也大惑不解。我们终于看清了熟悉的脸庞，事情真相大白。原来，我们苏联红军已佩戴肩章，但在此之前我们一无所知。
当天，我们到克里姆林宫去见斯大林。
他一看见我们，便迅速地走向我们，不待我们按规定向他报告，就同我们握手，向我们祝贺围歼敌军战役胜利结束。
我感到，他对战局进展感到满意。他同我们谈了很久，谈了许多关于今后战斗行动如何发展的想法。
互相祝贺取得新的胜利之后，我们离开了斯大林办公室。
我必须提及的是，在需要的时刻，斯大林善于吸引同他交谈的人，对其十分热情和关心，使人永久地记住和他的每一次会见。
我同沃罗诺夫话别，和他共事给我留下了最美好的回忆。
我必须立即赶回斯大林格勒地区着手执行新任务。顿河方面军已更名为中央方面军。我们必须尽快移防叶利察地区．将第21、第65集团军和第16空军集团军从斯大林格勒地区调到叶利察，同时调去的还有大本营预备队中的一批部队和兵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