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可夫坚持自己的意见：“否则将毫无结果，光有愿望是不够的。”
斯大林大为生气，但朱可夫也寸步不让，最后斯大林说：“去吧，朱可夫同志，去想一想，您暂时没什么事。”
我喜欢朱可夫的直率。当我们走出门的时候，我说，依我看，用如此尖锐的口气与最高统帅谈话大可不必。
朱可夫回答说：“我们还没有这样交谈过。”
他当时是正确的：要想取得战斗胜利，光有愿望是不够的。但是，在莫斯科附近的战斗中，朱可夫自己却常常忘记这一点。
严格要求是军事首长必不可少的最重要的特点。但是，他的铁一般的意志永远应该与关心部下和善于依靠他们的主动精神相结合。我们的方面军司令员在那些艰难的日子里不是总能遵循这一准则的。他也常有不公正的时候，就像人们所说的，头脑发热。
我多次同方面军司令员激烈争辩。有一次我们之间又发生了唇枪舌战，过了几天后我夜间从正在进行激烈战斗的伊斯特拉阵地上返回，值班员向我报告说，斯大林叫集团军司令员用高频通信线路与他通话。
当时敌人再度迫使我们的部队退却，敌人的攻势虽然不算太大，但持续不断……
总之，根据同朱可夫谈话所得到的印象，我在向高频电话机走去的时候预感到，等待我们的是预料不到的严重情况，无论怎样，要做好应付最坏情况的准备。
我拿起话筒，自报了姓名，随即听到了最高统帅沉着冷静的应答声。他问，伊斯特拉地区的情况怎样，我汇报了情况后想马上谈谈我们的御敌措施，但斯大林委婉地打断了我的话，说关于御敌措施就不用谈了，他相信我们。
谈话快结束的时候斯大林问，我们是不是很困难，在得到了肯定的回答后，他以表示理解的口气说：“请再坚持一段时间，我们会帮助你们的……”
难道还要补充说明，最高统帅的关心对我们是意味深长的。他那亲切的、慈父般的声音使我深受鼓舞，信心倍增。
第二天凌晨，最高统帅许诺的帮助——1个“卡秋莎”火箭炮团、2个反坦克团、4个反坦克枪连和3个坦克营来到了我们集团军。此外，斯大林还派了2000多名莫斯科人来补充。在当时，即便给我们少量的补充人员也是迫切需要的。
在克林方向上，情况愈来愈复杂化。
扎哈罗夫将军把这个地区内的所有部队都集中了起来。在他的集群中，有步兵第17、第126、第133师，一个以最高苏维埃命名的军事学校学员团和坦克第25旅（确切地讲，都是一些残留人员）。
而敌人有多少兵力呢？根据我们在战斗过程中调查的结果，在德米特罗沃——亚赫罗马方向上，有敌人的坦克第6、第7师、步兵第23和第106师，而从12月1日起，这里又出现了坦克第1师的部队。
扎哈罗夫率领的军队集群当然阻挡不住冲向德米特罗沃和亚赫罗马的大量的德国法西斯军队。但是，该集群出色地完成了尽量减缓敌人推进速度的任务。军队在扎哈罗夫的指挥下，经过激烈的战斗，从一个地区撤退到另一个地区，迫使敌人时而停止前进，时而再度展开，时而给自己开辟道路。在长达10天的连续战斗中，该集群的军人们时而陷入重围，时而突围，从正面和后方打击敌人。他们和所有莫斯科的保卫者一样，被一个愿望所鼓舞——即想方设法更多地消灭希特勒匪徒，削弱敌人的有生力量，直到决定性的时刻到来为止。而这样的时刻已经临近……
可以看出，德军统帅部已经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他们把最后一些预备队投入了战斗。在第16集团军的右翼出现了由3个坦克群组成的敌坦克第1师就是一个证明。尽管敌人利用暂时占优势的兵力迫使我们的部队退却，而我们不得不把集团军下来的所有兵力投入战斗，但是可以感觉得到，双方交战的决定性时刻已经不远了。
但是，暂时我们不得不把指挥所设置在越来越靠近莫斯科的地方。我们刚刚把指挥所设置在利亚洛沃，就在这个村子的东北郊与敌坦克展开了战斗，这个地区所有的人，包括集团军司令部的一些参谋，都参加了战斗。一个85毫米反坦克炮炮营拯救了我们，炮兵们打中了敌人的几辆坦克，挫败了敌人的冲击。
被打中的敌坦克在夜幕下熊熊燃烧。在炮弹的呼啸声和爆炸声中，我们从利亚洛沃向克柳科沃退却。在这种情况下，我看到我们的参谋长依然一丝不苟，毫不动摇，我对他的工作特别满意。军队的指挥机构仍然和过去一样，随机应变，反应敏捷。
由于法西斯军队进入利亚洛沃，方面军司令员满足了我们的坚决要求，派了一个坦克旅来加强我们集团军，这个旅虽然人数不多，但是旅长Ф·T·列米佐夫经验丰富。后来又给我们集团军派来了一个步兵团、一个独立骑兵团、一个加农炮兵团和一个反坦克团。这份清单本身表明，方面军指挥部已经没有预备队了。方面军指挥部和我们一样，把一部分兵力从一个地段调走，之后投入另一个地段，即投入最困难的地方。
第16集团军的防御像一根线，这根线的某处随时有崩断的危险，因此不得不处处小心翼翼，以防断线，一旦发现防线的某个地方开裂，就赶紧寻找对策，或者形象地说赶紧找一小块补丁补上。
我们集团军的情况如此，方面军的情况也是如此。
在得到朱可夫提供的加强兵力后，我们根据他的指示，对突破利亚洛沃地区的敌军集团实施了试探性反突击，虽然没有取得大的胜利，但是暂时阻止了敌人推进。
回想那些日子，我不禁又想起我们的第16集团军。尽管它损失惨重、疲惫不堪，但是祖国的土地寸土不让，给敌人以无情的回击，使敌人的兵力遭到削弱。它每后退一步都准备以牙还牙打击敌人，这一点它做到了。虽然它还不能完全阻挡敌人，但是敌人也没有能突破集团军的绵亘防御正面。
交战双方的兵力都十分紧张。我们掌握的情报说明，德国法西斯陆军元帅博克拥有的所有预备队都用上了，全部投入了莫斯科附近的战斗。西方面军，其中包括我们的集团军，无论如何也要把敌人挡住，坚持到底。
我们知道，剩下不多的人在坚持，但这是我们的职责。
西方面军司令员尽一切可能来加强被削弱的部队，暂时不动用已经抵达的战略预备队。战略预备队遵照最高统帅部的命令正在向莫斯科，向最危险的地区集结，必须把他们保留到决定性的时刻，为此需要精打细算和巨大的耐心。
11月底的一天夜里，在克柳科沃我的指挥所里，最高统帅用高频电话呼叫我。他问我知道不知道在红波利亚纳地区出现了敌人的部队，正在采取什么措施才能使敌人不能到达红波利亚纳。斯大林特别强调指出，如果红波利亚纳落入敌人手中，法西斯分子就可以从那里使用大口径火炮向首都开火。我向最高统帅报告说，我知道德军的先遣部队已推进到红波利亚纳以北，我们已经从其他地段上调了一些部队到那里去。最高统帅告诉我说，最高统帅部已命令莫斯科防区的部队加强这一地段。
不久，方面军参谋长索科洛夫斯基通知说，已经从方面军预备队中抽调一个坦克旅、一个炮兵团和4个“卡秋莎”火箭炮营，供我们集团军实施反突击使用。我们又从本集团军的编成中抽调2个步兵营、一个炮兵团和最高统帅部预备队的2个加农炮兵团参加进去（原先准备把这些兵力调到太阳山城）。
为如此重要的事调集和组织部队的工作落到了卡扎科夫将军和奥廖尔肩上。他们当即前往黑格里亚齐，那里有一个辅助指挥所，我也乘车随他们到那里去。
组织反突击的工作一点儿也不能耽误，一切都在行进间进行。部队强行军抵达黑格里亚齐地区后，马上受领任务，进入阵地。
一大早就开始进攻。我们的各部队在强大的炮兵火力和“卡秋莎”火箭炮齐射火力的支援下，对敌人发起了进攻，不给它设防固守的机会。敌人拚命抵抗并转入反冲击，空中敌机狂轰滥炸。但是，到日终前德寇连同他们的坦克已被我军赶出红波利亚纳，并向北退却了4～6公里。莫斯科防区的军队与第16集团军的各部队一起参加了这一次战斗。
我们把这个地段上的敌人隔开、使其失去用重炮轰击莫斯科的可能性，但是，太阳山城方向的态势却变得复杂起来了。在这一方向上作战的有我们的近卫第7和第8师，第354师的一个团，多瓦托尔骑兵军和骑兵第20师。敌人在克卢希诺、马图什金诺、克柳科沃、巴兰采沃一线将这些部队击退。我们把所能投入的一切都投入了这一地区的战斗，然而把集团军指挥所留在克柳科沃已经不可能了。炮弹和迫击炮弹在这座城市的各条街道上爆炸。在城市的北部，我们击退了德军坦克。敌机则轰炸了我防守部队。
我们的飞机也参加了这一次战斗。战争爆发后我这是第一次有幸看到那么多的我军飞机．它们行动非常主动积极。但是，战场上的空中数量优势仍然在敌方，从质量上看，德国的飞机也暂时领先于我们。但是不管怎样，天上出现自己的歼击机、轰炸机、强击机，对部队无疑是极大的鼓舞。
我带着司令部一帮人从克柳科沃转移到事先构筑好的新的指挥所。激烈的、不间断的战斗在我集团军和友邻集团的整个正面以及第30集团军的右面和第5集团军的左面继续进行。到处困难严重。第30集团军的右翼部队被敌人击退到莫斯科——伏尔加河运河的东岸，敌人的少数兵力甚至已在德米特罗夫以南强渡运河。第5集团军的右翼各部队也被敌人击退。
在这些决定性的日子里，敌人的主要突击方向仍旧是我们第16集团军所在的地区。在第16集团军的当面，集结了法西斯德军的主力，主要是由几个坦克师和机械化师组成。敌人力图在这里，在最靠近莫斯科的翼侧实现突破，为此不惜动用一切兵力兵器。
敌人的垂死挣扎还迫使我集团军的左翼退却到巴兰采沃、霍万斯科耶、佩特罗夫斯科耶、列宁诺一线。但是，至此敌人已精疲力竭。
有两个师——莫斯科步兵第18师和第78师在这里与德军战斗，这两个师后来都荣获近卫军称号。前者原先是个民兵师，后改称近卫第11师，由切尔内绍夫指挥；后者改称近卫第9师，由别洛博罗多夫指挥。
激烈的战斗在各个地区继续进行，争夺克柳科沃的战斗尤为激烈，克柳科沃多次易手。但是敌人已经不能继续向前推进了，我们成功地击退了敌人的所有突击，继续使敌人遭受巨大的损失。
在这段时间里，最高统帅部预备队的部队——第20和第1突击集团军在莫斯科以北地区、在第30和第16集团军的接合部之外的集结已经完成。在首都以南，也有预备队靠近。
是的，为了加强防御，在正面最危险的地段上曾经动用过最高统帅部预备队的某些兵团。但是，最高统帅部的主要预备队始终保留到决定性的时刻才投入使用，这一点最终决定了莫斯科大决战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