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近太阳山城后，我们决定在一个名叫佩什基的村子组建集团军的临时指挥所．而将主要指挥所挪到利亚洛沃。
11月24日晚间我们抵达佩什基。一辆T－34坦克停在一幢木房子附近，我们发现屋子里有一些军官，其中有我认识的卡梅拉将军和库尔金将军，房间里一片嘈杂声，大伙儿你一言我一语讨论分析形势，但仍旧很难弄清楚这里发生了什么。
原来这些军官是被方面军司令部派来调查情况的，卡梅拉握着我的手说：“不用讨论下去了，负责这一地段防御的人已经到达，我们不要妨碍他。”
我为此而感谢他，方面军司令部的小组乘车走了，某坦克部队的指挥员（名字没有记住）留了下来。坦克兵们是根据方面军下达的任务到这里来掩护太阳山城方向的。
我们开始分析情况。根据我们司令部一个参谋提供的一份报告查明，在佩什基村以北有列维亚金将军率领的集群，人数不多。还有一些坦克，就停在公路旁。第16集团军的兵团和部队还没有进入我命令中指定的地区，司令部同他们保持着无线电联系。
我还没来得及给坦克兵指挥员发去一份号令，去查明是谁在掩护着公路，村子里就开始了炮击。一发炮弹击中了我们的房子，炮弹穿墙而过，但没有在屋里爆炸。
我问坦克兵指挥员，他的坦克在哪里，他们都在干什么，得到的回答令我大吃一惊：在村子以北的阵地上他把两辆坦克留给了步兵，其余的坦克开到杜雷金诺加油去了。
“您相信这两辆坦克没有开去加油吗？”
这位坦克兵指挥员显得盲然，他不得不回答说，在战争中一般是从后方给坦克运送油料的，而不是从前方给坦克运送油料。他接到把所有的坦克都调到佩什基的命令后就开始执行了。
我们的通信参谋跑进来报告说，德军坦克沿公路冲进了村子，冲锋枪手沿村子的各个方向推进，对一幢幢房子扫射。
我们还没有碰到过这种危险的处境。我脑子里闪过的第一个念头是：“封锁公路的部队究竟在什么地方？”第二个念头是：“我们的汽车在什么地方，还完好无损吗？”（我们把汽车停在了村南头）。
我们走出木房子，四处察看。在村子里不时有射来的炮弹，时而落在我们的前方，时而落在我们的两边。一些炮弹呼啸而过，轻轻落地；有的炮弹掉在建筑物或围墙上，但没有爆炸。看来，这些都是德军坦克发射的假弹。
夜间的天空被地雷爆炸的闪光和闪闪发亮的五颜六色的曳光弹照得发亮。我心想：“这是一幅多么壮观的画面啊！……”但是马上就意识到了危险性。
那辆T—34坦克还停在房子旁边。指挥员建议我坐到坦克里头去，我却命令他马上坐这辆坦克去找自己的部队，指挥坦克兵掩护公路，不让敌人继续沿铁路前进，铁路在佩什基以南6～8公里处横穿过列宁格勒公路。
我们一行12人则疏散开来，但保持在相互能看见对方的距离上，悄悄地走近村子尽头的峡谷。不远处，那辆T－34坦克开足马力飞快前进，它在敌人的猛烈射击下从我们的视野中消失了。
我们小心翼翼地向公路靠近，很快就找到了自己的汽车。我们的同志——司机们没有扔下我们不管。
看来，在敌人的鼻子底下乱转不会有任何好处，于是我决定立即前往集团军司令部，从那里指挥集结在太阳山城方向上的部队。
在前往利亚洛沃途中，马利宁向我报告说，朱可夫和索科洛夫斯基已经好几次查问在太阳山城附近的集团军各部队是否已转入进攻。原来，方面军指挥部已经改变了我给从伊斯特拉阵地上撤下来的部队下达的任务：不要在太阳山城进行防御，而应该进攻，把敌人赶出这座城市。当各兵团已经开始强行军时，才明确了任务，当然也就没有时间去组织进攻了。
遗憾的是，经常有这样的事情：上级机关不考虑时间和部队的情况发出了号令和命令。在战斗进程瞬息万变的情况下，这样的号令赶不上事态的变化，等到传达到部队中去的时候已经不符合新的情况了。因此给人的感觉是，命令往往只是表达迫切的愿望，而不是根据部队的现实可能性。这种情况给下级领导造成许多忙乱和麻烦。
进攻太阳山城的战斗匆忙打响了，3个骑兵师企图从西南和东南包抄盘踞在市里的敌人。进攻开始后，头一段时间还算顺利。普利耶夫将军以他那素有的充沛精力和速战速决的精神，率领他的师向斯维尔奇科沃、谢利谢沃和马尔特诺沃发起进攻，粉碎了德军第240步兵团。
我们的其他部队也稍微向前推进了一些，但之后就被挡住并被击退到出发位置上。敌人来得及调动足够的兵力来反击多瓦托尔率领的集群的所有冲击。部队没有完成任务，这不是多瓦托尔将军的过错。骑兵在少量坦克和反坦克歼击炮兵的支援下行动很果敢，他们对组成密集战斗队形的敌人发起冲击，许多居民点数度易手。但是由于力量悬殊太大，到夜里不得不停止这一徒劳无效的努力。
骑兵受到德国法西斯飞机的打击，损失很大。11月25日日终前，该集群的兵团和部队转入防御。可以这样来总结这场战斗：虽然我们没有能把敌人从太阳山城击退，但敌人因此也没有能向莫斯科方向发展已取得的胜利。
第16集团军的各部队竭尽全力不让敌人继续推进一步。战斗一分钟也没有停止过，德寇开始夜间进攻，以前他们从来没有这样做过。敌人疯狂地往前冲，说得形象点，他们是踩着自己人的尸体前进的。
我们所有的人，从士兵到指挥员，都感觉到已经到了无论如何也要守住的决定性时刻，大家都只有这么一种想法，人人都尽量把自己份内的事做得更好些，用不着别人催促。经过战火锻炼的军队知道自己的责任有多大。
不仅我们，整个西方面军在这些日子里都经受了极端困难的考验，这些日子里，我也领教了我们某些直接领导人的神经质和急躁。自制力、沉着冷静、尊重下属人员是任何首长所应具备的必不可少的品质，这些品质在战争中尤为重要。应该信任老战士：他意识到上级信赖他，相信他的能力，对他寄托着希望，在战斗中，对于一个人来说，没有比这种意识更为宝贵的东西了……遗憾的是，我们的西方面军司令员有时没有考虑到这一点。
我同朱可夫有多年的交情，命运不止一次使我们走到一起，又不止一次使我们分开。我们初次相识是在1924年，在列宁格勒高级骑兵学校学习的时候，到这个学校学习之前我们俩都是骑兵团团长，我来自外贝加尔，他来自乌克兰。学员们带着强烈的求知欲勤奋学习，这是一个由指挥员和共产党员组成的、朝气蓬勃的、洋溢着青春气息的和睦的集体，这个集体中有巴格拉米扬、西尼亚科夫、叶廖缅科和其他同志。朱可夫比谁都肯花时间学习军事知识，只要看一眼他的房间，总可以看到他趴在摊在地板的地图上。早在那个时候就能看出他的未来的事业和职责会超过所有的人。
30年代初我们俩相遇在明斯克。当时我有幸在铁木辛哥率领的一个军里指挥一个骑兵师，而朱可夫那时是这个师的一名团长。战争前夕我们在另一种情况下相遇：朱可夫是大将军衔，指挥一个大军区；而我的军衔是少将，先是指挥一个骑兵军，后来指挥一个机械化军。朱可夫升得很快，他有许多过人之处——天份过人，精力过人，自信心过人。
在西方面军，在艰难的战斗期间，在通往莫斯科的接近地上，我们再度在一起工作，但是我们之间的工作关系已经不那么好了，为什么呢？在我的印象中，朱可夫还是一个意志坚强、果断坚决、有许多优秀品质的人，这些优秀品质是一个高级军事首长所必不可少的。看来，主要在于我们对领导中表现的长官意志的作用和形式有不同的理解，而在战争中许多事情取决于长官意志。
我想起了朱可夫和斯大林的一次谈话，当时我也在场。
那是稍晚些时候的冬季，斯大林让朱可夫发动一次不大的战役，好像是在姆加车站地区，以此来减轻列宁格勒方面的压力。
朱可夫认为，必须发动一次大的战役才能达到目的。
斯大林回答说：“这一切很好，朱可夫同志，但是我们没有兵器，应该考虑到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