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住在加格拉紧临海滨的一幢小房子里。这幢房子好象革命前廉价的“公寓”,是一幢体面的贫民窟。

每当风暴袭来的时候,它便为狂风和巨浪的冲击所摇撼,发出嘎吱嘎吱、喀嚓喀嚓的声音,眼看就要塌似的。门上的锁都銹了,穿堂风一吹过,门便慢慢地、可怕地敞开来,停止几秒钟不动之后,又猛丁砰地一声关上,于是灰泥便从天花板上纷纷落下。

所有新加格拉和旧加格拉的野狗都在这幢房子的露台下过夜。它们趁主人暂时外出的时候爬进屋来,躺到床上,心安理得地打起呼来。

不管盘据床铺的野狗的性子如何,进屋子时总要多加小心。狗不大好意思、羞答答地跳起来,失望地叫着跑出去。假如你碰着它的脚,它会因为恐惧而咬你一口。

假如碰上一条不要脸的老油子,它就会躺在床上,用仇恨的眼光盯着你,可怕地叫起来,使你不得不请邻居们来帮忙。

费定的一面窗户朝着临海的露台。风暴咆哮的时候,把露台上的藤椅都堆到这扇窗子旁边来,怕淋湿了。狗总蹿在这堆椅子上,从上面望着在桌旁写作的费定。这群狗低声嗥着,想到他这有灯光的暖和的房间里来。

起初,费定抱怨说这群狗简直使他发抖。只要他的眼睛离开稿子,看着窗外开始思索时,便立刻看到几十只恶狠狠的眼睛盯着他。他甚至有几分不自在,好象因为他住在暖和的地方,却在白纸上画黑道,干着一种分明是无意义的事情而成到歉疚。

当然,这在某种程度上妨碍了费定的工作,但不久他便习惯了,不再理睬这群野狗了。

大多数作家在清晨写作,也有一些作家在白天,但绝少数在夜里。

费定能在任何时刻写作。仅仅是偶尔歇歇乏才停下一会儿。

他每夜在大海的呼啸声中写作。这种听惯了的喧嚣声非但不妨碍他,甚至有助于他的文思。相反,寂静倒使他烦乱。

有一次,在深夜里,费定把我叫醒了,焦灼地跟我说:“你可知道海沉默了。我们到露台上去听听。”

一片深沉的、好象非常静穆的沉寂笼罩着海岸。我们默不作声,想要在黑暗中听到哪怕一声微弱的浪花拍溅声,但是什么也听不见。只有耳膜嗡嗡地响着,这是我们的血液流动的声音。在高空,在那弥漫苍穹的黑暗中,撒着几点朦胧的星光。我们习惯了这大海的喧声,甚至为这种静寂所窒息了。费定在那一夜里没有写作。

所有这些都说明:他不得不在他所不习惯的环境中工作。我以为这种生活的朴素与简陋使他想起青年时代,青年时代我们能够在窗台上,在洋油灯旁,在墨水都上了冻的房间里,一句话,在任何条件下写作。

我无意中观察了费定,才发现他只有在把下一章严格地考虑过、调理过、用沉思和回忆充实过之后,直到个别字句都在思想中推敲成熟的时候,方才下笔。

费定在动笔之前,全神贯注地从各个角度来审查这部未来的作品,他只写他深思熟虑过的、轮廓分明的、同时和整体有完整的关系的东西。

费定的明豁而坚定的智慧和严峻的目光,不容忍那构思和表现的模棱两可。按照他的意见,散文应该写得确切无瑕,锤炼到金刚石的硬度。

福楼拜在文字的惨淡经营中度过了一生。他不能够停止追求散文的晶化。有的时候,对他说来,修改稿子并不是使散文完美无瑕的手段,而成为目的本身了。他失去了鉴别的能力,疲惫不堪,悲观失望,而且显然地枯竭了,把自己的作品弄得没有生气,或者如果戈理所说的,“描写呀,描写呀,变成个描写迷了”。

费定知道在琢磨文句时应该恰到好处,适可而止。他身上的批评精神从不疲倦,但也没有让作家灰心。

在福楼拜身上高度地表现了那种文学理论家们称做作家的“人格化”的特性,简言之,这是一种禀赋,作家以强烈的力量,使自身与人物合成一体,亲身极其痛苦地体验作品人物(按照作家的意志)所遭遇的一切。

如所周知,福楼拜描写爱玛·包法利服毒临终之际,他自己也感觉到中毒的种种征候,因而不得不向医生求救。

福楼拜是一个痛苦的人。他写得那样慢,他自己绝望地说:“写出这样的东西来,真应该自己打自己的嘴巴。”

他住在卢昂附近塞纳河畔的克鲁阿斯。他书房的窗户便临着塞纳河。

在福楼拜的有异国情调的书房里,终夜点着有绿罩的灯。福楼拜在夜里写作。到晨光熹微的时候灯才熄灭。

灯光是通宵达旦的,好象灯塔。真的,在暗夜里,福楼拜的窗户成了塞纳河上渔夫们的灯塔,甚至从哈佛尔往卢昂溯游而上的海轮的船长们也把它当作灯塔。船长们知道在一段航路上要想不迷失方位,应该“以福楼拜先生的窗户”为目标。

他们偶尔看见一个体格健壮的人,身穿一袭华丽的东方式的睡衣。这人常常走到窗边,前额贴在窗上,望着塞纳河。这是一个疲惫不堪的人的样子。但那些弄潮儿却未必知道窗子里站着的是一位法国的伟大的作家。他为争取散文——这个“可诅咒的、无论如何也不能定型的、没有形状的东西”——的完美,已经精疲力竭了。

在巴尔扎克看来,他的人物都是活生生的、亲密的朋友,他忽而气得呼哧呼哧地骂他们是坏蛋、傻瓜,忽而微笑着,称赞地拍拍他们的肩膀,忽而拙笨地安慰他们的不幸。

巴尔扎克相信自己的人物确实存在,相信他对他们的情况所描写的确切性,这种相信完全是虚无缥缈的。他的生活中一件有趣的故事可以说明这个事实。

在巴尔扎克的一个短篇里,有一个年轻的修道女(她的名字记不清了,姑且叫她作贞娜)。修道院长有一次派温柔的贞娜到巴黎去给修道院办事。年轻的修道女在首都五光十色、满眼繁华的尘世生活前目瞪口杲了。她在煤气灯光下一连好几个钟头望着从未见过的富丽堂皇的商店橱窗。她看见了穿着香气四溢的薄纱衣衫的妇女。这种衣服好象使这些美人儿曲络毕露,突出了窈窕的项背、细长的腿、小巧高耸的酥胸的美。

她听见了奇异的、醉心的告白,暗示爱情的话,男人悄声的甜言蜜语。她既年轻又漂亮。人们在大街上盯在她的后面。跟她也说着同样奇异的话,她的心怦怦地跳得非常厉害。在一个花园里,梧桐的浓荫下,被人初次的强吻,象一声霹雷一样,把她震昏了,夺去了她的理智。

她在巴黎留下了。为了把自己打扮成一个迷人的巴黎女郎,她把修道院的钱都花光了。

过了一个月她到大马路上去了。

在这篇小说里,巴尔扎克用了当时一个修道院的名字。巴尔扎克的书落到了修道院长的手里。修道院里正好有一个年轻的修女叫贞娜。修道院长把她叫了来,严厉地说道:

“您知道巴尔扎克先生写您什么了吗?!他侮辱了您!他诬蔑了我们的修道院。他是一个诽谤者和凟神者。您去读一读!”

这位少女看完了小说大哭了起来。

“立刻!”修道院长厉声说。“立刻准备准备到巴黎去,找到巴尔扎克先生,请求他向全法兰西承认,他这是诽谤,他玷辱了一个根本没到过巴黎的纯洁的少女。他侮辱了修道院和我们全体天主教徒。让他忏悔他这十恶不赦的大罪。您一定要办到,否则最好不要回来。”

贞娜到巴黎去了。她找到了巴尔扎克,好不容易使巴尔扎克接见了她。

巴尔扎克穿着一件旧袍子,坐在那里呼哧呼哧地象一口阉猪。烟味充满了房间。桌子上堆满了大堆的匆匆忙忙写就的纸片。

巴尔扎克皱起了眉头。他没有工夫,因为他早就预定好要在一生中写五十本以上的小说。不过巴尔扎克的眼睛里闪耀着异样的光辉。他凝视着贞娜。

贞娜脸孔绯红,垂下了头,祈求上帝帮助她,然后把修道院里的一切经过告诉了巴尔扎克先生,并且请求他洗清自己的不白之冤。这是巴尔扎克先生不晓得为了什么目的硬加在她的贞节和圣洁上的。

巴尔扎克显然没明白这个美丽而娇柔的修女要求他什么。

“什么不白之冤,”他问道。“我所写的永远是神圣的真理,”

贞娜又把她的要求重新说了一遍,并且轻声补充说:“可怜可怜我吧,巴尔扎克先生。您要是不愿意帮助我,我就不知道应该怎样才好了。”

巴尔扎克跳了起来。眼睛里有愠色。

“怎么?!”他喊道。“您不知道怎样才好?你所应该作的事我不是已经写得清清楚楚了吗!完全清清楚楚了!还有什么可怀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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