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每一个作家都有自己的鼓舞者，自己的守护人，一般说这些人也是作家。
只要读上几行这个鼓舞者的作品，自己便立刻想要写东西。从某几本书中好象能喷出酵母浆来，使我们心神陶醉，感染我们，使我们不自主地拿起笔来。
奇怪的是，这样的作家，守护人，在作品性质、风格和题材方面多半和我们迥乎不同。
我认识—个作家，是一个道地的现实主义者，他专门描写日常生活，人稳重而沉着。但他的守护人却是那位落宕不羁的空想家亚历山大·格林。
盖达尔把狄更斯称作他的鼓舞者。至于我呢，司汤达的罗马通信的任何一页都能引起我的创作欲，而且我写的东西与司汤达是那么悬殊，连我自己都威到惊讶。有一年秋天，我读了司汤达的作品，便写了一个短篇273护林区，这篇小说是描写普拉河岸禁伐林的。但在这个短篇中全然找不到一点与司汤达的作品的共同之处。
不过说实在的，我并没寻找其中的原因。显然，是可以找到的。我之所以提到这点，仅仅是想谈一谈，有许多粗粗一看并不重要的事情和习惯却能帮助作家们写作。
大家都知道普希金在秋天写东西写得最出色。无怪“波尔金诺的秋天”成了惊人的创作力旺盛的同义语。
“秋天来了，”普希金写信给普列特尼约夫说。“这是我喜爱的季节——我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健壮起来——我的文学创作的时期开始了。”
大概不难理解这是什么道理。
秋天，清澈而凉爽，有“飘零的美”（语出普希金1833年写的抒情诗《秋》），远景明晰，气息清新。秋天给自然添上一种淡淡的色调。绛红、金黄的树林时时刻刻在雕落，剩下光秃秃的枝桠，使线条更形突出了。
眼睛会逐渐习惯于秋日景色的明朗。这明朗的秋色便渐渐地吸引一个作家的意识、想象和作家的手。诗和散文的喷泉喷出冷冽的清泉，偶尔发出冰屑的响声。头脑清新，心强烈而均匀地跳动着。只是手指有些儿发冷。
到秋天，人类思想的禾稼也熟稔了。关于这个，巴拉廷斯基说得很好：“珍贵的庄稼成熟了，你在思想的谷粒里收刈；达到了人类命运的圆满。”
照普希金的说法，每逢秋天，他的精力又重新旺盛起来。每年秋天，他都觉得年轻了许多。歌德说得对，有天才的人一生之中，常常有几度恢复青春。
在一个这样的秋日，普希金写了几行诗，述说了诗人极其明显的复杂的创作过程：
我常常忘记世界——
在甜蜜的静谧中，幻想使我酣眠。
这时诗歌开始苏醒：
灵魂洋溢着抒情的激动，它颤抖，响动，探索，象在梦中，最终倾泻出自由的表现来——
一群无形的客人朝我涌来，是往日的相识，是我幻想的果实。
于是思想在脑中奔腾、澎湃，轻妙的韵律迎面奔来。
于是手指儿忙着抓笔，笔忙着就纸，刹那间——诗句就源源不断地涌出……
（引自普希金的《秋》）
这是对创作的惊人的分析。只有在高度精神振奋的热潮中，才能作出这样的分析。
普希金还有一个特点。他写东西碰到写不下去的地方，便索性跳过去，继续往下写，决不停顿。以后他再回到漏过的地方，但这只是在他称作灵感的那种精神振奋到来的时候。他从来没勉强地唤起灵感。
我看见过盖达尔写作。和作家一般的写作情形完全两样。
当时我们住在麦绍尔森林区一个村子里。盖达尔住在一幢临街的大房子里，而我住在花园深处的一间浴室里。
当时盖达尔正在写鼓手的命运。我们俩讲好从早晨到中午一心一意工作，在这个时间内，彼此决不以钓鱼来诱惑对方。
有一次，我在这间浴室里靠近敞开的窗子写东西。连一页的四分之一还没写完，盖达尔就从那幢大房子里出来了，从我窗前走过，装出极其自由自在且漠不关心的样子。
我假装没看见他。盖达尔在花园里踱来踱去，自言自语地嘟囔着什么，接着又从我窗前走过，但这一次已经分明要找我麻烦了。他吹着口哨，然后又假装咳嗽。
我不作声。这时盖达尔第三次走过来，怒冲冲地盯了我一眼。我依旧不作声。
盖达尔忍不住了。
“喂，”他说，“别装傻啦！你写东西这么快，扔下一会儿，有什么道理啦。嘿，好一个波波雷金①！我要是也这么写，我早就有一部一百一十八卷头的全集了。”
“①波波雷金（1836—19e1）：俄罗斯作家，对时代精神敏感，现察力强。但用自然主义的方法写作，急于概括自己的观察。”
他非常喜欢这个数目。他津津有味地又重复了一遍：“一百一十八卷！一卷也不少！”
“够啦，”我说，“你干脆说吧，你要怎的？”
“要你听听，我想出来一个多么美妙的句子。”
“什么句子？”
“好，你听着：‘受罪啦，老头儿，受罪啦！——乘客们说。’妙不妙？”
“我打哪儿知道！”我回答说。“得看放在那儿，跟什么发生关系？”
盖达尔大为不满。
“‘跟什么发生关系，’‘跟什么发生关系’！”他学着我的语气。“应该跟什么发生关系，就跟什么发生关系！嘿，去你的吧！坐在那儿琢磨你自个儿的文章吧。我可得去把这句话记下来。”
但他没忍了多久。过了二十分钟，他又开始在我窗前走来走去了。
“怎么样，又想出什么了不起的句子来了？”我问。
“喂，”盖达尔说，“从前我只不过是模糊地猜想你是一个放肆的知识分子和一个讽刺家。今天看来果然不错。我感到很悲哀。”
“去去，走开吧！”我说。“咱们好说好商量，别打扰我！”
“了不起，一副拉热奇尼科夫①的架子！”盖达尔说，不过还是走了。
“①拉热奇尼科夫（1792—1869）：俄罗斯作家。”
过了五分钟他又回来了，而且老远就对我高声说了一个新句子。这个句子，说实在的，出乎意料，好得很。我很赞赏这个句子。盖达尔就需要这个。
“得啦！”他说。“这一回我再不到你这儿来了。决不来了！不用你帮助写写看。”
他忽然用说得很糟的法国话添上一句：“再会，俄罗斯苏维埃作家先生！”
当时，他刚开始学法文，学得非常起劲。
盖达尔又到花园里来过好几次，但没打扰我，在远处的一条小径上踱来踱去，一边自言自语地嘟囔些什么。
他就是这样写作的——一边走一边想着句子，然后记下来，随后再想。他整天从屋子里到花园这样出来进去。我很奇怪，并且肯定盖达尔的中篇写得很勉强。但后来才知道，他一向如此滑头，这样写下来的远比一句一句积起来的多得多。
大约在两个星期以后，他写完了鼓手的命运，然后兴致勃勃、心满意足地走到我的浴室里来。
“给你读一篇小说好吗？”
我当然很想听听。
“那么，听着！”盖达尔说，在房中央站住了，把双手插在衣袋里。
“原稿在哪儿呢？”我问道。
“只有那不中用的乐队指挥，”盖达尔用一种教训的口气回答说，“才把谱架放到面前。我要稿子干吗！稿子在桌子上养神哪。你到底听不听？”
他把小说从头到尾背诵了一篇。
“你总归会在什么地方，把什么背错了，”我怀疑地说。
“咱们打赌！”盖达尔喊道。“不会超过十个错误！要是你输了，明天就到梁赞去，在破烂市上给我买一个老式的晴雨表来。我在那儿看好了一个。在那个老太婆的摊子上——你记得吗？——下雨她就顶个灯罩。我马上把稿子拿来。”
他拿来了原稿，把小说又背诵了一次。我看着原稿。仅仅在几个地方弄错了，而且不是什么重要的地方。为了这个我们吵了好几天，盖达尔到底算不算赢，但这已经和本题没有直接关系了。
总之，我买了晴雨表，使盖达尔高兴万分。我们决定按照这个铜质的笨重器皿，来安排我们的钓鱼生活，但立刻就上了当，晴雨表上指着“大旱”的时候，而事实上却下了三天倾盆大雨，两个人都变成了落汤鸡。
那个时期真是妙不可言：无尽无休的胡闹啦，“抽签”啦，文学上的争论啦，在湖上和旧河床上垂钓啦。所有这些都不知不觉地帮助了我们写作。
当费定开始写他的长篇《不平凡的夏天》的时候，我刚好和他在一起。
我由衷地希望费定原谅我冒昧地写出这件事来。但是我觉得每一个作家特别象费定这样的巨匠的工作方式，不仅对作家们，而且对所有文学爱好者，都很有意思，而且不无益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