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国外出版了一本回忆录，作者是希特勒手下著名的破坏专家奥托·斯考尔采尼中校。他是一名战犯，法西斯德国覆灭后，在佛朗哥的西班牙找到了安全的容身之所。就是这个斯考尔采尼在大战期间带着他那帮精选的亡命之徒，完成了希特勒及其将军们委以的重任：一九四三年，他由同盟军手上抢回了墨索里尼，一九四五年冬，他率破坏人员伪装美军于阿登大溃败的日子里在艾森豪威尔部队后方制造混乱。他这部书竭尽自我吹嘘之能事，书名就叫做《斯考尔采尼的罗马军团》，其中有一段话讲到布列斯特要塞，说得很有意思。
原来，斯考尔采尼在战争爆发后的头几天曾到过布列斯特，看来这同希特勒破坏部队在我国境地带的活动有直接关系。不过，关于这一点他一句话也没提。但他在书中对要塞保卫者顽强精神的评价，在我们看来却很值得玩味。
“城堡中的俄军卫戍部队，”作者写道，“真是名副其实地把斗争进行到最后一颗子弹，最后一个人。”斯考尔采尼说，有一次他冒着炮火爬到要塞的城墙顶上，看到了核堡的院子里布满了希特勒士兵的尸体。
突然在这段关于要塞的话下边一点，我读到了另一段话，描写的是当时尚不为我所知的一件事。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布列斯特火车站地区，”斯考尔果尼写道。“俄军部队集结在当地车站很深的地下室里，他们拒绝投降。后来我才知道最后采用了向地下室灌水的办法，因为为了夺取车站，各种办法都试过，各种办法也都失败了。”
这样，从敌人写的这几行文字中，我才了解到不仅在要塞，而且在布列斯特火车站，也进行过一场顽强的、而且看来是耗费时日的激战。
当我一九五五年访问布列斯特的时候，我曾请求铁路管理局介绍我同战前就在车站工作的老职工见面。我同其中的一些人谈话后，终于找到了一个亲身经历了奥托·斯考尔采尼所说的那些事件的人。他就是车站的老调度员希霍夫。他在车站的地下室里度过了八天八夜，是这场顽强的防卫战的见证人。据他说，保卫车站的有我们的几十个军人，指挥官是一个中尉、一个政治指导员和一个军服上佩带天蓝色空军领章的准尉。希霍夫连一个人名也想不起来了，他十分肯定地说，所有的人都牺牲在地下室的战斗中了。我从他那里虽了解到一些战斗的细节，但这次谈话之后，车站防卫战的情况仍是一片空白。
然而一年之后，邮局给我送来了一封长信，寄信人是顿河罗斯托夫的电工伊万·伊格纳杰耶夫。他原是一支空军部队的中士，一九四一年驻扎在布列斯特地区。伊格纳杰耶夫在战争爆发当天恰巧在布列斯特车站，因而得以参加它的保卫战。他同一群战友一道，在一位准尉的指挥下进行了战斗，——这正是调度员希霍夫所回忆的那个人。伊格纳杰耶夫把准尉叫做巴索夫，讲了不少关于此人的趣闻，还把在火车站坚持多日的保卫战详细向我作了介绍。
后来，我利用伊格纳杰耶夫的回忆资料，在电台的节目里播出了这次保卫战的经过，于是其他参加者也有了反响——他们是第聂伯——布格航运公司的内燃拖船船长、现住平斯克市的尼古拉·洛马金；大战中的残废者、切尔卡斯州卡涅夫市居民福马·扎齐尔内，原高射炮手、现诺夫戈罗德市机务段钳工阿纳托利·平丘克；原空军部队中士、现唐波夫州新利亚达村教师阿列克谢·鲁萨诺夫，扎波罗什居民弗拉季米尔·杜宾斯基；奥仑堡州奥尔罗夫市的伊戈尔·基斯洛夫等。他们使伊格纳杰耶夫所描述的情况更完备了，添进了许多新的、重要的细节，并校正了他所犯的一个重大错误——领导这次保卫战的准尉名字被那位罗斯托夫人记错了。实际上准尉不叫巴索夫，而叫帕维尔·彼得罗维奇·巴斯涅夫，伊万诺夫州人，后来我还找到了他的亲人。
下面就是按参加者的回忆整理的布列斯特车站英勇而壮烈的保卫战史。这次保卫战可以被当之无愧地称为布列斯特要塞光荣保卫战的姊妹篇。
六月十一日，星期六，布列斯特车站来了一批我空军某部的军士。部队正在国境附近野营，而这支小分队则是奉派回布列斯特州普鲁让内的团驻地去接受新战士的，目的是立刻带领他们开始训练。小分队负责人是超期服役的准尉帕维尔·巴斯涅夫。
到普鲁让内需要坐火车，开车时间是第二天早晨六点。车站卫戍司令命令准尉和他的战友们在候车室就地过夜。他们在市里逛了一通，在车站的鼓动室看了个电影，然后留在鼓动室过夜。
这里还有一个高射炮兵小组，他们往自己的部队运一批在布列斯特仓库领到的皮靴。还有几个等早车的军人旅客也在这里宿夜。
当黎明降临的时候，在衰微的曙光中大家被近处的爆炸声惊醒了。巴斯涅夫和他的伙伴们跑到车站广场，看到国境方向红光冲天，炮弹掀起的尘柱在火车站附近铁路线上不时腾空而起。毫无疑问，战争开始了。
首先应该想办法弄到子弹。军士们上路的时候，都带着自已的步枪，但子弹却不多。巴斯涅夫赶紧跑回车站，找到了车站卫戍司令。幸好车站里有一个属于铁路警备队的不大的军械弹药库。半小时后，准尉领导的小部队以及还有几个由战士们组成的小组就完全做好了战斗准备。他们在由西方通向车站的门户要地进入防御阵地，准备掩护列车向东出发。
这时车站已挤满了人。当地居民和军人眷属从城里向这儿跑来，希望能坐火车到明斯克去。但德军炮弹不时在铁路上爆炸，一共仅发出短短的两三列火车，载走了很少一部分乘客，而来的人却越积越多。
对射的枪声越来越近。接着出现了一群边防军战士，是从边境的一座铁路桥撤下来的。他们也加入了巴斯涅夫及其战友的队伍。
随后，在通往车站的路上响起了马达声和啦啦的机枪射击声，我们的战士头一次看见了敌人。大约有二十辆德军摩托车朝车站驰来，座斗上架着机枪。他们不时朝两旁扫射几梭子，看来多半是为了虚张声势。
人们一直等他们到了紧跟前，这才一排齐射迎头痛击。车队来了个急刹车，仿佛撞到了无形的障碍物。摩托车纷纷翻倒，不等拐弯就上头栽进了排水沟。几分钟后，一切都结束了，最多只有一半的摩托车全速逃了回去。
胜利鼓舞了人们，但高兴得未免太早了。没有过一小时，远处又响起了马达声。这口敌人可厉害多了——德国装甲运兵车载着自动枪手向车站驶来。力量太悬殊了，战士们光凭几支步枪实在难以长久同装甲车对抗。只好转移到车站大楼，凭窗还击。
车站的建筑物里挤满了人，主要是妇女和孩子。这时炮弹已越来越经常地落到离车站飓尺之遥的地方，有几次竟穿透了候车室的玻璃屋顶。旅客中出现了死伤。应该找一个比较安全的隐蔽所。
整个布列斯特车站建筑的下面，是一片由混凝土隔墙分割成一格格的巨大的地下室。于是，在车站里聚集起来的人群便象潮水似的朝这些地下室涌了进去。这里一片漆黑，有的地下室则因为在与地平面相等的高度上开了些小窗子，所以还有些亮光。人群塞满了这一间间地下的小格子。不久，战士们在敌人的压迫下也被迫退了进来。这会儿车站已经落到了希特勒分子的手里，而在他们脚下的地下室，大约有我们的一百个战士在进行着防卫战，从窗口用步枪在杀伤敌人。
德国人想从车站食堂那边的房门冲进地下室。然而一个军官带着士兵把门打开之后，刚沿阶梯朝下走了几级，地下室走廊那里漆黑的深处便响起了一阵枪声。军官和一个士兵当场倒毙，其他人没命似地又跑了回去。当天德国人再也没打算进过地下室，仅有那么两三次用话筒朝被困的人们喊话，要他们投降，然后就一直等待着。他们希望局势会迫使苏联士兵放下武器。
局势的确万分严重。
数百和平居民——儿童、妇女、老人——紧紧地挤在这一间间地下室的格子里。据说，最初这里曾一度达到过两千人。孩子们哭，妇女们又叫又闹，男人们慌了手脚，都打了蔫儿，不知该怎么办是好。只有为数不多的军人手持步枪，腰上挂着手榴弹，不停地朝窗外射击，毫不动摇地履行着自己的职责和战斗任务。
这座地下室成了他们战斗的国境，他们决心在这里死守。
但是，要想使前线坚不可摧，就得有一个坚强的后方。而地下守卫部队的后方——尽管难以把它称做什么后方，因为这后方同前线根本无法连为一体——丝毫无助于地下室防卫的加强。这些惊慌失措、恐惧不安的人们，吓破了胆的妇女，饿得哭闹不休的儿童，造成了一种使人们的神经极端难于忍受的气氛，对战士们不由自主会造成一种极大的压力。无论我们的射手目光多么敏锐，希特勒的士兵免不了有时还是能够从侧面爬到他们监守的窗口，朝这个或者那个格子里扔进一颗手榴弹。手榴弹在旅客群中爆炸，杀伤了妇女儿童，每有这种事情发生，立刻就会酿成一片混乱，军人们只有竭尽全力才能使大家又平静下去。再有，这几百号人又吃什么呢？车站有个小卖部，它的小仓库倒是在这里，可是不等派人把它看守起来，它已经被抢空了一半。况且人这么多，这点食物就连一天也是支持不了的。
出路只有一条——把所有非军人全部送上去，给德国人当俘虏。反正在地下室不是被敌人的子弹和手榴弹打死，就是饿死。当了俘虏他们反倒能保全一条性命，保全自己的孩子。于是便命令非军人走出地下室。共产党员是例外，只要出示党证，就可以留下来，并发给武器。
六月二十三日上午，地下室空了。这会儿里头剩下的只有手持武器的保卫者了，总共一百来人。看来，战斗还在车站广场上进行的时候，车站卫戍司令就已被打死，如今接替指挥的是一个年轻的炮兵中尉，前不久才从军官学校毕业，这次是经布列斯特到他的第一个服役地点去。遗憾的是，车站保卫战中幸存的参加者已无一人记得他的姓，人人都只是管他叫尼古拉。政治指导员科斯佳的姓也搞不清楚了，他成了这支地下卫戍部队的政委。防卫的第三个组织者和领导者就是帕维尔·巴斯涅夫准尉。后来，在防卫战的最后儿天里他得了病，有时连走动都有困难，这时就由费奥多尔·加尔布兹和阿列克谢·鲁萨诺夫这两位中士代理。
据说，跟军人们留在地下室的还有一位妇女，名叫娜佳。有人仿佛记得战前她是布列斯特检察院的预审员。娜佳负责照顾伤病员，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这是一件十分困难的工作。
没有药品，没有绷带。不过，不少旅客上去的时候，把手提箱留在了地下室。那里有内衣，可以撕作绷带。
头几天甚至连水都没有喝的。只有地板上有些地方积着一汪汪霉得发绿的臭水。人们准备把这种水用布过滤之后作为饮水，可是每喝一口都会引得人翻肠倒胃。后来战士们发现地下室顶棚底下有一个自来水管的弯头，于是费了好大劲儿把它弄开。现在困在这儿的人有水喝了。
吃饭的问题也不见得好多少。小卖部还剩下几箱子糕点、糖果和几袋子砂糖块。如果严格控制，节约使用，这些存货还能支持几天。不料时过不久，情况却急转直下，愈来愈糟。
头一两天希特勒的宣传员手持喇叭筒想要劝地下守卫部队停止反抗，保证对他们实行什么“光荣的”投降。为了在被困于地下的人之中制造混乱，他们播喊莫斯科和列宁格勒陷落的假新闻，编造说红军已全线停止抵抗。其实最后这一条一听就知道是谎言：就在车站附近，在它西南两三公里的地方，激战之声仍不绝于耳，炮声隆隆，炮弹和炸弹不断爆炸，机枪哒哒地响个不停。这是被围困的布列斯特要塞在战斗。车站保卫者只要一想到身旁还有同志们在战斗，对他们坚强不屈地经受突然降临的考验就是一种帮助。
第三天敌人从劝说转为威胁。被围困的人们接到了最后通牒：半小时之内放下武器，否则将采取“极端措施”。当敌人证实最后通谋已被拒绝之后，开始了行动。
工兵从上面的车站大厅钻了一个洞，直透地下室的一个格子间，往里倒了几桶汽油，扔进了几颗手榴弹。整个隔间立刻烈焰飞腾。
不幸的是这正是食品库，地下室的保卫者们眼看就有断粮之虞。于是，他们投入了抢救食品的战斗。但抢出来的只有几箱糕点和夹心糖果，余下的全部毁于火中。人们好不容易才控制住火势，没有朝守卫部队拒守的地下隔间蔓延。火头转向车站食堂烧去。
德国人这才着了慌——大火威胁着整个车站大楼的安全。于是慌忙把机车开到月台，用软管开始喷水灭火。地下守卫部队仍然没有动摇。
为了冲进地下室，敌人又想了好多办法，但都毫无结果。现在被围困的人们，在正对入口的地方用装糖的口袋垒起一个掩体。战士们伏在那里，只要有人开门就用排枪射击。所有的窗口日日夜夜依然还有射手守望，只要希特勒分子稍有疏忽，就会伺机给他们一枪。
地下室的火力对德国人是个妨碍：他们想赶紧恢复布列斯特地区火车的运行。工兵奉命由外部封死这些窗口。他们由侧面偷偷靠近每一个窗口，突然用什么东西塞住窗孔。有时一下子没堵死，或是弄出了响动，于是围内便飞出了手榴弹，工兵因而不断伤亡。最后他们终于用厚铁板、枕木和铁轨堵住了所有的窗眼。
但射手们还是能找到孔隙，或在一旁再开个小洞，继续射击，只不过效果已不如原来。德国人如今可以着手恢复工作了。
第五天或者第六天上，敌人再次发来最后通牒。这回希特勒分子威胁说要向被困在地下室里的人施放毒气。尽管只有几只防毒面具，威胁仍未奏效。
希特勒的士兵们把封死的窗户弄开一些洞，然后开始往里扔催泪弹和化学手榴弹。呛人的毒雾在地下室各隔间里弥漫开来。
人们咳嗽，窒息，辣得睁不开眼，那些没有防毒面罩的人只能用一个办法来防护，那就是弄一块布在水里蘸湿，用它捂住口鼻进行呼吸。
瓦斯战进行了好几个小时，所幸死人不多。看来，有排气口能把毒气扩散出去。空气中毒气的浓度越来越低，污染逐渐消除了。地下保卫者仍然没有停止斗争。
被围困者的境况越来越严峻，但谁也不打算投降．正如布列斯特要塞保卫者一样，这支地下防卫部队也抱着一个希望：就是我们的部队很快就会从东方打回来，把敌人再打到布格河那边，打出国境去。他们并不知道在这些日子里战线已后退得多么遥远。他们的所有这些愿望已多么难以实现。由战斗的要塞中传来的声音，似乎在召唤他们继续战斗，鼓舞着他们，使他们更加坚定不移，英勇顽强。
这时，敌人急着要把这一小撮在车站地下室扎了根的顽固分子赶出去。车站保卫者强迫德国指挥当局始终要在站上保持一支兵力，我军通过堵窗留下的隙缝不时仍能对某个军官放冷枪，夺去他的性命。劝说也罢，通牒也罢，放火也罢，放毒也罢，一切都无济于事。于是，希特勒分子决定朝地下室灌水。一个窗孔被打开了，地下室里伸进了一条帆布水龙带。
水灌了一天一夜，又加上一整天。地下保卫者试图垒起一座独特的水坝，把这个隔间同其他隔间分开。门上封上了一块大铁板，周围再码上装白灰的袋予，——地下室存放着不少这样的口袋。可是时过不久，白灰被冲掉了，堤坝被冲垮了。水缓缓向各个隔间漫去，毫不留情地越涨越高。这时人们又把有些地方铺在水泥地面上的木板起下来，沿外墙架起了跳板，站在跳板上保卫各窗口。
水越涨越高。
布列斯特车站的地下室地面修得高低不同——有的隔间较深，有的隔间较浅。有的地方水深过膝，可有的地方水深过腰，还有的隔间里人一进去就没到脖子，甚至连底都够不着，行动就得靠游泳。
由于疏忽大意，水把剩余的食物泡了。糕点全完了，夹馅糖果成了一大块潮乎乎、粘乎乎的团子，人们只好一块块地把它掰下来当“口粮”。
后来水不再涨了。据说是火车站这边的自来水管子出了毛病，因此德国人没能把灌地下室的事进行到底。这些灌了水的地下室照旧枪声不绝。
于是，敌人被这种顽强不屈激怒了，采用了最后的、简直具有嘲弄意味的手段。装着污物的卡车一辆接一辆开到车站，这些东西被倒进了地下室的窗内。
车站保卫战最后几天的情景可怕得令人难以想象。地下室一片漆黑，空气中弥漫着腐烂的尸体和污物的臭气，人们泡在没腰深或者没胸深的令人作呕的臭水里，上头漂着泡胀了的死尸。这些人形容消瘦，默不作声地走动着，饥饿和疾病使他们直打晃，但手中却始终紧握着枪。他们对突围得救已不抱任何希望，只有对敌人的疯狂仇恨，只有宁可付出生命代价也绝不屈从于敌人凶恶意图的高傲而顽强的愿望，——只有这些情感还鼓舞着他们活下去，继续战斗。布列斯特要塞的英雄们也正是在这样感情鼓舞下去战斗的。
这时，他们一共只剩下了二、三十个人，他们都是最能吃苦耐劳、最坚强不屈的人。他们也明白，他们已难于再长久坚持下去。投降做俘虏吗？这念头他们连想都不愿意想。出路只有一条：试试看能不能冲出重围，争取在这场战斗中多拼他几个。
但通向食堂的门德国人已从外面牢牢地钉死，所有的窗户又被铁板和枕木堵死。看来这些人已被困在这水泥匣子里，插翅难逃了。
幸好有一个铁路员工几乎从始至终一直同守军呆在一起，他对候车室和车站的情况十分熟悉。他想起大楼的另一头是一间同样的地下室，那是一间锅炉房，有一道门通外头。
地下室顶棚的下面，有许多狭窄的、弯弯曲曲的暖风道伸向四面八方，在这座迷宫里弯来绕去。冬天，热风可以把火车站建筑物的地板烤暖。这些暖风道相当大，一个人完全能爬得过去。几个战士出去侦察了一番，居然发现了一个通向锅炉房的热风口。那边果然有座门，外头也被枕木堵死。但是到了夜晚，人们到底还是把它弄开了。这道门通向与月台相反的方向，通向备用线路，门上延伸着一块混凝土遮檐，沿着车站的整幢建筑物展开。大家决定第二天夜里，即在第二个星期即将开始的时候从这里突围。
整个第二天，人们在那位熟知车站地形的铁路员工帮助下，讨论了突围的详细路线。出门后应该顺混凝土这樵底下一直走到建筑物最远的一个角落，并由该处跑步穿过备用线，翻过车站围墙，经由东北郊区冲出城去。
二十个左右战士在中尉和巴斯涅夫准尉的指挥下开始突围了。有三个人——伊格纳杰耶夫中士和两名战士——留在原地不动。他们应该藏在地下室顶棚下的暖风道中，不得暴露，等德国人撤哨后再想办法悄悄脱身。
地下室的守卫者在深夜里同留下的几个人—一告别，从锅炉间的门里走了出去。几分钟后，伊格纳杰耶夫和他的两个同志听见了枪声、手榴弹爆炸声和喊“乌拉”的声音。然后一切重又归于寂然。车站的保卫者们究竟是冲出了重围，还是在众寡悬殊的战斗中壮烈牺牲，这就难于判断了。
第二天早晨，德国人打开了地下室堵死的窗户。他们从月台那面朝地下室里扔了好多手榴弹，想弄清底下是不是真的一个人也没有。接着，撤去了岗哨。
第二天夜里，伊格纳杰耶人同两名战士钻了出来，爬过车站的线路，在布列斯特郊区一家人家的小房里过了一夜。他们休息了几天，恢复了一下身体，又向东或前线方向走去。
现在我们知道，车站保卫战的主力也冲出了包围，但其中一部分在突围时牺牲了。尼古拉中尉同巴斯涅夫准尉都活了下来。逃亡者们在城外的一片沼泽地中坐了一夜，等待对他们的追捕过去。两天后，他们在一个村子里换上便衣，进了扎宾卡区。这时他们不得不分散行动了：各村都驻有德国大部队，大批男人在一起将会立刻引起人们的怀疑。中尉同政治指导员朝一个方向走，巴斯涅夫跟费奥多尔·加尔布佐夫中士朝另一个方向走。这些人从此再也不知下落。我们知道巴斯涅夫战后没有回来，不知是穿越战线时在同希特勒分子交火中牺牲，还是当了法西斯的俘虏在那里死去。
前不久，即一九六三年秋，当本章已在《青年近卫军》杂志上发表后，我接到了克里米亚州巴赫切萨拉伊地区实验站石匠康斯坦丁·鲍里欣科的来信。他原是反坦克炮兵营中的一个副指导员，出差到布列斯特来，战争爆发那天恰好在火车站，也成了车站保卫者之一。他正是当年保卫战参加者回忆中的指导员科斯佳。从他那里我终于了解到领导这次防卫战的中尉的姓名。他就是鲍里欣科的直接领导者、炮兵排长尼古拉·查廖夫。他跟鲍里欣科二人一道朝战线走去，后来一块儿落到了希特勒匪帮的手中。在希特勒的集中营里，他们失去了联系，鲍里欣科一点也不了解他的指挥官的下落。他现在甚至记不清尼古拉·查廖夫是什么地方人。我们但愿这一点以后也能搞清楚。
在布列斯特，在规模发展得很大的繁华的车站中心，如今矗立着一座几年前竣工的漂亮的新候车室。但在这座高大美丽的建筑物底下，照旧是那一排排混凝土的地下隔间。战争刚刚开始的那几天，这里曾展开过一场惊人的悲壮斗争，它同英雄的布列斯特要塞守卫部队的斗争同样坚贞不屈，英勇顽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