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前，祖巴乔夫一家住在要塞大门附近的一栋军官宿舍里。在他家室内的墙上，挂着一张微微发黄的照片，上面有四个头发蓬乱的红军战士，潇洒地歪戴着布满皱折、缀有红星的大檐帽，身着显然是缴获的弗伦奇式上衣，其中有一个战士脸上挂着快活而憨厚的微笑，这个健壮的小伙子两手又大又长，竟从短短的衣袖里露出了一大截子。如果不仔细辨认，根本看不出他就是这家的主人——祖巴乔夫大尉。
这是一张纪念照，已有二十多年的历史——那时，莫斯科郊区卢霍维茨附近一个小村子里的农家孩子伊万·祖巴乔夫志愿上了国内战争前线，正在北方同美英干涉军作战。二十年光阴没有虚度，它在这半文盲农村小伙子憨厚直率的脸上留下了智慧和意志的印记，使他的性格更坚强，生活经验更丰富——这二十年的经历太令人难忘了。作为一个普通战士，他在前线入了党，当了乡党委书记、科洛缅斯克县委书记，最后又成为红军的指挥干部，在芬兰前线战斗中当上了步兵营长——这就是这些年来祖巴乔夫走过的道路。
在卡累利阿地峡，祖巴乔夫领导的步兵第四十四团第三营表现突出，被誉为一支坚强的战斗部队，而三营营长本人也被战友们视为一名刚毅、果敢的指挥员。凡与勤务有关的事情，祖巴乔夫总是严格要求，毫不含糊，同时他又平易近人，对战士坦诚真挚，亲如手足，而在首长面前则从不畏思逢迎，而是不卑不亢，敢于坚持己见。
师里的人全都记得一九四〇年秋季演习时他遇到的那件事。这次演习是在边境地区进行的，以军长崔可夫将军为首的全军首长从各地赶来观看演习。崔可夫是后来举世闻名的伏尔加河会战的英雄，伟大卫国战争的著名统帅之一。加夫里洛夫指挥的第四十四团当时获得很高评价，是四十二师各团的第一名。
事情发生在最后一天，演习已近尾声。进行的科目是对假设敌占领的高地进行示范进攻。祖巴乔夫带着副营长和营参谋站在山岗上，正密切注视着进攻进程。他刚刚下达了全营展开成战斗队形的命令，这会儿正怒气冲冲地批评参谋，因为他觉得各连推进的速度还远远不够。正当祖巴乔夫全神贯注地观察着步兵散兵线行动的时候，从背后高高的山岗上骑马观察整个假定战斗场面的指挥员当中，有两个人策马向他跑来。这一点他一直没有发现。直到背后响起得得的马蹄声时，他才转过身来。
跑在前面的骑手穿的是一件没有标明官阶的皮短上衣，戴着一顶普通的军官大檐帽，他在大尉身边猛然勒住马。
“为什么提前把全营展开？！”他恼怒地叫喊起来。
祖巴乔夫断定，这个骑马的人准是师部的一个什么指挥人员，他脑子一热，想摆摆威风，所以竟干预起营长的指挥来了。本来大尉就已经因为投入冲锋的各连队行动迟缓而正在恼火，听到这位不相识的指挥官指手划脚，更是控制不住了。
“不要妨碍我对全营的指挥！”他生硬刻薄地说。”这儿我是主人，出什么问题由我对指挥部负责，快走开！”
恰当此时，陌生人胯下的烈马在原地跳了起来，于是骑手俯身去抚慰战马。在这刹那间，皮衣领上棱形的将军领章露了出来。祖巴乔夫和他的两个战友马上猜出，站在他们面前的是军长崔可夫将军。
“对不起，将军同志，”祖巴乔大连忙说，“我没看到您的标志。”
他立正站着，但是毫不畏惧和拘谨，直视指挥官的面孔，准备接受随之而来的严厉训斥。可是，崔可夫却出乎意料地温和而开朗地笑了起来。
“说得对，大尉！”他加重语气说。“你是这里的主人，任何时候都不应该允许不相识的人来干预你的工作。不过，营的队形展开得毕竟还是早了点。再等一会就好了。”
说完他拨转马头，在参谋陪同下驰回原地。
到了指挥所后，崔可夫一跳下马，就对师长拉扎连科将军说：“你的这位营长脾气还蛮大哩！他把我狠狠地训了一通。没关系，我喜欢性格刚强的人。这样的人才配作军事指挥员！”
军长的这些话后来传得全师尽人皆知了，而祖巴乔夫作为一个刚毅直率的人，竟然名声大扬。
秋季演习结束后不久，人们得知崔可夫被召往军区司令部，在那儿接任了新职。接替他的职务的是另一名将军，全军指战员顿感怅然若失。几个月后，第四十二师又从原来的别廖扎一卡尔图兹斯卡亚防区移驻布列斯特地区及布列斯特要塞。在要塞，祖巴乔夫大尉也接任了新职——加夫里洛夫少校提升他担任后勤副团长。
一向遵守纪律、忠于职守的祖巴乔夫又一头陷进了全团弹药、给养、饲料和被服供应的繁忙工作之中。新的职务被认为是一个更高的职务，而且物质待遇也相当优越。再说大尉已经四十二岁，再当营长也的确太辛苦。可是，这后勤工作同他的心意总是格格不入。时间不长，他就找到团政委福明。
“我不是军需官的材料，政委同志，”他坦率地说。“我天生就是搞军事指挥的。您和少校说说，放我回营里吧。”
但加夫里洛夫只是同他开了几句玩笑，并没有让他回去。祖巴乔夫说什么也不会料到，他将在什么情况下重操军事指挥的旧业——那已经是在要塞被敌人包围，进行决死战斗的危急情况下了。
在要塞的废墟下曾发现《第一号命令》的残片，祖巴乔夫的名字我们正是从那里才首次得知的。此后不久获悉，大尉的遗孀——祖巴乔娃住在布列斯特州一个叫扎宾卡的小地方。从她那里搞到了英雄的照片和生平资料。不过要介绍祖巴乔夫在要塞保卫战期间的活动，她当然无能为力：在第一阵爆炸声中，大尉就仓促赶往战士们的营房，甚至没来得及同自己的亲人——妻子和两个十几岁的小儿子告别。关于其他情况，他们就再也不知道了。
直到一九五六年，才在加里宁州维什尼沃洛乔克市附近一家集体农庄找到了保卫战参加者叶戈罗夫，他以前是中尉，如今已退休养老。战争爆发时，他在要塞同祖巴乔夫待在一起。从这个人口中我们了解到大尉离家后的去向。
叶戈罗夫曾任祖巴乔夫营的参谋，不过一九四一年春季，他又接任了团副参谋长的职务。战争打响时，他正在布列斯特要塞附近的列奇察村家里。听到爆炸声，叶戈罗夫紧忙穿上衣服，抓起手枪，向团司令部跑去。
他顺利地通过了敌炮兵和机枪正对之进行猛烈射击的要塞北大门和穆哈维茨河桥。可是刚跑到三拱门的右侧门洞口时，却险些撞到三个戴钢盔的德军士兵身上。这几个家伙是从要塞大院那面无意中跑到这儿来的。前面的士兵在跑动中端起自动步枪，对中尉喊道：“站住！”
门洞的右侧墙上有二扇门。叶戈罗夫用手枪向追赶的敌人打了三枪，往门里一闪，身后的大门洞里响起了一梭子。
叶戈罗夫跑进去的地方是第四五五团的厨房，一座大炉灶占据了大半个房间。中尉一步窜到远处的屋角，在炉灶后面蹲了下来。这个动作完成得非常及时——德军的手榴弹紧跟着飞进了厨房，在屋子中间炸响了。炉灶保护了叶戈罗夫——他安然无态。德国人没有进屋，他听到敌人的大靴子发出噼噼啪啪的响声向远方跑去。
过了片刻，他站起身来。厨房的墙上有一个门通向隔壁房间。他走进那个房间，发现了一个通向地下室的入口。从地下室传来了隐约的说话声。他顺着很陡的梯子往下走去，立刻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高声问道：“谁？”叶戈罗夫听出是自己以前的指挥员——祖巴乔夫大尉。
在地下室里，和祖巴乔夫在一起的还有一名准尉和几名战士。叶戈罗夫便向大尉打听情况。可是，大尉直截了当地说，他现在什么都不清楚，只是几分钟之前才从家里跑到这地方来。
“一等敌人炮火准备结束，我们就出去抗击法西斯，一切都会清楚的。”说完他又颇有信心地补充了一句：”没关系，咱们能把他们打回去！”
地下室顶上的房间里看来是落进了一枚燃烧弹。房间起火了，烟雾开始往下渗透。呼吸变得困难了。
地下室仅有一个窗口，它朝向穆哈维茨河岸，离桥不远，已经用木板钉死了。战士们开始动手拆除木板。可是当窗户一打开，清新的空气涌入地下室时，大家便听到，附近有德国人用很重的喉音在吐啦哇啦地说话。敌人就在旁边什么地方。
祖巴乔夫走近窗口，留心听了一会儿。
“大概在桥下面，”他说，“好象在打电话。”
他从这个和地面一平的小窗口小心翼翼地朝外望了几眼。的确，在右面几米远的地方，在桥下的河岸陡坡上，两个德军士兵正趴在军用电话机旁。红色的导线扯向水下，伸向对岸第一二五团的驻地。显然，这是德军破坏分子，他们乘夜潜入，设置了电话，现在正在校正敌人向要塞的射击。
“应当马上干掉他们，”祖巴乔夫说。“叶戈罗夫，你带两名战士，从桥另一侧迂回。准尉，你带两名战士从这边攻上去。爬到近处，一听叶戈罗夫吹响口哨，立刻扑到桥底下去。”
德国鬼子似乎以为自己绝对安全。他们只顾打电话，干脆没发现叶戈罗夫和准尉带领战士已从两侧爬到了他们跟前。随后，叶戈罗夫把两个手指放进嘴里，吹响了刺耳的口哨，大家一起向前扑去。德国鬼子根本没来得及抓起放在身边草地上的自动步枪。不过片刻电话兵便被消灭了，电话线被破坏，电话机也被扔到了河里。但是敌人对突然中断的电话联络立刻作出反应，加强了对桥上的炮击。叶戈罗夫带领战士拿起缴获的自动步枪，迅速返回窗口，进入地下室。
稍后，当敌人火力开始减弱时，祖巴乔夫把大家带到了上面。他派出一名战士往八十四团方向进行侦察，转身又对叶戈罗夫命令：“你设法过桥回到我们的军官宿舍去。加夫里洛夫少校和政委可能还在那地方。如果找不到他们，就同在那边战斗的部队建立联系，然后再回来。咱们到司令部附近或者团训练班碰头——我马上到那边去。”
一小时后，叶戈罗夫好不容易到达了军官宿舍区。他在那儿一个人也没找到，最后来到东大门附近的防区，涅斯捷尔丘克指挥的第九十八反坦克炮兵营正在那儿战斗。再回来已经是不可能了——德国鬼子冲上了穆哈维茨桥，切断了通向核堡的道路。第二天他受了重伤，再也没有见到祖巴乔夫。
根据各方面情况判断，保卫战第一天和第二天，祖巴乔夫大尉曾在第四十四团和第四五五团防区作战。第三天，他已经转到三拱大门的另一侧，即工程兵第三十三团的营区作战。当时福明指挥的那支部队的主力已转移到那里，也就是在这时候，在当地营房的一间地下室里，趁敌空袭之机，召集了指挥员会议，写下了《第一号命令》。
会上，指挥员中间发生了争论：守军到底应该怎样行动——是突破敌人包围和本军汇合，还是保卫要塞。据说，祖巴乔夫言辞异常激烈地反对撤退的意见。“我们没有接到撤退的命令，所以必须保卫要塞，”他坚持道。”我们的军队不可能撤离很远——他们马上就会回来。一旦放弃要塞，将来就得重新夺取它。那时我们又怎么向战友和指挥部交代呢？”
他的语气是这样的坚定，对我军迅速打回来又是这样的坚信不移，因而说服了其他指挥员。由于他的坚决要求，从《第一号命令》中删除了“迅即撤离要塞”的字样。决定在要塞中央核堡继续进行防御，这样祖巴乔夫就成了保卫战的一个主要组织者和领导人。
老实说，他、福明和其他指挥员很快就意识到，战线已经转向远方，不能再指望从围困中被解救出来。计划被迫改变了——如今守军采取了各种突围措施，祖巴乔夫又成了突围战斗的积极组织者之一，只是多次突围未能奏效，——敌人在兵力方面的优势实在太大了。
在战争打响后的这些日子里，大尉和福明之间建立了特殊的友情。这两个人性格截然不同，一个是刚毅果断、雷厉风行的军事指挥员，一个是善于思考、稳健谨慎的政委。他们相得益彰，使保卫战的进行既有勇敢精神又有深思熟虑的计划，既有坚强的意志又有冷静的头脑。他们俩几乎形影相随，指挥部每一个新的决策都是他们共同思考和讨论的结果。甚至负伤也在同一时间——当德国鬼子的一颗手榴弹飞进了窗口，在司令部的房间里爆炸时，福明的手臂被炸伤，祖巴乔夫头部挂彩。两天以后，指挥员和政委及一些战士同时被压在废墟下面，两人又一起被俘，只是福明被叛徒出卖，就地遭到枪杀，而祖巴乔夫幸好未被认出来，他和战士们一起被解往战俘营。
直到找到加夫里洛夫少校后，我才进一步了解到关于祖巴乔夫后来的遭遇。
原来，一九四三年在德国哈麦利斯堡的军官战俘营里，他见到了自己从前的副团长。加夫里洛夫从一个被俘人员口中得知，祖巴乔夫就押在战俘营邻近的一个区里，于是便请他把祖巴乔夫叫到铁丝网跟前来。
祖巴乔夫来了，这两个人——老共产党员、国内战争参加者、战场上的苏军指挥员，现在被折磨得瘦弱不堪了。命运使他们身陷囹圄，中断了来往，如今被分隔在铁丝网两侧，他们对视着流下了悲痛的眼泪。加夫里洛夫含泪说：“祖巴乔夫，咱们两个没有尽到责任啊。一个是团长，一个是副团长——两个人都成了俘虏。”
这时哨兵来了，两人只好分手。加夫里洛夫发现，祖巴乔夫步履艰难——看来他有病，虚弱到极点了。
稍后，从一个前哈麦利斯堡的囚徒那里得知，祖巴乔夫在战俘营里染上了肺结核，于一九四四年病故，由被俘的战友就地安葬在战俘营里。只差一年他没有活到胜利那一天；虽然从战争的最初时刻起到最后的弥留之际，他始终坚信胜利必将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