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身材不高，三十二岁上就已经开始发胖，一头乌发，一双慧眼微微流露出忧郁的神色——这就是团政委福明留在每一个熟人记忆中的形象。
没有灵敏的听力就万难做一个音乐家，不能敏锐地辨别色彩就不可能成为一个画家，如果对人缺乏体察入微、友好诚恳的关心，对他们的思想和感情、理想和愿望缺乏深入细致的了解，就不可能成为一个党的政治工作者。而福明却完全具备这些品质。战士们刚一同他接触，就感觉到了这一点。他善于听取别人的意见——往往会眯起那双近视似的眼睛，凝视着交谈者的脸，耐心地听着对方，从不打断别人，仅仅从这么一个动作里头就可以看出他能深刻理解别人的需要，具有热情感人的同情心和真诚相助的愿望。所以，虽然福明仅在战争爆发前的三个月才来到要塞，但第八十四团的战士们都知道，谁都可以到司令部他那个小办公室去说说自己的不幸，谈谈自己的忧伤和疑难，而政委总是会帮你的忙，给你出主意，或者给你讲清道理的。
常言道，自家不过苦年月，哪知他人度日难，只有历尽艰辛的人才会倍加同情他人的痛苦。福明走过一条不平坦的生活道路，这无疑教会了他许多东西，首先是认识和理解人。
福明的父母是白俄罗斯维杰布希纳河畔一个小镇的铁匠和裁缝。他六岁时，父母双双谢世，于是他就寄养在叔父家里，从此开始了一个穷孩子寄居在一个穷亲戚家的生活。一九二二年，十三岁的福明离开了叔父的家，进了维杰布斯克保育院。
穷苦人家的孩子立世早。十五岁时，福明在初级学校毕了业，入了共青团，觉得自己完全是一个大人了。他先在维杰布斯克一家鞋厂作工，后来又到了普斯科夫。在那儿。他被送到苏维埃党训班学习，不久入党，成了一名专业党的工作者——联共（布）普斯科夫市委的宣传员。
当年苏维埃党训班的学员——共青团员福明有一张照片，一直还保留到今天。这是一张二十年代末共青团员的标准像——头戴缀着红五星的遮檐制帽，身穿腰扎武装带的水兵制服，目光直视前方，显得那样执拗。这是保尔·柯察金的一个小弟弟，这批人虽然没有赶上国内战争，但也曾参加过特种任务部队，半夜一听警报就拿起步枪投入剿匪斗争，听到过富农的截筒枪射出的子弹在头顶呼啸；为了参加星期六义务劳动，他们也曾穿着用绳子绑着鞋底的肥大皮鞋在秋天的泥泞中跋涉过；他们曾冒着乌拉尔刺骨的寒风，在千里冰封的马格尼托工地森林中劳动，在荒无人烟的莽林中建设年轻的共青城。
那是物质生活贫乏而革命热情奋发的年代，是艰苦奋斗和充满自由理想的时代，是无情打碎旧世界和创造神奇新世界的时代。那个时代造就了优秀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的典型——党的英雄的普通战士。他们时刻准备着响应党的第一声召唤，投身到任何地方的战斗中去——到农村建设集体农庄，到北极地带去征服坚冰，修建第聂伯水电站的拦水坝，或者掌握战斗机飞行员的技巧。
福明正是我党队伍中这样一个忘我的普通战士。一九三二年，当党决定派他到军队从事政治工作时，他象士兵一样回答了一声“是！”，脱掉了党的工作人员的制服，换上了红军指挥员的服装。
军人四处飘泊的生涯开始了，从普斯科夫、哈尔科夫、莫斯科到拉脱维亚。新的工作要求他投入全副精力，坚持不懈地学习。他很少同家人——妻子和年幼的儿子在一起。白天，他巡视各下属部队，同大家谈心，晚上进办公室钻研列宁著作，攻读军事文献，学习德语，或者准备例行报告。这时直到深夜仍能听到他从容不迫的脚步声。他背着双手，在房间里踱来踱去，思考着将要发表的讲话，时而拢拢浓密的黑发，还情不自禁地哼起自己喜爱的歌子：”船长，船长，你微笑吧！”
他独身住在布列斯特要塞，心里一直惦着自己的妻儿，他们目前还在拉脱维亚他原来服役的小镇上。他早就打算去接他们，但繁忙的公务使他无法分身，而边境的局势已变得日益险恶，为亲人忧虑的心情不禁油然而生。要是家属能同他在一起，毕竟会轻松些。
战争前三天，六月十九日傍晚，福明从布列斯特给妻子打了个电话。妻子说，有些军人现在正把家属往内地送，问他该怎么办。
福明没有立刻回答。他意识到局势的严重性，但是，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他没有权利事先散布这种惶恐不安的消息。
“大家今后怎么办，你就怎么办，”他说，随后补充一句说他很快就要回去把家眷接到布列斯特来。
上文已经表过，这次他未能成行。六月二十一日傍晚，他没有买到火车票，拂晓时分战斗就打响了。在第一阵爆炸声中，军队政工人员福明成了指挥战斗的政委。
政委！这个字眼象一面闪耀着荣誉之光、布满了弹孔的鲜红军旗！我们的敌人是多么憎恶这个字眼啊！而对于我军战士—一苏维埃政权的保卫者来说，它又具有何等巨大的号召力啊！
我军的历史使这个字限增添了深刻而丰富地内容。在部队中，政委体现的是共产党员的智慧、诚挚和勇敢，他是战士们所热爱的党的战斗精神的化身。现在，每当我们回想起国内战争，回想起当时的红军战士时，眼前就会出现一队戴着勇士头盔般的布琼尼士兵帽的军人，而在这想象中的画面的最显眼的地方，在这群头顶红星的勇士们的最前列，我们可以看到一位身着黑皮甲克，手持短枪的质朴的形象——率领战士冲锋陷阵的政委。
政委这个人物贯穿在我军的全部历史中。苏联政府的特派政委奥尔忠尼启则、基洛夫和古比雪夫，恰巴耶夫的政委富尔曼诺夫。二十六名骄傲的蒙难者——巴库的政委们，“共产党员瓦尼亚”号上伏尔加水兵们勇敢的政委马尔金，在哈桑湖畔丘陵地带率领红军战士投入战斗的政委波扎尔斯基，卫国战争时期科夫帕克游击队的政委鲁德涅夫——这仅是其中的几个姓名，这些人用共产党员的意志和智慧，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使政委的称号变得对我们来说更富有传奇色彩、更光荣，而对敌人来说则更加可恨和可怕。
战前，福明只是一个职务上的政委。而在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的拂晓，他成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政委。
英雄并不是天生的，世界上也根本没有不知道畏惧的人。英勇精神——这只不过是战胜了恐惧的意志，这是比对死亡和危险的畏惧更强烈的责任感。
福明绝非一个久经考验、英勇无畏的军人。相反，虽然他已经穿着军装多年，但在他的性格中还有某种难以消除的非军人气质，这是未经战火考验的和平居民身上根深蒂固的东西。他同布列斯特要塞中许多其他指战员一样，没有参加过芬兰战争，对他来说，六月二十二日可怕的黎明是他平生的第一次战斗洗礼。
他只有三十二岁，对生活寄予无限的希望。他有一个心里觉得十分美满的家庭，有他非常钟爱的儿子，所以他一直挂念着亲人的命运，尽管从要塞保卫战第一天起，各种忧虑、灾难和危险就象一副重担立刻落到了他的双肩。
炮击刚开始不久，福明就同马捷沃相顺着楼梯跑向团司令部下面的地下室，这时那里已集结了司令部和各勤务分队的一百五十名左右战士。他的办公室里落下了一颗燃烧弹，他差点没能冲出来，跑到楼下的时候身上没穿外衣，还是战争打响时躺在床上的装束，腋下挟着一套军服。地下室里好多人也象他一样，都没有穿好衣服，所以福明并没有引起大家的注意。他也同大家一样，脸色苍白，提心吊胆地谛听着附近震撼地下室的隆隆的爆炸声。他显然也同大家一样，心里慌乱得很，低声问马捷沃相，是不是破坏分子纵火烧了弹药库，正在引起爆炸。他似乎害怕说出最危险的字眼——”战争”。
后来，他穿上了军装。领章上带四条杠的政委服装刚一上身，他刚用习惯动作紧了紧武装带，大家立刻认出了他。地下室里出现了一阵微微的骚动，几十双眼睛一齐集中到他的身上。在大家的眼睛里，他看到了无声的问题、听从指挥的强烈愿望和迫不及待采取行动的要求。大家把他看作是党的代表，是政委，是指挥员，他们相信只有他现在才知道该怎样行动，尽管他也是一个初经战阵缺乏经验的人，而且同大家一样。也是一个突然陷入可怕的战争风暴的凡夫俗子！询问和要求的目光立刻提醒了他，他不是一个普通人，也不是个普通军人，而是政委。当他意识到这一点时，惊慌和犹豫的迹象便从他脸上消失了，政委用平时那种镇定而平缓的声音下达了头几道命令。
从这个时候起，直到最后一刻，福明始终没有忘记自己是政委。或许愤怒、绝望和对战友牺牲感到痛心的泪水也会溢出他的双眼，但那只能是在昏暗的黑夜，当时不会有别人看到他的面孔。当着大家的面，他总是面容严峻，镇定自若，对这场艰苦斗争的顺利结局表现出深刻的信心。仅仅有一次，在战斗间隙，在同马捷沃相交谈的时候，他那隐藏在内心深处不为人知的秘密才流露了出来。
“一个无牵无挂的人，死起来到底要轻松些，”他叹了一口气，对团委书记说。“谁要是知道他的死不会给别人带来灾难，那么他死起来就会轻松得多。”
他再没有说什么，马捷沃相没有回答，沉默了一会儿，他清楚政委在想什么。
他是名副其实的政委，在各方面树立了勇敢、忘我和谦逊的榜样。不过时过不久，他也不得不换上普通战士的服装：希特勒狙击手和破坏分子首先暗算的就是我军的指挥员，因此所有指挥员都奉命换装。即使穿上普通战士的服装，大家也能认出他——他总是出现在最危险的地方，有时还亲自率领战士冲锋。他几乎彻夜不眠，同战士们一样忍受着饥饿和口渴的折磨，可是当搞到食物和饮水时，他又总是最后一个去领取，并严格监视，不允许别人给予他任何优待。
有几次侦察员搜寻了希特勒匪徒的尸体，把从德军背囊中发现的几个干饼或者小面包带给了福明。这些东西他自己一点不留，全部送到地下室，分给妇女和儿童。一次，几个口渴难忍的战士在伤员休息的地下室里挖了一个不大的水坑，每小时差不多能渗出一杯水，米尔凯维奇把头一份水——一杯混浊的脏水——拿上来给了政委，要他痛痛快快地喝下去。
时逢天气燥热，福明已两天两夜滴水未沾，嘴唇干裂，呼吸困难。可是当米尔凯维奇把杯子递给政委时，福明抬起失眠红肿的双目瞪了他一眼。
“拿给伤员去！”他哑着嗓子说，语气如此坚决，搞得米尔凯维奇一声不敢争辩。
在保卫战已进入尾声的一天，福明的手臂被一枚投进窗口的手榴弹炸伤了。他来到地下室包扎。当时卫生员身边正围着几个受伤的战士，卫生员一看到政委，立即走了过去，但是福明制止了他。
“先给他们包扎！”他当即命令说。随后他在屋角的箱子上坐下，一直等到轮到他包扎的时候。
福明的下落很长时间一直是一个悬案，传闻种种，莫衷一是。有的说政委在要塞战斗期间牺牲了，有的听说他被俘了。究竟怎样，谁也没有亲眼看见。所以对这些说法都要画个问号。
直到我在加里宁州别尔区找到了前步兵第八十四团中士、现农村中学校长列布祖耶夫以后，福明的下落才水落石出。六月二十九日或三十日，中士列布祖耶夫和团政委同在营房大楼的一间屋子里。当时希特勒破坏分子已把大楼的这一部分用炸药炸毁，这里的指战员大部分死于这次爆炸，或被倒塌的墙壁压死，有些人侥幸活了下来，当他们被自动枪手从废墟中拖出来时，已经奄奄一息，结果都成了俘虏。政委福明和中士列布祖耶夫也在其中。
战俘恢复知觉后，在大批兵员的押送下，被驱赶到霍尔姆大门。一名讲一口地道俄语的德军军官在那儿等着他们，他下令仔细搜查每一个战俘。
根据福明的命令，苏军军官的所有证件早已销毁。政委本人穿了一件战士穿的普通扎趟棉袄和一件军便服，上面没有任何等级标志。他瘦弱已极，脸上长满胡须，衣服破烂不堪，和其余被俘人员毫无二致，所以战士们希望，他们能够把这个人的身份瞒过敌人，这样就能挽救政委的性命。
不料战俘中间却出了叛徒；这家伙之所以一直没有跑到敌人那边去，显然是因为怕吃苏军战士的枪子儿。现在机会到了，他决计在希特勒分子面前邀功请赏，于是诌媚地笑着从俘虏队伍中站出来，向德军军官说：“长官先生，这个人——不是士兵，”他指着福明，奉承地说。“他是政委，是个大政委。他吩咐我们打到最后，不投降当俘虏。”
军官下达了简短命令，敌自动枪手随即把福明拖出横队。战俘们那一双双布满血丝的塌陷的眼睛盯着叛徒，射出了无声的威严的目光——一这家伙脸上的笑模样没了。一名德军士兵用枪托捅了他一下，他立刻泄了气，贼眉鼠眼地四下里睃了两眼，重又站进横队。
根据军官的命令，几名自动枪手包围了政委，把他带到霍尔姆大门外的穆哈维茨河边。一会儿，从那边传来了自动步枪的射击声。
此时，在离大门不远的穆哈维茨河边还有一批被俘的苏军成土。其中也有第八十四团的战士，他们认出了自己的政委。他们看见，自动枪手刚让福明靠要塞围墙站好，政委便举起了一只手臂，发出了一声呼喊，但呼声立刻被射击声所打断。
半小时后，其余的战俘也被押出了要塞。黄昏时分，他们被赶到布格河畔的一座小石头房子里，锁在里面过夜。
可是，第二天早晨当押送兵打开门锁，命令大家出去时，德军警卫发现少了一名战俘。在黑暗的屋角里，干草上倒着一具尸体：头一天出卖政委福明的就是这个人。他头向后仰，浑浊的眼珠子吓人地鼓涨出来，脖于上面青紫的指痕清晰可见。这就是叛徒应得的下场。
福明就这样牺牲了。他是布列斯特要塞的杰出政委，是战士，是英雄，是共产党的忠诚儿子，也是传奇般保卫战的重要组织者和领导人之一。
人民和政府高度评价了福明的功勋——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发布命令，追授他列宁勋章，此命令的抄件作为一件宝贵的纪念品，至令保存在已故政委的妻儿的基辅新居里。
而在布列斯特要塞，在霍尔姆大门旁弹痕累累的营房墙壁上，镶嵌着一块大理石纪念牌，上面写着：团政委福明在此英勇就义，被希特勒刽子手所杀害。参观要塞的人络绎不绝来到这里，把花环安放在墙脚下，或者在纪念牌前献上一束朴素的鲜花，用这微薄的礼物来表达人民对英雄的感激和景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