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布列斯特英雄的丰功伟绩已经家喻户晓。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布列斯特要塞保卫战已成为伟大卫国战争史上苏联人民特别珍视的一页。无怪乎现在常常会听到或看到人们往往把布列斯特要塞英雄保卫战同诸如敖德萨保卫战、塞瓦斯托波尔保卫战、列宁格勒保卫战以及斯大林格勒保卫战这类上一次战争中的重大事件相提并论。
“这怎么可能？”熟悉我国抗击希特勒德国历史的人会提出这个疑惑莫解的问题。难道布列斯特要塞保卫战和那些英雄城的保卫战可以同日而语吗？敖德萨和塞瓦斯托波尔、列宁格勒和斯大林格勒都钳制和消耗了敌人的大量兵力。这些城市的保卫战都是关键性战役，具有重大的战略作用，对苏联同法西斯德国的决战的进程和结局产生了重大影响。而著名的伏尔加河会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中心和转折点。难道能把小小的布列斯特要塞保卫战列入这些重大的历史事件？
当然，一九四一年六至七月发生在西布格河畔古老的边陲要塞的战斗，就其规模和军事意义而言，都不能与伟大卫国战争中上述几个极为重要的阶段相比拟。布列斯特要塞守军英勇顽强地进行了全力抵抗，但并没有能够有效地遏止或明显地削弱敌人强大兵力的进攻——它的兵力太少，它的抵抗不过是一九四一年大规模战争中的一段小小的插曲罢了。
既然如此，为什么布列斯特要塞保卫战在伟大卫国战争史上占有特殊的光荣地位呢？为什么十五年后才对传奇般的守军的战斗始末有所了解的我国人民，会这样高度评价布列斯特要塞保卫者的功勋呢？
也许，一个历史实例能够对这个问题做出最好的回答。
一九〇四年一月二十七日，日俄战争爆发的第一天，在朝鲜的釜山港附近，俄国的”瓦良格”号巡洋舰在海上同日军的一支拥有多艘舰只的分舰队遭遇。“瓦良格”号的英雄水兵同兵力大过自己数十倍的敌人展开了战斗。他们冒着敌人整个分舰队可怕的火力，高傲地进行了殊死的激战，决不肯降下自己的军旗，而当战舰被击伤无法修复时，为了不使它落入敌手，他们竟把战舰凿沉。
当然，俄军单舰抗击敌整个舰队的这场光荣战斗，没有也不可能对俄日战争的进程和结局产生什么影响，充其量只是一个小小的事件。它的战略意义等于零。但船员们的英勇功绩却永远留在我国军人勇敢精神的宝库里，对于每一个俄国人、每一个苏联人来说，“瓦良格”已成为一个无限珍贵的字眼。这个词成了俄国军人无比英勇顽强的标志。所以时至今日，我们仍在骄傲地唱着神奇的《瓦良格之歌》，“瓦良格”号建立的功绩，即使在六十年后的今天也使我们心潮激荡。
布列斯特要塞就是我们苏维埃的“瓦良格”——伟大卫国战争的“瓦良格”。它犹如那只孤军奋战的俄国巡洋舰，以自己坚如磐石的胸膛经受了敌人猛烈的炮火袭击，要塞保卫者也如同传奇般的巡洋舰上的水兵一样，高傲地战斗、牺牲，但始终不降下军旗。
有时会有这种情况：在伟大历史事件的进程中，往往会出现一个就其本身意义而言微不足道的小插曲，但它却能特别鲜明地、异乎寻常地突然反映出整个事件中最重要、最本质的特点，如同有时一滴水可以清楚地反映出周围世界的巨大场面一样。一九四一年惊心动魄的事件犹如汹涌澎湃的海洋，而布列斯特要塞就是其中一滴晶莹的海水。
这难忘的一九四一年是整个战争中最悲壮、最英勇的时期，它象留在我们人民躯体上的一道战伤，至今仍感到切肤之痛。成千上万的寡妇和母亲还保存着发了黄的、带有泪痕的通知单，上而简短地写着“已失踪”，或者写得长些但却更含混些，看起来令人感到痛心而屈辱：”未在阵亡、受伤和失踪者名单中注册”！而我们却无能为力，没有任何办法来减轻这种痛苦——我们在一九四一年斗争的条件就是如此凄惨。在这么一份公事公办、寥寥数语的通知单背后，有着多少惊人的功绩，又有多少甚至是忠骨暴野的无名英雄，他们在敌人后方战斗到最后一息，长眠在白俄罗斯的森林里和沼泽中，长眠在乌克兰草原上和波罗的海沿岸的地下！也许这些事迹和英雄将永远不会为世人所知了。
正是在这些地方，正是应该在一九四一年发生的这些极为艰苦和悲惨的事件中，才能探求到整个战争的关键，探求到战争转折的原因和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五年我军取得光荣胜利的缘故，才能理解当时国外往往称之为“俄国奇迹”的种种事件的根本。
当时还不甚显著的俄国奇迹，正是在一九四一年可怕的考验中诞生的。在那生死存亡的最危险的关头，在那向敌人让出一片片国上，心中为我国人民的命运和为之做出巨大牺牲的伟大事业的前途焦虑的时刻，人们怀着不寒而栗的心清在脑海中描绘出一幅可能出现的图画。于是，我们感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对苏维埃祖国的深挚之爱，意识到自己同通过祖国体现出来的活生生的理想之间的不可分割的全部血肉联系。不过我们明白，“可能出现的图画”绝不能让它出现。在退却的道路上，在敌人的包围中，在后卫部队的狙击战中，在滚滚浓烟和熊熊烈火之中，在通向东方的尘土飞扬的大道上，我们拼死一搏的战斗决心成熟了，最后残存的那点儿自我安慰和无忧无虑也消失了。我们认清、看透了凶狠强悍的敌人，我们的心中产生了一种只有靠战斗的胜利才能排遣的仇恨。
在那难忘的四一年，我国军人的英勇忘我精神得到了最广泛最充分的表现。我们现在所了解的事实仅仅是其中的一小部分。成千上万的英雄参加了边境战斗，在中间地带进行了难以数计的战斗，在敌人重围中展开了激烈搏斗，可是我们并不知道这些人的名宇，因为法西斯进犯的浊浪把这些人的名字冲刷掉了，还有些人无声无息地死于敌人后方，或者落入了希特勒的战俘营。
当一个又一个的丰功伟绩不是由个别人、几十个人或几百个人去建立的时候，我国人民的这种惊人的群众性的忘我英雄主义就构成了整个战争——其中也包括一九四一年战争——的主要特点。也许，正是布列斯特要塞守军的功绩才以一种特殊力量具体体现了苏联人民、苏联军人在伟大卫国战争年代表现得如此明显的各种优秀品质。这就是布列斯特要塞这几个字将永远成为社会主义祖国保卫者英勇顽强、视死如归和不屈不挠、斗志昂扬的标志而铭刻在人民心中的原因所在。这就是应该理所当然地把这一功绩视为人民英勇精神的顶峰，理所当然地把布列斯特要塞保卫战同英雄城保卫者遐迩闻名的业绩相提并论的原因所在。
布列斯特要塞曾被敌人包围，同外界的联系曾被切断，炮弹和炸弹如雨点般坠落。它实际上也的确是一个小小的敖德萨，或者是小小的塞瓦斯托波尔。在敌我力量相差悬殊的情况下坚持斗争时，布列斯特要塞保卫者所经历的艰难困苦同我们英雄的列宁格勒在被封锁时期所经历的艰难困苦是一样的。在核堡的废墟上，他们浴血奋战，其顽强激烈毫不亚于两年后伏尔加河上伟大会战的参加者在英雄城的断壁残垣中进行因战的程度。
但是，敖德萨和塞瓦斯托波尔也罢，斯大林格勒和列宁格或也罢，它们每日每时都能感到与全国之间的血肉联系，这种联系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它们始终能感觉到，在这场斗争中。和它们并肩战斗在一起的是我国全体人民。伟大的共产党在这场斗争中鼓舞着它们。我军最高统帅部的决心和坚强意志始终在指导着城市守军的一切行动。国家想方设法尽量减少英雄城市保卫者在斗争中所遇到的困难。由空中和水上给他们调集了武器、弹药、食物和药品。报纸上介绍他们，广播里宣传他们，他们的事迹很快传遍全世界，英雄们的名字也为我国人民所广泛传颂。
所有这些都是布列斯特要塞保卫者所没有的。在祖国最严峻。最艰难的时刻，每一个苏维埃人的心里都对自己人民和亲友的命运充满了忧虑。恰恰就在这个时候，要塞被切断了同外部的一切联系，它仿佛被一座高墙严严实实地围住了，从外面能传到要塞守军耳里的唯一消息就是希特勒通过无线电进行的欺骗性的大吹大擂的宣传。他们喋喋不休地向守军散布说：红军投降了，莫斯科陷落了，等等，真是谎话连篇，不一而足。
没有人向他们空投弹药和食物。报纸上不报导他们，广播上不介绍他们，祖国甚至不知道他们在独自进行着英勇斗争。
面对死神，英勇就义，这已经是不容易了。而作为无名英雄去壮烈牺牲，心里明明知道自己的功绩将不会在人们的记忆中留下痕迹，自己的名字将永远不会为人所知，自己的英勇行为甚至不能为亲友增添半分光荣，那就更不容易。
布列斯特要塞的保卫者正是这样，他们“不是为了荣誉，而是为了别人能够生存”默默无闻地离开了人世。他们正是这样，一不为建立功勋，二不为万古留芳，几乎所有的人都只是作为祖国的无名普通战士长眠在要塞的废墟上。只有正确地估价他们在斗争中所遇到的难以置信的特殊困难，才能够理解为什么经过这么长时间我国人民竟始终未能了解他们的英雄业绩。
人们会说，既然参加要塞战斗的人并没有全部阵亡，那么在要塞里发生的事件总可以从幸存者口中得知一二吧。不过首先活下来的人很少，现在据我们所知，保卫战中幸存下来的人在全苏各地总共只有三百多名。这些人有的是从希特勒战俘营释放出来的，有的是从军队复员的，战后分散在我们辽阔祖国的各地，他们从来没有谈到过自己。
还应该注意到的是，要塞保卫者大多做过希特勒的俘虏。交战一开始即已落入敌手，没有机会在伟大卫国战争前线同自己的人民一道斗争。这个事实就足以使他们感到压抑。加之，在希特勒战俘营里，他们经受了极其沉重和难以忍受的考验，许多人都带着无法愈合的深重创伤返回了家园。
应当指出，在我们的地方上，这些人并非始终受到公正的对待。在个人崇拜时期，人民公敌贝利亚及其走卒对过去的战俘普遍采取了不公正和不分皂白的态度，往往根本不考虑他们在被俘期间的表现。
布列斯特要塞保卫战期间所经历的一切，对这些人来说当然是不可磨灭的、神圣的和可怖的回忆。每个人都向亲朋好友讲述过自己的经历，但这些回忆始终没有为舆论界所掌握。
由于这些原因，直至不久前我们对布列斯特要塞保卫战还知之甚少，致使几年之前传奇般的守军英勇斗争还仍然是一个谜。
就在不久前，布列斯特要塞英雄维诺格拉多夫还曾给我讲过一九四五年他从部队复员后来到布列斯特打听家人命运的事。
他来到要塞访问时，在当地的废墟上，遇到了一批前来参观废墟的苏军军官。
当维诺格拉多夫开始向他们介绍一九四一年他在当地的经历时，军官们发出了嘲笑。其中一名军官对他说：“别给我们讲神话了！假如这里真的发生过这样的事件，我们全体人民早就知道了。可我们对这里的战斗却毫无所闻。”
不管维诺格拉多夫怎样努力证明自己讲的是真实情况，但军官们还是不相信他，而是认为他在幻想或说谎。
战后报刊上出现的有关布列斯特要塞保卫战的最初消息，只是稍微揭开了笼罩着秘密的帷幕的一角。应该说，这些消息都是以半神话色彩的材料为依据的，因此往往把读者引入迷途。
例如，一九四八年在白俄罗斯报刊上发表了以这方面题材为内容的第一批文章，其中说指挥要塞东堡的是一个军医，后来好象在空袭中牺牲，姓名却不得而知。而中央核堡防御战的领导人则好象是一个名叫鲁布廖夫斯基的团政委。
现在我们已经查明，领导东堡守军的根本不是军医，而是步兵第四十四团团长加夫里洛夫少校，他至今依然健在。关于他的遭遇，我在上面已作过介绍。
如众所知，团政委福明的名字，我们最早是从要塞废墟下面发现的《第一号命令》的残片中得知的。读者应该记得，在这份命令中，还有领导过中央核堡防御战的三位指挥员的姓名——祖巴乔夫大尉、谢缅年科上尉和维诺格拉多夫中尉。
暂时能够了解的还只是他们的姓。关于这些人物的情况和下落还有待进一步查清。后来，这些问题逐步得到了解决。
在敌人的火力包围下，在严重的考验关头，组织这场无比艰苦的保卫战的指挥员究竟是谁呢？他们后来的情况又如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