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缅采夫吃力地踏上了两段阶梯，听见底下有说话的声音——男人和女人的说话声。他爬得更快了，打开了一扇门，发现自己是在一条阴暗的走廊上，接着又打开一扇门，面前是一条街。就是说，这是一个普通的房间——有一支沙发、一张写字台、一支小柜、一口橱、几把椅子，墙上还挂着几幅画。但是再过去些就是街道、一棵孤零零的树和立在对面的一座给毁了的多层楼房。
房间的前墙没有了。地板上和家具上全是碎砖且蒙着一层厚厚的灰尘。鲁缅采夫在这个类似居家的奇怪的地方，就好象演员在舞台上一样。
这个房间差不多没有什么损坏，墙不是给炮弹轰倒的，而是给震坍的。
从对面的一座房子里飘过来一阵尸体的臭味。远远的信号弹闪光不时照亮了废墟、房间里墙纸的花纹、摆在写字台上的几张上了年纪的德国男人和女人的相片以及挂在沙发上方的一副油画。
鲁缅采夫爬到房子边缘，向街道望了望。可以望见下面堆着沙袋的底层窗口。对面有一堵石墙，跟那座毁坏了的房屋相连，在残存的横墙上画着一大副“萨拉曼德”制鞋公司的广告——一只很大的穿着皮鞋的女人的脚。房子内部的一切东西在石头的骨架中间象大堆瓦砾似的堆到两层楼，从这个瓦砾堆中露出了许多损坏了的床脚。
一道堑壕沿街道伸展着。对面那座房子的院子里有两座交通壕，直通到阿尔巴特罗斯工厂的中央建筑物——鲁缅采夫是凭那座耸立在屋顶上的钟楼认出这座建筑物的。凭那座钟楼他也能够确定自己的所在地：他是在奎尔大街上。左面是柏林那大街。在转角上立着两根街灯柱子，灯已经被打碎了。
街上空无一人。有时可以听见在附近走过的德国人的脚步声。
鲁缅采夫决定脱掉靴子，把伤口包扎起来。可是脱掉靴子是不可能的了：完全给血粘住了，只能把靴子割开。
鲁缅采夫一瘸一拐地向一口橱走去。这里挂着几件男人的衣服——几件上衣和几条领带。他把领带绞在一起，包扎了自己的脚，又披上了一件大衣御寒，然后他躺在沙发上。这一天所发生的事情在他眼前飘过。叫人难以相信的是——这一切事件都发生在一天里面，就在今天早晨，他还和米谢尔斯基和伏罗宁并排坐在灌木从生的谷地里。不过就是几小时以前，齐比列夫的脸还在他左肩旁摇晃，可是现在没有了而且也永远不会再有齐比列夫了。
一个微小的黑影在眼前闪过。一只野猫循着排水管爬上去，溜着闪光发亮的小眼睛，象人一样有理性地瞪了鲁缅采夫一眼，便跳下去了。
鲁缅采夫很想喝些水。他心里想：“在这些房间里怎么没有厨房？套房里应该有厨房。”他用尽气力迫使自己站起来，拖着一条伤腿，向走廊爬去。他怎么也想不起来，自己是在什么地方受伤的。
走廊里漆黑一片。鲁缅采夫擦亮了一跟火柴，黄色的火光照亮了漆黑的墙壁、几只箱子、放在衣架上的一顶丝绒大礼帽、一把牢固地挂在钉子上的柄很光亮的伞。
真的，从入口马上向右，这儿是第三道小门。他把门推了推，门一动不动。他又使劲地把它推了一下，它终于稍微闪开了一些。果然是厨房，可是它已经完全变成了一个瓦砾堆。天花板塌落了一半，悬空掉着，露出里面弯曲的铁梁。地板上张开了一个黑窟窿，从窟窿里听得见轻轻的说话声。
他悄悄地爬到洞口，朝下面望了望。在底层坐着几个人，点着一盏煤油灯。一个完全秃顶的、瘦削的、长鼻子的人斜躺在一把摇椅上。一个戴眼睛的德国女人躺在卧榻上。几个孩子跟她并排睡在包袱和枕头上。
鲁缅采夫走得尽可能地小心，把厨房仔细察看了一遍。在一口小橱里放着几只罐头，边上凝结着残余的酱油汁和果子酱。鲁缅采夫在小橱旁摸到了一个水龙头。自来水管不通了，可是在龙头里和近旁的水管里还积着些水，虽然水里混着一半沙土。这儿的所有东西都混着沙土和砖灰，并带有石灰的气味。
鲁缅采夫回到了那个有沙发的房间里，就躺了下来，不知怎的，想起了自己的故乡，想起了他出生的那个村子伏洛恰耶夫卡。他回想起那座有名的伊尤耶·柯蓝山，他的童年就是在那座山的附近度过的。山上有一所学校，他在那所学校里念过书，还有一个持旗的石人像。远在大森林里、在沼地的深谷里、在丛林的高地上、从四面八方都能望见这个旗手，这是他的童年时代的第一个鲜明的记忆。
鲁缅采夫看惯了石人的神态，看惯了他那永远向前的意向，以至仿佛注意不到它了。
但是现在，当他和那些地方相隔一万二千公里，而战线把他和那种生活完全隔绝了的时候，他竟会突然间想起了他——那个屹立在遥远的山上的旗手。可见这个形象，这个纪念远东光荣战役的纪念碑，一定是深深印在他的心灵里的。
这是梦，还是真有这么一回事呢？
母亲坐在一所黑色的木房子里，她满脸打皱，眼边的皱纹是仁慈的，而嘴畔的皱纹却是严厉的。她包着头巾，在頦下打了一个结。父亲穿着柔软的毛皮靴子，在院子里静悄悄地踱步。他在林场附近顶采林区当工作队长。他是个老游击队员和猎人。他常常带着自己的儿子谢廖沙——鲁缅采夫家最小的一个孩子到大森林里去。他们一老一小，一个是白发苍苍，一个是金发灿烂，一同在没有人迹的小径上徘徊，他们布置捕猎的陷阱和打野鸡。
鲁缅采夫家有人在远东做伐木工、猎人、淘金工人和木筏工；后来，在革命后，又有人做黑龙江舰队的船长、边防军人、机匠、还有个人做了人民委员。他的父亲，老鲁缅采夫为了保卫苏维埃远东而在这里和日本人打过仗。鲁缅采夫一家人散居在这个大边区的各个城市和乡村里，其中一个是在莫斯科做人民委员——这一切使鲁缅采夫幼小的心灵里充满了成为周围世界主人翁的感觉。
他非常关心学校里、林场里、区里和世界上任何无秩序的现象，就好象是他个人的事情一样。任何人的不忠实行为、被秋雨打湿的未及时收割的庄稼、在德国的法西斯的暴行、在美国的对黑人的私刑，都在他心里激起了无比的愤怒，同时他热烈地希望尽可能快地把这些事情立刻纠正过来，惩罚罪首，并恢复正义。
……夜过得非常慢。头脑发昏，耳朵里响着一个纠缠不清休的拖长的叫喊声。不消说，“将军一定认为他的侦察兵已经不在人世了。没有的事，塔拉斯·彼得罗维奇。难道杀死他鲁缅采夫是这样容易的吗？”
鲁缅采夫想到这些念头，不禁无力地笑了笑。米谢尔斯基在电话里有没有听见最后几句关于必须在所有地段同时进攻的话呢？他是不是了解这几句话的重要性呢？
今天的情景、侦察兵们、受伤的士兵们和阵亡的通讯兵们的脸，最后是齐比列夫的脸——他所看见的最后一个人的脸，又一次在鲁缅采夫的意识里慢慢地浮过。与其说是想起他的脸，还不如说是想起他的叫喊声。正是这个叫喊声，象一张不断重复着同一调子的损坏了的唱片，老是在耳朵里鸣响着。
信号弹的闪光不时用微弱的光照亮了房间。有人在马路上走过，有人在抽泣，有人直着喉咙用德国话叫喊……
早晨，我们的大跑怒吼起来的时候，鲁缅采夫忘记了疼痛和口渴。炮弹在主要建筑物旁和在谢米那尔大街上炸开，那儿有一座房子哗啦一声倒塌了，碎石乱飞，火舍腾窜。
德国兵沿着对面的交通壕奔跑起来，时时在石墙的裂口处露出身子来，有一道堑壕在它下面通过。
在堑壕里出现了一个军官，他很慌张，每逢炮弹爆炸的时候，士兵们都停下，伏倒在地上。
接着是片刻的寂静，鲁缅采夫聚精会神地倾听着这一刹那的寂静，很快就变成了新的炮声：一声刺耳的轰响，一颗炮弹的呼啸，接着是一阵遥远的爆炸声。这是德国人在开炮。随后响起了马达的轧轧声。一辆德国坦克就在屋子旁边，差不多靠近鲁缅采夫停了下来。它开始迅速地、仿佛非常急促地、连续不断地开炮。装在深红色镜框里的那幅油画摇摆了一下，砰地一声落在地上。
德国人的火力配系完全暴露无遗了。跟鲁缅采夫相隔着两所房子的十字路口上，有一挺显然是大口径的机关枪从地下室里好象发疯似地扫射着。还有一挺机关枪从谢米那尔大街转角上的一所房子里扫射出来。坦克常常采取城市巷战的策略。它在这儿一停下就开炮，然后就躲到谢米那尔大街上的一所红房子后面去了。
鲁缅采夫情愿付出半条生命去换取一架电话机或一架发报机！
街上出现一队六十个左右的德国人。这队德国人都是些上了年纪的人和儿童们，衣袖上都缠着一块红黑布，穿着便服，可是他们都带着步枪。步枪是各式各样的，这些人的身材高低不一，看起来好象是用长短不齐的木棍编成的一道不象样的栅栏。他们兴奋地狂噪着，好象沼地里的一群鸭子。
走在前面的一个军官突然向他的队伍转过身去，从牙齿缝里含糊地说了行什么，他们就唱起来了。歌声杂乱而悲哀，并在儿童的尖锐的声音里夹杂着老人的颤抖的低音。天啊！这是什么歌啊！听得使人的毛发都竖起来了。这是从前在慕尼黑啤酒店里做成的霍尔斯特·维谢里，一首臭名昭著的法西斯的歌曲。
我们的大炮又轰击起来，德国人不听口令，都跳进堑壕，互相挤压着。
鲁缅采夫觉得他听见远远有“乌拉”的呐喊声，德国人的机关枪疯狂地扫射着。他们又沿着堑壕从别的地段朝主要建筑物方面奔跑，从红房子后面又冲出三辆坦克，急急忙忙地放射起霰弹了。
寂静了，鲁缅采夫发着烧，寒冷的阳光照在他头上。
从一条小巷里走出来一队军官。走在前面的是一个高个子、瘦削的党卫队员，穿着黑制服，戴着黑制帽和一副黑眼睛。他踏着坚定的步子，其余的稍微离开些，跟在他后面走。
另外一队人迎着他们来了。几个持枪的士兵押着两个没有武器的士兵。
戴黑眼镜的哪个党卫队员在第二队旁边站住了，他喊了几句。其中一个不戴帽子的、胖胖的、年纪不轻的士兵跪下了。第二个士兵，一个身材高高的十五岁左右的少年哭起来了。他的脸是血淋淋的。
他们被拖到了十字路口。起了一阵骚动，十字路口的灯柱旁边出现了几张桌子和一架梯子。
党卫队员把手一挥，两个被吊在灯柱上的人也把被缚住的脚摆动起来。随后一个士兵在那个被吊着的少年脚下的一张桌子旁坐下来，用自来水笔在一张白纸上写起来。他的手颤抖着。另一个士兵吃力地爬到桌子上，把那张写了字的白纸贴在少年的胸前。接着他把桌子移到第二根灯柱旁，把同样的一张纸挂在那个胖子的胸前。然后他们都走了。不多久，从地下室里跑出来一群德国男人和女人们，他们走到吊着的人跟前，站了一会，念了一遍告示，就默默地走开了。
夜幕又降下了。将要来临的是在意料之中的不眠之夜。“难道我们的队伍明天还不来吗？”
鲁缅采夫起先想——什么都可能发生——他可能冲不出这个施奈德穆尔。可是他马上纠正了自己的想法。我们的队伍明天准会来的。要知道军长、集团军司令员和朱可夫元帅一定会愤怒地问起：“你们究竟打算花多少时间来解决施奈德穆尔呢？”
从整个广大的战线的规模来说，施奈德穆尔虽然是微不足道的，可是在斯大林那儿的地图上也有这座小城。这是很可能的：他，伟大的领袖，最高统帅，由于旁的许多无比重要的事情而会在电话上顺便向司令员和军事委员问起：“你们围攻施奈德穆尔的事进行得怎样啦？”
夜过去了，早晨开始了，四周一片寂静。鲁缅采夫仔细听着周围的动静，可是什么也没有听见。我们的炮兵沉默着。街上热闹起来了。德国人都昂首阔步地走着，大声地谈着话，他们都不害怕了，在他们看来，仿佛一切最可怕的事情都已经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