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心目中，德国就活在他长长的金发和他的蓝眼睛里。他正是我的垂危的祖国的形象。在我看来，他不是杀人犯，而是牺牲品。在他经过我窗口的当儿，他向不知何方投去一个痛苦哀伤的微笑，那是获得了暂时的一线理智之光的精神病患者的微笑。当我见到监狱看守时，我向他打听新犯人。‘他到地牢后就没有讲过话。他坐着，双手抱住脑袋，不是睡着了便是在想他的事情。听法国人说，他明天就清账了，二十四小时内他将被枪决。’那天晚上，我利用监狱放风的短暂时间，一直站在那犯人窗下。我们一起交谈，他原原本本地向我叙述了他的故事，并且相当准确地回答了我的各种问题。在这第一次交谈后，我已不再怀疑他的清白。我请求并获准在他身边呆几小时。我见过他好几次，这个可怜的孩子直率地将自己的思想和盘托出。他认为自己既无罪又有罪。
他想起自己曾经受到过的可怕的诱惑，害怕自己在睡眠中梦游病发作，犯下了他醒时曾经想犯的罪行。‘可是你的同伴呢？’我问他。‘噢！’他热切地叫道，‘威廉是不会……’他甚至没把话讲出来。我听见这热情的、充满稚气和道德感的话，便紧紧握住了他的手。‘他醒来后，’他又说，‘一定是吓昏了头，赶紧逃跑了。’‘也不喊醒你。’我说，‘但你是很容易辩护的，因为那样的话瓦朗费的箱子就不会被偷走了。’他忽然泪如雨下：‘哦，是的，我是无罪的。’他叫道，那充满思想、预感、听天由命和说不出的悲伤忧愁的眼神。这是种无言的然而可以意会的遗嘱，通过它，一个人将自己失去的生命留给他最后一个朋友。那天夜里对他来说无疑是十分严酷、十分孤单的一夜。但他那苍白的脸色也许表现了一种坚忍精神，这种坚忍精神来自对自己新的评价。也许他因悔恨而净化了自己，也许他认为自己在痛苦和羞愧中洗清了过错。他步伐坚定地走去，而且一早就已洗净了他无意中沾染的血污。‘在睡梦中我的手不可避免地浸到了血泊里面，因为我睡得很不安稳。’他在前一天曾用可怕的绝望语调对我这么说过。我得知他要去战地法庭受审。联队两天后就要开拔，联队长官不愿意没在犯罪地点伸张正义就离开安德纳赫。整个庭审期间，我担忧到了极点。最后，中午时分，普罗斯佩·马尼昂被带回来了。我当时正照例在散步。他看见我便过来投入我的怀抱。‘完了。’他对我说，‘毫无指望了！在这里，对所有的人来说，我是个杀人犯。’他傲然昂起头来，‘这样的不公道使我完全成为无辜的了。我如果活着将永远烦恼不安，我的死却将是无可指摘的。可是究竟有没有来世呢？’整个十八世纪所思考的无非就是这个突如其来提出的问题。他沉思起来。‘你到底是怎么回答的？’我问他，‘问了你什么问题？你不曾象对我讲的那样原原本本、不加矫饰地把事实说出来吗？’他定睛凝视了我一阵儿，接着，在这个骇人的停顿之后，他开始狂热地、兴奋地说起来：‘他们开头问我：“你夜间走出过旅店吗？”我说：“是的。”“从哪儿？”我脸红了，答道：“从窗户。”“你把它打开了？”“是的。”“你真够小心的，旅店老板一点都没听见。”我张口结舌了。那几个水手声称看见我一会儿去安德纳赫，一会儿去树林，来回奔忙。他们说，我这样打了几个来回，把钻石和金子埋藏掉了。而箱子又始终没找出来。再加上我一直受到悔恨的折磨。我要开口说话的时候，一个无情的声音就对我叫道：“你曾经想犯这个罪！”一切都反对我，包括我自己……他们问到了我的同伴，我彻底为他做了辩护。于是他们对我说：“我们应该在你、你的同伴、老板和他的妻子中间找出一个罪人吧？今天早晨，所有的门窗都是关着的。”听到这个见解，我哑口无言，浑身无力，丧魂失魄了。我对朋友比对自己更有把握，我不能加罪于他。我明白，我们两人都被看成这件凶杀案的同谋共犯，我则是两个人中间比较笨的一个。我想用梦游症来解释这件罪行，并为我的朋友开脱。我讲得语无伦次。我完了！我从法官们的眼色里看到了我的判决。他们露出不信任的微笑。一切都清楚了，再没有任何疑问。明天我将被枪决。我已经不再想我自己，’他又说，‘而是在想我可怜的母亲了。’他停下来，仰望天空，却没有流泪。他的眼睛是干的，并且剧烈地抽搐。‘弗雷德里克！’哦！那个人名叫弗雷德里克，弗雷德里克！对，正是这个名字！”赫尔曼先生带着胜利的神色叫起来。
我的女邻座踢了踢我的脚，对我指着泰伊番先生打了个暗号。供应商漫不经意地把手遮到眼睛上，可是透过他的指缝，我们觉得看见他的眼睛闪着阴郁的火光。
“倘使他的名字就是弗雷德里克呢，嗯？”她附着我的耳朵说。
我瞟了她一眼，仿佛说：“别作声！”
赫尔曼继续说了下去：“‘弗雷德里克！’那见习医助叫道，‘弗雷德里克怯懦地把我丢下了！他大概是害怕了。也许他躲在旅店里，因为那天早上我们的两匹马还在院子里。’他沉默了一会儿又说，‘真是难解之谜啊！梦游症！梦游症！我这辈子只犯过一次，还是在我六岁那年。’他脚跺着地说，‘难道我还要将世上所有的友谊从这里带走吗？难道我还必须怀疑那始自五岁，在中学、大学时期一直保持下来的亲如手足的友谊，而死两遍吗？弗雷德里克在哪里？”他哭了。看来我们是重感情胜于自己生命的。‘我们回去吧。’他对我说，‘我宁愿呆在地牢里。我不愿被人看见我在哭泣。我将勇敢地去死，但我不会不合时宜地硬充好汉，我承认我惋惜自己年轻美好的生命。昨天我彻夜未眠，我回忆起童年的情景，我看见自己在那片草地上奔跑，也许正是对这些草地的回忆导致我的死亡。我本来是有前途的。’他顿了一下又对我说，‘十二个士兵，一个少尉叫道：枪上肩：瞄准，放！一阵鼓声。而且声名狼藉。这就是我现在的前途。哦！上帝有灵，不然这一切就太愚蠢了。’说着他抓住我，用双臂紧紧地拥抱我，‘啊！你是我可以与之倾诉衷肠的最后一个人了。你将获得自由，你！你将见到你的母亲！我不知道你富有还是贫穷，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对我来说，你就是整个世界。他们不会一直打下去的，这些人。那么，等他们讲和了，你就去博韦。如果我的母亲听到我的死讯后能够活下去，请你到那里找到她，告诉她这句使她宽慰的话：他是无罪的！她会相信你的！’他又说，‘我会给她写信，但你将替我看她最后一眼，你对她说，你是我拥抱过的最后一个人。她会多么爱你啊！可怜的妈妈！爱你，我最后一个朋友。’他沉默了一会儿，仿佛被回忆的重负压得透不过气。然后他又说：‘这里的士兵和军官我全都不认识，他们全都憎恶我。没有你，我的无辜将成为上天与我之间的秘密。’我向他发誓要不折不扣地认真执行他的最后意愿。我的话和内心情感的流露感动了他。过了不久，士兵又来找他，把他带回战地法庭。他被判有罪。我不知道在宣布这个判决的当时或以后有些什么程序，也不知道那位年轻的医生是否依法为自己的生命做了辩护。他预料自己第二天早上将去赴刑，整夜都在给他母亲写信。‘我们俩都将获得自由，’第二天我去看他时，他微笑着对我说，‘我听说将军已经签署了你的特赦令。’我默默地看着他，想把他的面容铭记在我心中。他又带着厌恶的神情对我说，‘我曾经怯懦得可悲，我整夜都在向墙壁请求饶命。’他指着牢房的墙壁说，‘是啊，是啊，我曾经绝望地嚎叫，愤愤不平，经受了最可怕的、精神上的临终痛苦。——那时候我是单独一人！而现在我却在想别人会怎么说……勇气是件可拿过来穿的外衣。我应当体面地去死……，所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