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噢！别讲下去！”那个要求讲故事的少女急忙打断纽伦堡人叫了起来，“我不愿听到结局，愿意相信他得救了。如果今晚我听到他被枪决，我会睡不着觉的。结尾请您明天再说吧。”
我们起身离席。我的女邻座挽住赫尔曼先生伸出的手臂，对他说：“他被枪毙了，对吗？”
“是的，我目睹了他的受刑。”
“怎么，先生，”她说，“您竟然……”
“是他要这样的，夫人。给一个活人出殡，一个你所爱的人，一个无辜的人，是件极其可怕的事。这个可怜的青年目不转睛地望着我，仿佛只活在我身上了！他说，他愿我将他的最后一息带给他母亲。”
“您见到她了吗？”
“亚眠和约签订以后，我来法国为他母亲捎来这句美好的话：他是无罪的。我是象朝圣一样到那里去的。但马尼昂老太太已经憔悴而死。我在烧掉我所保存的那封信时深为感伤。你们大概会笑话我这种日耳曼人的情感冲动，但是我通过这个永远无人知晓的秘密看到了一幕极其哀惋的戏剧，那弃于两座坟墓之间、不为人世所知的诀别将被这个秘密埋葬掉，就象在荒漠中遭遇狮子的旅行者所发出的喊声一样。”
“假如有人把您领到这客厅里的某一个人面前，并告诉您：‘这就是凶手！’那岂不将是另一幕戏剧吗？”我打断他的话问道，“您会怎么办？”
赫尔曼先生过去取了他的帽子走出去了。
“您真是血气方刚、做事莽撞。”我的女邻座对我说，“您看泰伊番！瞧吧！他坐在靠背椅里，在那边，壁炉旁边，芳妮小姐正端给他一杯咖啡。他微笑着。一个被刚才讲的故事折磨着的凶手难道能表现得这样泰然自若吗？他的神态不是完全象个温厚长者吗？”
“是的，不过您可否去问问他，他在德国打过仗没有。”我叫道。
“有何不可？”
于是我的女邻座便向供应商走去，女人们在某件事正合她们心意或者好奇心十分强烈时是不乏这类胆量的。
“您到过德国吗？”她问他。
泰伊番差一点把茶杯掉到地上。
“我吗？夫人。没有，从来没有。”
“您说什么，泰伊番！”银行家打断他说，“您在瓦格拉姆战役①里不是干过粮食供应吗？”
①瓦格拉姆，奥地利小村，一八〇九年七月二十九日拿破仑大败奥军于此。安德纳赫凶案发生于十年之前，因此泰伊番的“健忘”就更显得笨拙了。
“哦，是的！”泰伊番先生答道，“那一次，我是去过。”
“您弄错人了，这是个好人。”我的女邻座回到我身边对我说。
“好吧！”我喊道，“在晚会结束前，我将把凶手从他藏身的污泥中驱赶出来！”
有一种精神现象每天都在我们眼皮底下发生，这种现象惊人的深刻，却又太简单以至于无人理会。倘若两人在客厅相遇，而其中一人或因知道对方一件肮脏的隐私，或因某种秘密状况，甚至因为将要施于一方的报复，而有权鄙视或憎恨另一人，这两个人会互相猜出并预感到隔开、或将要隔开他们的鸿沟。他们不知不觉地观察着对方，留神着自己；他们的目光、手势，难以言传地流露出他们的思想；他们之间有一块磁石。我不知道什么东西吸引力最强，是复仇还是罪行，是憎恶还是侮辱。正象教士见魔鬼在场时无法奉献圣体一样，两个人都感到局促、警觉；一个彬彬有礼，另一个忧郁阴沉，哪一个都一样；一个脸红或苍白起来，另一个浑身发抖。复仇者往往和被害者同样怯懦。极少有人有勇气伤害别人，即使确有必要；许多人由于不愿声张或是害怕悲剧的结局而一声不吭或宽恕了对方。这种灵魂和感情的相互渗透造成了我同供应商之间的神秘暗斗。自从我在赫尔曼先生讲故事时第一次问他话以来，他就回避着我的目光，但也许他也回避所有客人的目光。他与银行家的女儿、不谙世故的芳妮交谈，无疑是由于和所有罪人一样，感到有与清白的人接近的需要，以求在她身上找到安宁。然而我虽离他很远却一直听着他说话，我锐利的目光吸引着他的眼睛。当他以为可以不受惩罚地窥视我时，我们却目光相遇了。他立即垂下眼皮。泰伊番被折磨得筋疲力尽，急于中止这种刑罚，便坐下打牌。我过去把注下在他的对手方面，并希望输掉这笔赌注，结果如愿以偿。我接替了那个下台的牌客，和凶手面对面地坐着……
“先生，”当他发牌给我时，我对他说，“能否请您扣除得分呢？”
他相当匆忙地将筹码从左手移到右手。我的女邻座已来到我身边，我意味深长地瞥了她一眼。
“您是不是弗雷德里克·泰伊番先生，”我对供应商说，“我很熟悉这位先生在博韦的家族。”
“是的，先生。”他答道。
他的牌掉了下来，脸色发白，双手捧住头。他请一位在他那一方下注的客人接替他，站起身来。
“这儿太热了，”他叫道，“我怕……”
他没说完话，脸上突然显出极为痛苦的神情，蓦地走了出去。主人陪着泰伊番，似乎对他的状况极为关切。我和我的女邻座相互看了一眼，我发现她的眉宇间充满一种无名的悲苦神色。
“您的行为是否十分慈悲呢？”当我输了牌离开桌子时，她把我拉到一个窗台那里问我道，“您想获得审阅人们灵魂的能力吗？为什么不听凭人间和天上的法庭去制裁罪人呢？我们即使逃过前者也决计逃不过后者！高等法院院长的特权难道这么值得羡慕吗？您几乎已经在行使刽子手的职权了。”
“您分享并鼓励了我的好奇心，却又来对我说教！”
“因为您叫我深思了。”她回答我。
“那么，与恶棍讲和，向受害者开战，并且对金钱顶礼膜拜吧！”我又笑道，“现在不谈这些了。请看那位走进客厅来的年轻姑娘。”
“那又怎样？”
“三天前，我在那不勒斯大使的舞会上见过她，我已经热烈地爱上她了。行行好，把她的名字告诉我。还没有人能够……”
“她就是维克托莉·泰伊番小姐！”
我感到一阵头晕目眩。
“她继母不久前才把她从修道院接回来，”我的女邻座说，我几乎没听见她说什么，“她在修道院很晚才结束学业，因为她父亲许久没肯认她。她是第一次来这里。她十分美貌，十分富有。”
说着，她嘲讽地微微一笑。这时我们听见一阵猛烈而抑制住的叫声，叫声似乎来自隔壁的一个房间，并在花园里微弱地回荡。
“这不是泰伊番先生的声音吗？”我嚷道。
我们的全部注意力都贯注于这个声音，可怕的呻吟传进我们的耳朵。银行家的妻子急忙向我们跑来，把窗户关上。
“这是为了避免出事。”她对我们说，“假如泰伊番小姐听见她父亲的喊声，她很可能会歇斯底里的。”
银行家回客厅来找维克托莉，低声对她说了句话。少女立即叫了一声，向门口奔去，不见了。这个事件引起很大骚动。牌局都停了下来。每个人都在向邻座打听。低语声渐渐变大，一群群人聚集在一起。
“泰伊番先生难道自……”我问。
“自杀了！”我那爱挖苦人的女邻座说，“我想，您会高高兴兴地给他戴黑纱吧？”
“他到底出了什么事？”
“这个可怜人得了一种病，”女主人答道，“这种病的名字布鲁松先生常对我说起，我却仍是记不住。他刚才是旧病复发了。”
“这是属于哪一类病症呢？”一位预审推事忽然发问道。
“哦，那是种可怕的病痛，先生。”她回答说，“医生们也无药可施。那种痛楚看来是刻骨镂心的。有一天，这个不幸的泰伊番在我的田庄逗留的时候发作过一回，我不得不躲到邻居家去，免得听见他的喊声。他发出可怖的叫声，想要自杀。她女儿当时只好让人将他绑在床上，给他穿上疯人的紧身背心。这个可怜人以为脑袋里有些动物在吸他脑髓，每根神经都一阵阵地剧痛，象被锯子锯，又象被猛力牵扯。他脑袋疼得那么厉害，连为了减轻这种疼痛而做的艾灸也感觉不出来。但他后来聘请的医生布鲁松先生不主张用艾灸，他认为这是种神经性的毛病，一种神经炎症，应当用蚂蟥放在脖子上、用鸦片敷在脑袋上来治疗。果然，发作次数减少了，每年只有一次，在晚秋时节。泰伊番先生恢复健康以后总是不住地说，他宁愿受车裂之刑，也不想再吃这种苦头。”
“那他看来是疼痛至极了！”一位证券经纪人说，这是个沙龙里的才子。
“噢！他去年差点送了命。”她又说，“他独自去他的田庄办一件要事。也许是由于缺乏救护，他直挺挺地躺了二十二小时，象死了一样。后来洗了个热水浴，才把他救活过来。”
“这是不是一种破伤风？”那位证券经纪人又问。
“我不知道。”她说，“他害这个在军队里得的怪病已经快三十年了。他说，有一次他跌倒，一块木片扎进了脑袋。但布鲁松觉得有希望治好他。据说英国人找到了一种办法，可以毫无危险地治好这种病，用的是氢氰酸。”
这时一个比先前更加尖厉的叫声响彻整座房子，使我们恐怖得浑身冰冷。
“听，这就是我时常听见的喊声。”银行家的妻子又说，“这喊声使我从椅子里惊跳起来，使我神经难以忍受。不过说也奇怪，这可怜的泰伊番尽管受着这样闻所未闻的痛苦，却从来没有生命之虞。而在这种可怕的折磨的间歇里，他吃喝无异于常人，大自然真是无奇不有！一位德国医生对他说，这是一种脑风湿症，这与布鲁松的意见颇为一致。”
我离开聚集在女主人身边的人群，陪着泰伊番小姐出去，有个仆人来找她……“上帝啊！我的上帝！”她哭着叫道，“我父亲究竟做了什么事得罪了上天，使他受这样的痛苦？这么好的一个人！”
我陪她走下楼梯，在扶她上车时我看见她父亲在车中弯成两截。泰伊番小姐用手帕掩住她父亲的嘴，想止住他的呻吟。不幸他瞥见了我，他的脸皱蹙得更加厉害了，一声痉挛的喊叫划破空气，他向我投来一个吓人的目光，马车开走了。
这席酒宴，这次晚会，在我的生活和情感上产生了痛苦的影响。我爱上了泰伊番小姐，也许恰好因为荣誉感和廉耻心都禁止我与一位凶手联姻，哪怕他是个好丈夫、好父亲。一种不可思议的宿命使我只要知道在哪家人家能碰到维克托莉，就让人介绍我到哪家去。往往在我对自己发誓不再见她之后，当天晚上我就又在她身边了。我无限欢乐！我的充满幻梦的、惬意的、正当的爱情，带有一种犯罪的感情色彩。当泰伊番碰巧与他女儿一起时，我因向他行礼而看不起自己，可是我仍然向他行礼！而且不幸的是，维克托莉不仅是个美人儿，而且有教养，有才华，有风度，没有丝毫的学究气，没有哪怕最轻微的自命不凡。她言谈极有分寸，性格里有一种忧郁的风韵，使人人倾倒。她爱我，或者至少她使我相信她爱着我。她有一种仅仅为我而发的微笑，对我说话时声音也变得更加温柔。啊，她爱我！但她也爱她父亲，她对我夸耀他的善良、和蔼和高尚。这些赞扬就象尖刀一样刺着我的心。
有一天，我差一点成为这桩罪行的同谋，泰伊番家的富裕就是建筑在这件罪行的基础上的：我曾想向维克托莉求婚。然而我逃走了，我旅行去了，到了德国，到了安德纳赫。可是我又回来了。我见到维克托莉脸色苍白，她瘦了！如果我看到她身体很好，心情愉快，我就得救了！可是现在我的情感却异乎寻常地重新猛烈燃烧起来。我担心自己的顾虑变成一种偏执狂，便决定组织一个良心法庭，以期弄清这个有关高级道德和哲学的问题。我回来以后，这个问题已经变得更加复杂了。于是前天我召集了我的朋友中我认为最正直、最有廉耻心和荣誉感的人。我请来了两位英国人，一位是使馆秘书、一位是清教徒；还请了一位政治上完全成熟的前任部长；两个依然天真无邪的青年；一位教士，是个老人；还有我从前的监护人，他是个单纯的人，他对我所作的监护是法院纪录中最完美的；此外，还有一位律师，一位公证人，一位法官。总之，一切社会舆论、道德实践的代表都请来了。我们先是大吃大喝、高谈阔论、大声喧嚷一番，然后，在上餐末果点时，我原原本本地讲述了自己的故事，但隐去了我的意中人的名姓，我要求大家给我一些忠告。
“给我出点主意吧，朋友们！”我在结束时对他们说，“象讨论一项法律草案一样，详尽讨论这个问题。我会叫人拿来票箱和选票，你们将完全按照秘密投票的规则投票赞成或反对我的婚姻！”
大家顿时变得鸦雀无声。那位公证人起身告辞。
“我要去立一份契约。”他说。
酒力使我从前的监护人沉默了，他自己还需要有人监护，以免在回家时发生意外。
“我明白了！”我叫起来，“不发表意见，正是有力地告诉我应该怎么办。”
席上一阵骚动。
一位曾为富瓦将军①的孩子们以及富瓦将军墓签名认捐的财主嚷道：
“和道德一样，罪行也有程度之分！”
“饶舌鬼！”前任部长用肘弯碰我一下，低声对我说。
“有什么使你为难的？”一位公爵问道，他的财产就是在废除南特敕令②时，从那些反抗王命的新教徒那里没收而来的。
①富瓦将军（1775—1825），法国将军，曾任众议员，清廉正直，深得人心。死后妻子儿女陷于贫困，全国募捐帮助。
②南特敕令，法王亨利四世于一五九八年颁布的敕令，规定天主教是法国国教，同时宣布胡格诺教派有自己的信仰自由，从而结束了长期的宗教战争。一六八五年，路易十四取消南特敕令，重新迫害新教徒，使许多新教徒逃往国外。
律师站了起来：“公爵说得对，在法律上，提交我们的这个案例并不造成任何困难。”这位法律的代言人叫道，“不是有时效规定吗？如果都去追寻我们家产的来源，我们都将落到什么地步？这是一个良心问题。如果您一定要把这事情提交什么裁判所，那就去忏悔所吧。”
《法典》的化身说罢坐下来，喝了一杯香槟酒。负责解释《圣经》的人，那位善良的教士站了起来。
“我们被上帝创造出来时便已是脆弱的，”他坚定地说，“如果您爱上了这桩罪行的女继承人，您就娶了她，满足于母亲的财产，而将父亲的财产散给穷人。”
“然而，”一位无情的爱挑毛病的人（这种人在社交场合并不少见）叫了起来，“那位父亲也许只是因为发了财才结了一门好亲事，他任何微小的幸福不都是这种罪恶的果实吗？”
“讨论本身就是一种判决！有些事情是不能讨论的。”我的前监护人自以为能用一句醉汉的警句妙语来点醒众人。
“是啊！”使馆秘书说。
“是啊！”教士嚷道。
这两个人想法并不一致。
一位空论派①站了起来，他曾在一百五十五名选举人里因缺少一百五十张选票而未能当选。
①空论派，法国王政复辟时期的君主立宪派，多为大学教师或律师，言论空泛晦涩，玩弄术语，故名。
“先生们，这个精神本质的惊人事件乃是社会所面临的极为超出常态的一个事件。”他说，“因而，应取的决定，当为我们良心的即时抉择，一个突如其来的概念，一个有教益的判断，我们悟性的稍纵即逝的细微差别，犹如构成我们鉴赏趣味的电光石火一样。投票吧。”
“投票吧！”我的客人们齐声说道。
我令人发给大家每人两个球，一个红球，一个白球。白色象征贞洁，表示反对这个婚姻；红球则表示赞成这门婚事。我为了避嫌没有参加表决。我的朋友共有十七人，九票构成绝对多数。每个人都过去将球投入窄颈的柳条篓子。篓子里有编上号码的弹子，当赌客们去摸号的时候，弹子就在里面晃动。我们都被相当强烈的好奇心所激动，因为这种净化的道德感的表决确实有点特别。计票时我发现九个白球！这个结果并不使我惊讶，但我还是决定数一数我的法官里面与我年龄相仿的年轻人的数目。这些决疑断难的年轻人恰好是九个，九个人都是一个心眼！
“哦，哦！”我暗想，“他们内心都一致赞成这门亲事，而明里却一致反对我去结这门亲。怎样才能摆脱这种被动局面呢？”
“那位岳父住在哪里？”我的一个中学同学冒冒失失地问我，他比别人掩饰得少些。
“没有岳父了！”我叫道，“以前我的良心清楚地告诉我应该怎么办，无须你们的裁决。而现在它的声音变弱了，我之所以失去勇气，是因为我在两个月前收到了这封诱人的来信。”
我从皮包里取出如下一份讣告给他们看：
泰伊番股份公司经理，原军队粮食肉类供应商，荣誉勋位骑士勋章、金马刺勋章获得者，巴黎国民自卫队第二团第一掷弹兵连连长，冉－弗雷德里克·泰伊番先生，五月一日逝世于儒贝尔街公馆。敬请台端参加出殡、祭奠和安葬仪式，仪式订于……
……谨此讣闻。
“现在该怎么办？”我又说，“我将从很广的范围向你们提出问题。泰伊番小姐的地产浸透了鲜血，这是毫无疑义的，她父亲的遗产是块hacelma①。这我都知道。但普罗斯佩·马尼昂没有留下继承人，我也没找到在安德纳赫被害的别针厂主的家庭。把财产交给谁呢？我没有权利透露一个偶然发现的秘密，在一个无辜少女的嫁妆里添上一颗割掉的脑袋，使她做噩梦，剥夺她的美丽的幻想，对她说：‘你所有的钱都沾满了血污。’从而在她心目中再一次杀死她的父亲。我曾经向一位老教士借过一本《良心问题辞典》，但没有在里面找到任何对我的疑难的解答。为普罗斯佩·马尼昂、瓦朗费、泰伊番的灵魂设坛超度吗？我们早已是十九世纪了。创办一所救济院或设置一笔道德奖金吗？奖金会被骗子们得去。至于我们的大部分收容院，我觉得它们多半已经成为罪恶的庇护所了。况且这类用途多少有利于虚名，能否成为一种补过的办法呢？我应当那么做吗？再说，我在恋爱，热烈地恋爱，我的爱情就是我的生命。如果我无缘无故对一个过惯奢华、优雅和充满艺术享受的生活，喜欢在滑稽歌舞剧院慵懒地听罗西尼的音乐的少女，建议她放弃一百五十万法郎家产，去施舍给那些痴呆老头或者假装得了癞病的人，她会笑着掉过头去不理睬我，她的心腹侍女会说我是个恶作剧的家伙。如果在爱情的令人心醉的时刻，我向她赞美俭朴生活的乐趣和我在卢瓦尔河畔的小房子的话，如果我以爱情的名义请她牺牲巴黎的话，这首先是在说谎，虽然是个动机高尚的谎话；其次，我也许会因此失去这个爱好舞会、首饰，并且目前还爱着我的少女的欢心，从而得到个惨痛的经验教训。她会被某个修长俊美、也许还有卷得很好的小胡子、会弹钢琴、会谈论拜伦爵士，而且骑术高明的军官从我这儿抢走。怎么办？先生们，行行好，出个主意吧……”
那个正派人，我提起过的那个很象珍妮·迪恩斯②的父亲的清教徒，直到那时为止还未发一言，这时他耸耸肩膀对我说：
“傻瓜！你为什么问他是不是博韦人呢？”
①希伯来文：血地。指耶路撒冷附近的一块地，相传是犹大用出卖耶稣的三十元银币买下的。
②珍妮·迪恩斯，瓦尔特·司各特的小说《中洛辛郡的心脏》中的女主人公。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