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噢！到那个时候……”镇长道。
“你们理解克卢齐埃先生提到的这与我有何相干这句话了吧？”格罗斯泰特先生嚷道，“这就是一个实例！但是，先生，”银行家语气郑重地对惊得发呆的镇长说，“那个时候已经到来！巴黎周围十法里之内，乡村被分成无数小块，难以饲养乳牛。阿让特伊市镇计有三万八千八百八十块土地，其中好几块年收入不到十五生丁。如果不施巴黎的高效肥促使优质饲料的生长，我不知道饲养乳牛者如何摆脱困境。何况牛吃了这种烈性饲料，又圈在栏中，会得炎症死掉的。巴黎郊区乳牛的损耗一如马匹在街道的损耗。比种植草料收益更大的蔬菜田、果园、苗圃、葡萄园毁了那儿的牧场。再过几年，牛奶将象海鲜一样邮寄到巴黎。巴黎周围发生的事同样出现于一切大城市的郊区。产业过度分割的弊病蔓延到法国一百座城市周围，总有一天将把它整个吞噬。据夏普塔尔①记载，一八〇〇年，葡萄种植面积不到二百万公顷；如今照精确的统计至少有一千万。被我国的继承制划分为无数小块的诺曼底，那儿马和牛的生产头数将减少一半；幸而它的气候不利于葡萄种植，因而将垄断巴黎的牛乳业。肉价逐步上涨将成为一种怪现象。一八一四年，巴黎的肉价每斤为七至十一个苏，再过二十年，即一八五〇年，将涨至二十苏，除非出现一位天才把查理十世的思想付诸实施。”
①夏普塔尔（1756—1832），法国著名化学家、经济学家、统计学家和政治家。一八〇一年至一八〇四年间曾出任法国内务大臣。着有多种关于葡萄种植的书。
“您触到了法国的大疮疤，”治安法官又道，“疾患的根由存在于明令财产平分的民法继承法中。它是连续不断捣碎疆土的捣槌，它取消财产必要的稳定性，使其个体化，它一味分散，从不合并，终将致法国于死地。法国大革命散播出一种破坏性病毒，刚被七月革命感染上新的活力。这个致病的原则就是让农民获得田产。如果说遗产法这一编是疾患的根源，那么农民便是致病的工具。农民不交还任何所得物。一旦这个等级将一块地吞进始终张开的大口，就把它分成几份，只要不小于三畦，它还不住手！要把三畦地在长度上再截成几段，正如先生刚才以阿让特伊市镇为例向你们证实的情况。农民过分看重每一小片土地的价值，使田产不可能重新合并。首先诉讼程序和法规因土地的划分而无效，所有制变得毫无意义。但是，税务机关和法律对无法实施其最明智条款的小片土地无能为力，这并不算什么，因为还存在更大的疾患。有的地主年收入只有十五、二十五生丁！”他指着格罗斯泰特说，“先生适才与你们谈到牛马品种的减少，法制与此大有干系。农民田产主只养母牛，从牛身上提取食物，出售牛犊乃至黄油，却不敢饲养耕牛，更不用说马匹；遇上大旱之年，他收获的饲料绝不够用，待他无力饲养时，便把母牛送到市集上卖。倘若天公不作美，牧草连续两年歉收，到第三个年头，你们将看到巴黎的牛肉价格，尤其是小牛肉价格会发生不寻常的变化。”
“那时将如何举办爱国宴呢？①”医生微笑着说。
①共和党人的宴会以冷小牛肉佐以生菜为主菜。
“噢！”格拉斯兰太太望着鲁博叫道，“难道政治处处离不开小报，连这里也如此？”
“在美洲，”克卢齐埃接着说，“资产阶级在这项令人厌恶的任务中扮演开路先锋的角色。它购买农民无力经营的大片土地，在内部进行分配；然后，这些土地经过咀嚼、分割、拍卖或零售，再交到农民手中。如今一切都归结为数字。我认为以下的数字最有说服力：法国有四千九百万公顷土地，扣除掉道路、公路、沙丘、沟渠和类似蒙泰涅克平原的贫瘠、荒芜或人们不愿下本经营的土地，这个数字应减少至四千万。不过，三千二百万居民拥有的四千万公顷土地，在农业税税额总表上却分成一亿二千五百万块——尾数略去不计。因此，我们不受土地法的制约，贫困和纠纷远远没有到头！那些把领土分成小块、缩小生产的人们有喉舌为他们大叫，真正的社会公道在于只给予每个人土地用益权。他们会说永久的所有权无异于盗窃！打头阵的便是圣西门主义者。”
“法官发了言，”格罗斯泰特说，“下面银行家要对这些大胆的论述作些补充。农民和小资产者可以获得产业，这给法国造成政府意想不到的巨大危害。撇开贫民不谈，农民大众约有三百万个家庭。这些家庭靠工资为生。工资用钱而不是用食品支付……”
“这是我国法律的又一个大错误，”克卢齐埃打断他的话嚷道。“食品支付权可以在一七九〇年颁布；而今，施行这样的法律就要冒爆发革命的风险。”
“这样，无产者便把国家的钱捞到手中。不过，”格罗斯泰特又说，“农民不当上地主死不瞑目，他们没有别的激情，别的欲望，别的意愿，别的目标。这个欲望，一如克卢齐埃先生的精辟论证，是大革命的产物，出售国有财产的结果。只有对偏远乡村发生的事毫无概念的人才不承认下述确凿的事实：这三百万个家庭每年埋藏起五十法郎，使进入流通的货币减少一亿五千万。政治经济学认定的公理是：一枚五法郎的埃居，在一天当中转过一百次手，它的绝对价值相当于五百法郎。而我们这些农村状况的老观察家们确信，农民选择土地；窥伺它，等候它，决不投放资本。因而农民购置土地应以七年为期来计算。每七年当中，他们让一笔十一亿的款子闲置不动；小资产阶级把同样多的钱埋藏起来，对农民啃不动的产业持同样态度，因此在四十二年中，法国损失至少二十亿资本的利息，即每七年约一亿，四十二年就是六亿。法国损失的不仅仅是六亿，它没有把这笔钱用于工农业生产，其损失相当于十二亿；因为倘若工业产品的价值不是其成本的两倍，贸易就不会存在了。无产阶级也失去了六亿工资！对一位严厉的经济学家来说，这六亿捞不回来的损失，加上流通可获的利润，大约相当于十二亿损失，我国的贸易、海运、农业比英国落后，原因正在于此。尽管两国领土不同，我们且占了三分之二的地利，但是英国可以为两支法国军队配备新的战马，而且国内人人都有肉吃。另外，在这个国家，产业的稳定使下层阶级几乎无法购置，因而每个埃居都变成商品参加流通。这样，除去土地被分成小块、牛马羊品种减少的创伤外，继承法编还由于农民和资产者藏匿资本使我们损失六亿利息，减少十二亿产值，每半个世纪非流通货币达三十亿。”
“精神后果比物质后果还要糟！”神甫嚷道，“我们在人民中间制造乞丐产业主，在小资产者中间制造半吊子学者，今年七月在上层阶级起了作用的各行其是和人人为己，不用多久将使中产阶级发生坏疽。感情枯竭的无产阶级，除欲望外无其他上帝，除饥饿的绝望外无其他狂热，既无信仰又无信义，它将大步向前，一脚踏在国家的心口上。在君主制法律下长大的外国人将认为我们王国无王，有法制而无法律，有所有权而无产业主，有选举而无政府，有自由意志而无力量，有平等而无幸福。但愿在这以前，上帝让法国出一个替天行道者，一个给民族带来新精神的上帝选民，无论他是马利乌斯还是苏拉①，无论出身微贱还是名门之后，他将彻底改造社会。”
①马利乌斯（公元前157—86）和苏拉（公元前138—78），均为古罗马的军事统帅和政治家，分别为平民派和贵族派的领袖。
“人们先要把他送交重罪法庭或轻罪裁判所，”杰拉尔接口道，“昔日在阿提卡和耶路撒冷对苏格拉底和耶稣基督的审判将于一八三一年重演。今天与过去一样，心怀忌妒的平庸之辈听任那些研究过法国的疮疤、对抗时代精神的思想家和政治名医们贫困而死。如果他们经受住贫困，我们还要奚落他们，称他们为空想家。在法国，大家在精神上造前程远大的伟人之反，在政治上造君主之反。”
“以往诡辩家只与少数人讲话，如今他们借助报纸期刊把整个民族引入歧途，”治安法官嚷道：“而推崇理性的报纸却得不到反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