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安法官名叫克卢齐埃，原是利摩日的律师，他想把律师是主顾与讼案的首席法官这一美妙公理付诸实施，结果无人找他办案。一八〇九年前后他谋得现职，靠菲薄的薪金餬口，此时生计维艰，陷于赤贫之中。好好先生在这个穷市镇住了二十二年，变成了乡下佬，若不穿那件礼服，他与当地的农夫没多大区别。在近乎粗俗的外表下，克卢齐埃隐藏起敏锐的思维，他专心于政治问题的高深思考，对人及其利害的透彻了解使他变得无牵无挂。这人在长时间内骗过了博内先生的敏锐目光，但若能置身于社会的高层，他会令人联想到洛皮塔尔①，他和所有真正思想深刻的人一样不会耍阴谋，最终生活于古代遁世者静思入定的状态中。缺吃少穿想必使他充实，任何考虑影响不了他的思想，他精通法律，审案不偏不倚。他的生活简化到最起码的程度，纯洁而有规律。农民们喜爱他，敬重他，因为他以慈父般的大公无私为他们排解纠纷，事事替他们出主意，蒙泰涅克上上下下把他称作好好先生克卢齐埃。两年来，他有个侄子给他当录事，这是个挺聪明的年轻人，后来为本乡的繁荣出力不少。老人的相貌最引人注目的特征是天庭宽阔。秃顶两侧各留着一簇蓬乱的白发。虽然他饮食有节，但红润的面色和丰盈肥大的躯体叫人以为他对酒神的兴趣与对特罗普隆和图利埃②的兴趣不相上下。他被哮喘搅得透不过气来，几乎语不成声。上蒙泰涅克干燥的空气或许正是他在此地定居的原因。一个挺有钱的木鞋匠把自己的一幢小房子收拾出来给他住。克卢齐埃曾在教堂见过韦萝妮克，还给她下了断语，但没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任何人，包括与他关系开始亲密起来的博内先生。有生以来头一遭，治安法官即将置身于能够理解他的人们中间。
①米歇尔·德·洛皮塔尔（1505—1573），清廉、宽容的法官之典范。
②特罗普隆（1795—1867），法国著名法官，着有《民法注释》一书；图利埃（1752—1835），当时有名的法学教授。
六个人在一张酒菜丰盛的餐桌周围落了座——韦萝妮克已把全部家具从利摩日运到蒙泰涅克——，心里感到一阵局促。医生、镇长和治安法官既不认识格罗斯泰特，又不认识杰拉尔。但是，上第一道菜时，老银行家的随和不知不觉消除了初次晤面的拘束。格拉斯兰太太的和蔼可亲继而带动了杰拉尔，鼓舞了鲁博。这些品德完美的心灵在她的左右下认出了他们的亲缘关系，彼此很快产生了好感。待甜食端上桌，水晶玻璃器皿和金边磁器闪闪发亮，阿莉娜、尚皮永和格罗斯泰特的仆人依次给宾客们斟上美酒时，谈话已变得相当亲密，四个萍水相逢的杰出人物就人们开诚相见时喜爱谈论的重大问题道出了自己的真实思想。
“你休假期间正好发生了七月革命，”格罗斯泰特带着想聆听高见的神气对杰拉尔说。
“是的，”工程师答道，“那了不起的三天我正在巴黎，目睹了一切；得出了令人伤心的结论。”
“什么结论？”博内先生急切地说。
“爱国心如今只存在于脏衬衣之下，”杰拉尔接口道，“这是法兰西的损失。七月革命是名望、财富和才干方面的佼佼者自愿的失败，勇于牺牲的群众战胜了厌恶献身精神的富有和聪明的阶级。”
“根据一年来的情况判断，”治安法官克卢齐埃先生接着说，“这个变化是对折磨我们的病痛，即个人主义的一种褒奖。从现在起十五年内，一切重大的问题将用这与我有何相干来表达，这是从宗教高度跌落下来的自由意志的呼声，自由意志曾被路德、茨温利、诺克斯引入宗教，①直至政治经济学领域。人人为己、各行其是这两句可怕的话将和这与我有何相干组成资产者和小业主的三位一体的箴言。这种利己主义是我国民法的严重缺陷导致的结果，它制定得过于仓促，却得到了七月革命的可怕认可。”
治安法官说完这段警策之言，又一如既往沉默不语了。宾客们琢磨起他的用意。克卢齐埃的话，杰拉尔与格罗斯泰特交换的眼色使博内先生鼓起了勇气，他讲得更加大胆。
“仁慈的国王查理十世，”他说道，“刚刚在一国之君为给托付于他的人民造福所作的最有远见、最有益处的行动中遭到失败②，教会应当为给予他的忠告感到自豪。但是上层阶级丧失了勇气和智慧，一如国王在长子继承权法这个重大问题上的表现，而王政复辟时期唯一有胆量的政治家德·佩罗内伯爵却因该法青史留名③。通过家庭重建民族，肃清报界的有害影响，只准它发挥有益作用，重新赋予选举产生的议会以真正的职权，恢复宗教对民众的权势，这曾是波旁王室对内政策的四大要点。那么从现在起二十年内，全法国都将承认这一伟大明智政策的必要性。况且国王查理十世在他希望摆脱的处境中，比在他家长式政权崩溃消亡的处境中受到更大的威胁。在我们美丽的国家，一切将周期性地遭到怀疑，人们将议论不休，却不付诸行动，拥有无上权力的报界将成为最卑劣的野心的工具，我们国家的未来将证明这位刚刚与真正的统治原则一起下台的国王有多么明智，历史将感激他在探查了创伤的深广，看到采取治疗手段的必要，又得不到他为之赴汤蹈火的人们的支持后，仍有勇气反抗他的至交。”
①路德，即马丁·路德（约1483—1546），德国神学家和宗教改革家；茨温利（1484—1531），瑞士神学家和宗教改革家；诺克斯（约1514—1572），苏格兰宗教改革家。
②一八三〇年七月二十五日国王颁布四项限制自由的敕令，引起了七月革命的爆发，并导致查理十世的逊位。
③德·佩罗内伯爵是复辟王朝的掌玺大臣，于一八二六年二月十日向贵族院提交试图恢复长子继承权的法案，但遭到否决。
“嘿！神甫先生，您讲话直率，毫不掩饰，”杰拉尔喊道：
“我是不会反驳您的。拿破仑发动俄罗斯战役时比他那个世纪的精神领先了四十年，他没有被人理解。一八三〇年的俄国和英国对一八一二年的战役作出了解释。查理十世遭到了同样的不幸：再过二十五年，他的敕令说不定会变成法律。”
“法国是个能言善辩的国家，喜欢喋喋不休，它又十分自负，真正的人才得不到承认，尽管它的语言富于理性，民众人情练达，它仍是最后一个有可能接受两院制的国家，”治安法官又说。“至少，我们性格上的缺点应当通过拿破仑针锋相对提出的值得赞赏的限制来克服。在英国等因土地的性质而使行动受到限制的国家，两院制尚可实行，但长子继承权运用于土地转让始终大有必要，这个权利一经取消，实行代议制简直是疯话。英国的存在归功于把家族的土地和住宅分配给长子的近乎封建的法律，俄罗斯立国于君主专制政体的封建权利。因此这两个民族如今走上了令人惊惧的进步之路。奥地利依据长子继承权保持家庭力量的活跃，维持国家必不可少的大生产，才抵御住我国的入侵，向拿破仑重新开战。波旁王室感到由于自由主义的过错，它正滑向欧洲的第三位，它希望维持原有的地位，而正当它挽救国家时，却被国家推翻了。我不知道现制度将使我们沦落到何种地步。”
“仗一打起来，法国将没有马匹，正如一八一三年的拿破仑，他当时只有法国的人力、物力支持，没能利用吕赞和包岑的两次胜利①，结果在莱比锡一败涂地。”格罗斯泰特嚷道，“和平局面若维持下去，危害将越来越大：再过二十五年，法国牛和马的品种将减少一半。”
①吕赞和包岑均在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境内。一八一三年五月，拿破仑曾先后在这两地击败俄国和普鲁士军队。
“格罗斯泰特先生说得对。”杰拉尔道，“您要在此地创业，太太，”他对韦萝妮克说，“正是为国效力。”
“对，”治安法官说，“因为太太只有一个儿子。独苗继承的偶然现象会持续长久吗？在一段时间里，您开垦出来的大面积良田，我们希望它只属一人所有，继续出产有角牲畜和马匹。但总有一天森林和牧场将被瓜分或划成小块出售。分来分去，您的占地六千阿尔邦的平原将有一千或一千二百个主人，那时就再也没有马和大牲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