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善于盘算的人，知道荣耀一钱不值。这种生活需要的紧张使我不愿意结婚，眼见我目前的用场，我对人生估价不高，不愿把这份菲薄的礼品送给我老婆。尽管我视金钱为赐给社会人的最强大的行动手段之一，但它毕竟只是个手段。因而坚信自己对国家有益是我唯一的乐趣，在宜于发挥自己能力的环境中，行动将是我最大的享受。在您生活的圈子里，在您的熟人中间，在您周游的地域内，倘若您听到有什么工作需要您知道我具备的能力，那么我将在六个月内静候您的回音。先生和朋友，以上所述也是其他人的想法。我见过不少与我一样落入专业圈套的同学和过去的学生，一些地图绘制员，上尉衔教师，工兵上尉，他们一辈子得不到晋升，满怀辛酸地懊悔当初没有转入常备军。总而言之，我们彼此曾多次承认受了长期的愚弄，而觉察之日要想摆脱为时已晚，牲口适应了它拉的磨，病人对患的病习以为常。
我仔细研究了这些可悲的结果，对自己提出下列问题，现在我把这些问题告诉您——通情达理且能深入思考的人，因为我知道这是经过痛苦之火纯化的思索成果。国家为自己确定的目标是什么？它想不想得到人才？使用的手段与目的大相径庭，它的确制造出了与优秀人材为敌的政府所能希望的最货真价实的庸才。国家想不想让挑选出来的聪慧之人有前程？它为他们准备下最平庸的地位：从学校毕业的人到了五、六十岁，没有一个不懊悔上了国家许空愿的当。国家想不想得到天才？自一七九〇年以来综合理工学院培养出多少才华横溢的人？没有拿破仑，能有建造瑟堡的天才加香①吗？帝国专制使他头角峥嵘，立宪制度却可能将他窒息。科学院是否有许多综合理工学院的毕业生？也许只有两、三名！天才将始终出现于综合理工学院的大门之外。在这些学校钻研的科学中，天才只服从自己的法则，只在完全不受人支配的时机下发展，国家也好，研究人的科学——人类学——也好，对这些时机全不甚了了。里凯、佩罗内②、列奥纳多·达芬奇、加香、帕拉第奥③、勃罗奈斯基④、米开朗琪罗、布拉芒特⑤、沃邦、维卡的天才有其酿成的原因，我们把这些尚未观察到的原因称之为偶然，这个蠢人用的大字眼。不管有没有学校，历代从未缺少过这类能工巧匠。现在，靠学校这个组织，国家是否得到质量更佳或造价更低的公益工程呢？首先，私营企业就不用工程师；其次，我们政府的工程耗资最大，还要花钱养活桥梁公路工程局的庞大参谋部。最后，在其他国家，在没有这类机构的德国、英国、意大利，同类工程至少与法国的质量一样好，而且费用更低廉。这三个国家在工程方面的有益新发明引人瞩目。
①加香（1757—1825），法国桥梁公路工程局工程师。
②佩罗内（1708—1794），法国桥梁公路工程局工程师。
③帕拉第奥（1508—1580），意大利建筑师。
④勃罗奈斯基（1377—1448），佛罗伦萨雕刻家兼建筑师。
⑤布拉芒特（1444—1514），意大利建筑师。
我知道，提到我们的学校，流行的说法是欧洲如何羡慕我们；但十五年来，观察我们一举一动的欧洲并没有创办同类的学校。英国这个工于心计的国家在工人居民中拥有更好的学校，从中涌现出一批注重实际的人，当他们从实践上升到理论，转眼间便身价百倍。斯蒂文森①和马克－亚当②不是我国著名学校的毕业生，但这有何妨？一些年轻精干的工程师，血气方刚、满腔热忱，在任职之初便解决了保养法国道路的问题，这些道路糟糕透顶，养路费每四分之一世纪需要几个亿。但这些工程师徒然发表了学术著作和论文，一切全给管理总局吞进大口，在这个位于巴黎的、有进无出的中心，老人妒忌青年，高级职位用于收容出了差错的老工程师。这就是其他国家敷设完铁路，而我们可能还在喋喋不休地讨论的原因所在，我们的科学家遍布全法国，组成管理机构的一个齿轮，它本应操纵国家，在其权限范围内的重大问题上给它以指点。如果说法国曾不得不证明综合理工学院的教育成绩卓然的话，那不恰恰是在以改变国家面貌，更改时空法则，把人生延长一倍为宗旨的公共工程这一光辉阶段吗？
①斯蒂文森（1781—1848），英国工程师，机车的发明家和设计师。
②马克－亚当（1756—1836），苏格兰工程师。
比利时、美国、德国和英国没有综合理工学院，但等它们建成了铁路网，我国的工程师们还在标画线路，隐藏在方案后的丑恶利益将阻止它付诸实施。在法国只要铺块石头，巴黎就有十个文牌主义者写出愚蠢无用的报告。因此，国家从综合理工学院得不到任何好处；至于个人呢，境况平平，一生失望潦倒。自然，学生在十六至二十六岁之间表现出来的才能证明，如果只把他交托给自己的命运，它本来可以比政府强加于他的命运更伟大、更充实。无论当商人、学者或军人，这个卓尔不群的人原本可以在广阔的天地里大显身手，倘若他的可贵才能和热情没有愚蠢地过早衰竭。进步究竟在哪里呢？国家和个人在现制度下吃亏受损肯定无疑。半个世纪的经验难道不要求兴办教育的方式改弦易辙吗？在法国整整一代人中筛选将来构成民族知识阶层的精英，这个职责算哪一门圣职？这些命运的大祭司们真该好好研修各种学业！数学知识对于他们或许不如生理学知识那样必不可少。您不觉得有一点预见性——伟人的魔法——是必要的吗？主考官们当过教师，一生劳碌，令人起敬，他们的任务只限于寻找最佳记忆力：他们只能做要求他们做的事。当然，他们的职务应当是国家最崇高的职务，需要出众的人来担当。先生和朋友，请不要以为我只谴责我毕业的那所学校，我不仅攻击教育本身，而且矛头直指为维持这种教育所使用的办法。这个办法就是会考，一种本质上有害的现代发明，它不仅在科学领域有害，而且在用此办法的一切领域，艺术以及任何有关人、计划和事物的选择方面均有害。如果说我们的著名学府不幸没有比其他任何青年云集之处产生出更多的优秀人材，那么更为丢脸的是，法兰西研究前头等大奖的得主中既没出大画家，大音乐家，也没出大建筑师，大雕刻家；正如二十年来，在湖水般庸碌无为的人流中，选举并没有把一个大政治家送上台掌权。我的指责涉及一个错误，它在法国既败坏教育，又败坏政治。这个令人痛心的错误的根子是组织者们全然不知的下述原则：
无论经验或常理都无法使人确信成年人的智能将是成熟人的智能。
眼下，我与好几位潜心研究过折磨法国的一切精神疾病的杰出人士过从甚密。他们和我一样承认，高等教育制造的是一些临时人材，因为他们既无职业，又无前途；初等教育传播的知识无益于国家，因为这些知识缺乏信仰，毫无感情。我国国民教育的整个体制需要大幅度调整，负责调整的人应当具备渊博的学识，坚强的意志和立法天才，在现代人当中这种天才说不定只存在于冉－雅克·卢梭的头脑里。过剩的专业人材或许应该从事民众不可或缺的初等教育。我们没有足够数量的耐心勤恳的小学教师左右群众。数量大得可悲的轻重罪行暴露出社会的疮疤，其根源在于人民未受充分的教育，这疮疤将逐渐破坏社会关系，促使民众思考，背弃有利于政权的宗教信仰，但还不能上升到顺从和义务论——超验哲学的最后一项——的高度。要全民族学习康德是不可能的；因此，对民众来说，信仰和习惯比学习和推理更有用。如果要我重新安排一生，说不定我会进一所修道院，当一名普通的乡村教士或市镇小学教师。但我在人生的道路上走得太远，不可能只当一名普通的小学教师，而且我能够在比一所学校或一个堂区更大的范围内发挥作用。我曾试图与圣西门主义者合作，但我不会做他们的同路人；虽然他们有种种谬误，但毕竟触及了我国法律造成的好几处痛点，这些痛点将用治标不治本的方法来医治，这只能延缓法国精神和政治大危机的到来。别了，亲爱的先生，请在此接受我对您恭敬而忠实的眷恋之情，尽管有上述种种意见，这种情感只会与日俱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