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岁那年，我掌握的数学知识已达到众多天才人物将其发展到的水准，我急于继续发展，借此扬名。这种欲望合情合理，几乎全体学生毕业时都把眼睛盯住这个被称为荣耀的精神太阳。我们大家首先想的是当牛顿、拉普拉斯②或沃邦③。这就是法国要求走出这所著名学校的年轻人做出的努力。
①拉丁文：在下等人身上。
②拉普拉斯（1749—1827），法国天文学家、数学家和物理学家。
③沃邦（1633—1707），法国元帅，曾任堡垒建筑总监。
现在我们来看看这些从整整一代人中间精挑细选出来的人的命运吧。二十一岁时，人们对整个一生充满幻想，期待出现奇迹。我进入桥梁公路工程学校，当了见习工程师。我学习建筑科学，热情何等高涨，这您总该记得。一八二六年我二十四岁时从该校毕业，还只是个助理工程师，国家每月给我一百五十法郎。在巴黎，最小的簿记员一天工作四小时就能挣到这个数目。由于出奇的幸运，或许因为我学习成绩出众，一八二八年我二十五岁时升任普通工程师，被派到一个专区——您知道在何地——，年薪二千五百法郎。钱的问题还是小事。自然，我的境遇比一个木匠的儿子应该有的境遇强得多；但是，有哪个十六岁被扔进一间杂货铺的小伙计，十年后不在挣一份独立的家业？这时我明白了国家要求的这些可怕的智力发挥，这些巨大的努力结局何在。国家要我计算、测量路面或公路上的石子堆。我要维修，有时还要建造横向水沟和单孔桥，调整公路两侧的路肩，清理或开挖沟渠。在办公室，我要答复测定道路边线、植树、伐树之类的要求。其实这就是普通工程师主要的、往往是唯一的工作，间或不得不亲自做几次水准测量，这工作，随便哪个监工单凭经验就比我们干得好得多，尽管我们学识渊博。我们有将近四百名普通工程师或见习工程师，总工程师只有一百来个名额，因此普通工程师不可能全部晋升到这一级；而且在总工程师之上不存在吸收人力的等级；十二或十五个总局督察或分局督察的职位算不上吸收人力的办法，这类职位在我们团体中几乎与上校在以连队为单位的炮兵中同样无用。普通工程师与炮兵上尉一样掌握全部技能；其上只应有一位行政长官充当八十六名工程师与国家之间的联系人；因为一位工程师有两个助理相帮，足以应付一个省的需求。在这样的团体中，等级制度的后果是将生气勃勃的干才隶属于行将就木的昔日干才，后者自以为技高一筹，却常常篡改或歪曲提交给他们的设计方案，其目的或许只是怕人否定他们的存在；我觉得这就是桥梁公路工程总理事会对法国公共工程施加的唯一影响。不过假设我在三十至四十岁之间成为一级工程师，五十岁之前当上了总工程师呢？唉！我看到了自己的前途，它就在我的眼前。
我的总工程师年已花甲，和我一样以优等成绩毕业于这所大名鼎鼎的学校；他在两个省里做我现在所做的事，熬白了头发，变成一个可以想象得出的最平凡的人，声望一落千丈；而且，他跟不上科学的发展，科学前进了，他却停步不前；更糟的是，他还忘记了以前掌握的知识！二十二岁时带着智力超群的一切征象出现的人，如今只空有其表。首先，他受的教育使他专攻精密科学和数学，不属他专业的事，他一概不予注意。您想象不出他对人类其他学科的知识孤陋寡闻到何等程度。计算使他心肠冷酷，大脑枯竭。我只敢向您透露他庸碌无能的秘密，综合理工学院的名望作了他的保护伞。这个标签令人敬畏，人们相信偏见，谁也不敢怀疑他的能力。这话我只向您说，由于他才力已尽，只该花二十万法郎的一件工程，他却让省里花费了一百万，我想抗议，向省长道破真情；但是我的朋友中有位工程师，他举出我的一个同事因为这样做变成了主管当局的眼中钉。“你当总工程师的时候，看到下属指出你的错误心里会高兴吗？”他对我说。“你的总工程师即将出任分局督察。我们中间的人只要一犯大过，永远正确的主管当局就让他退出现役，当督察员。”应当给予英才的奖赏就这样转移到无能之辈手中。全法国都看到了一位工程师兼科学院院士想在巴黎市中心竖起的第一座吊桥塌落的惨景，酿成大祸的过错连亨利四世治下布里亚尔运河的开凿者或建造王家桥的僧侣也不会犯，而主管当局为了安抚这位工程师，竟将他调任总理事会。难道综合理工学院是制造庸才的大工厂吗？这个题目需要长期的观察。如果我说得对，那么至少应在办学方法上进行改革，因为我不敢怀疑这些学校的作用。不过，回首往事，法兰西何曾缺少过国家需要的栋梁之材？而如今国家却想用蒙日①的办法让这些英才破壳而出。沃邦毕业的学校不正是叫做志向的高等学府吗？里凯的教师又是谁呢？当天才在志向的推动下从社会中涌现出来时，他们几乎总是全才，不仅有一技之长，而且是多面手。
①蒙日（1746—1818），法国数学家，综合理工学院的创办人之一。
我不相信从综合理工学院毕业的工程师造得出列奥纳多·达芬奇竖立起来的那些建筑学上的奇迹，他兼机械师、建筑师、画家于一身，是水利学的创始人之一，又是一位不知疲倦的运河开凿者。综合理工学院的毕业生从年轻时起就习惯于公式的绝对单一性，失去了风雅与装饰观念；他们视圆柱为多余，只讲实用，退回到艺术的起点。但这与折磨我的疾病相比不过是小巫见大巫！我感到自己身上正在发生最可怕的变化；我的气力和机能每况愈下，因紧张过度而日渐衰微。生活的单调乏味感染了我。我这个人奋发努力，原打算干一番大事业，如今却面对最微不足道的工作：查验石方，视察道路，制定供应清单，一天要干的事不满两小时。我看到同事们一个个结婚，陷入平庸的境遇，有了家室之累，一辈子手头拮据，苟且偷生，使子女的前途取决于母亲财产的多寡。为了幸福，我们应该终生不婚。这种处境不是与现代社会的精神相悖吗？我的抱负是不是有点过分？我想成为对国家有用的人。国家要求我殚精竭力，要我变成全部科学的代表者之一，而我却蛰居外省无所事事？国家把我圈在这里，不准我离开去试行有益的计划以施展我的才能。在我们当中，凡听任灵感左右，越出专业公务一步的人，得到的回报必定是看不见却感得到的冷遇。在这种情况下，一个超凡出众的人应当希望的厚待，是他的才能，他的抱负被人遗忘；他的计划给埋没在领导的文件夹里。维卡①是我们当中唯一真正推动了建筑实用科学发展的人，他会得到什么报偿呢？桥梁公路工程总理事会是用来扼杀思想大胆者之计划的工具，它的部分成员在长期的、偶尔令人满意的供职后，力竭心衰，只剩下否定的气力，对自己不再理解的东西大砍大伐。该理事会成立的目的似乎是让这群风华正茂的青年上肢瘫痪，而他们只求工作，他们想报效法兰西！
①维卡（1786—1861），法国著名工程师，发明了水硬石灰的运用及混凝土运用技术。
巴黎发生的事令人发指：一个省的前途竟取决于这些集权者的签证，他们施展我没有闲空和您细讲的阴谋，中断最佳方案的实施；因为最佳方案最能激起公司或投机者的贪欲，冲击或推翻最多的弊端，而弊端在法国始终比改良强大。再过五年，我将与现在判若两人，将眼见自己的抱负，运用自己才干的高尚愿望化为乌有，国家曾要求我发挥的这些才干将在我蛰居的默默无闻的角落里生锈。我盘算过各种成功的机会，觉得前途一片渺茫。我利用一次休假来到巴黎，我想改换职业，寻找运用我的精力、知识和积极性的机会。我将提出辞呈，到缺少我这一级的专门人材，且能干一番大事业的国家去。如果这一切均不可能，我将埋头钻研一种新学说，这些学说看来能够更好地指导劳动者，给社会现存秩序带来重大变革。我们不就是没有活干的劳动者，不就是库房里的工具吗？我们组织起来，好象要改天换地，可是我们却无事可作。我感到身上的伟岸之气正在减少，并行将消失，我十分坦率地告诉您这一点。在改变境遇之前，我想听听您的意见，我把自己看成您的孩子，不经禀报决不会采取重大步骤，因为您不仅心地善良，而且经验丰富。我深知国家得到专门人材后，不可能特意想出一些纪念碑要他们去竖，一年也没有三百座桥需要架设；国家不能让工程师建造纪念碑，正如它不能为了打胜仗和造就伟大的统帅而宣战；那么，既然天才总是应运而生，一旦有大钱可花，有大事可干，出类拔萃的奇才便会从芸芸众生中脱颖而出，尤其在这类人中，一个沃邦即可应付裕如，这就最好不过地证明了教育的无用。最后，优秀人材受到长期精心培养的激励，他们千方百计避免被人弃之如敝屣，这不很容易理解吗？难道这是正确的政策？这不等于引燃勃勃的野心吗？人们能叫这些发热的头脑学会计算一切，惟独不会盘算自己的命运？当然，在这六百名青年中存在例外，有一些拒绝丧失价值的强人，其中有我的相识；当他们怀揣有益的计划和将给死气沉沉的省份带来活力和财富的设计方案，来到国家以为他们可以找到帮助和保护的地方，他们遇到的却是重重的障碍，如果人们能够讲述他们与人与事的斗争，那么在人们眼中，能力强的人，有才干的人，生来便是奇迹的人，将比天性退化、能力下降的人不幸百倍，更值得同情。所以，与其留在目前的岗位，我宁愿去领导一个商业或工业企业，生活上没有很多的要求，只求解决一、两个工业和社会尚待解决的大问题。您会对我说，我完全可以在寓所里运用我的智力，在平庸生活的寂静中寻求某个有益于人类的问题的答案。唉！先生，您难道不了解外省的影响和某种生活令人懈怠的作用？这种生活恰恰相当忙碌，把时间消耗在几乎毫无价值的工作上；又不够忙碌，无法施展我们从教育中获得的高强本领。我亲爱的保护人，请别以为发家致富的欲望或追求荣耀的荒诞欲念在折磨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