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看见什么啦？”博士见我爬下五斗橱，就这样问。
“你自己瞧瞧去！”我答道。
第二天上午九点，马尔卡斯还睡在床上。他大概吃了一段粗腊肠，因为我们看见盆子的面包屑当中有吃剩下来的腊肠，这种食品我们是很熟悉的。马尔卡斯还睡着。一直到十一点光景他才醒来。他又誊抄起昨夜搁在桌上的文件来了。我们下楼时询问了一下这个房间的租金是多少，得知每月房租为十五法郎。没几天，我们对马尔卡斯的生活习惯就了如指掌了。他常常出差，大概每次赚若干出差费，这是为住在圣夏佩尔教堂①的誊印社老板干的。他在后半夜工作，从六点到十点睡觉，起身后再干，一直写到下午三点钟。接着便把缮写好的东西赶在吃晚饭前送到老板家里。他在米歇尔伯爵大街米兹雷餐馆吃晚饭，每顿花上九个苏，然后回房间，六点钟上床睡觉。我们摸准了：马尔卡斯一个月说不上十五句话。他不跟任何人说话；在他那讨嫌的阁楼里，他也从来不自言自语一声。
①圣夏佩尔是一座哥特式的小教堂，坐落在巴黎高等法院大院内。
“那还用说，帕尔米拉废墟是安静得可怕的。”于斯特喊了起来。
这个人的形貌是那样非同凡响，而内心却如此宁静，这当中一定有某种极其发人深思的东西。有时，我们跟他见了面，彼此交换几个意味深长的眼色，可是这些眼色中却没有丝毫的礼仪成分。不知不觉地，这个人就成了我们内心敬佩的对象，我们也闹不清为什么会这样。是不是因为他的生活习惯具有难以言表的朴实呢？是不是由于他那种僧侣式的按部就班，隐士般的俭朴，笨伯似的工作呢？这种工作可以使思想不偏不倚，或者可以锤炼思想，表现出对某个可喜的事件的期待或者对生活的某种偏见。我们在帕尔米拉废墟上久久地漫步以后，就把它抛到九霄云外，我们毕竟太年轻了！接着，狂欢节来临了。巴黎的狂欢节以后将使古老的威尼斯狂欢节相形见绌，若干年后，要是那班令人讨厌的警察总监不反对的话，它将把整个欧洲都吸引到巴黎来。在狂欢节期间，赌博是开禁的。那些头脑简单的道德家们只懂得下令禁赌①，可是他们个个都是笨蛋，连账也不会算；只有事实证明法国让数百万金钱流到德国去以后，他们才会让这个必要的伤口重新烂起来。
所有的大学生都和老百姓一样，这个快乐的狂欢节带来了极大的贫困。我们把珍贵的东西都掏出来了；我们变卖掉双套的衣服，双套的靴子，双套的马甲，凡是我们身边有双套的东西都卖掉一套，惟独朋友是不卖的。我们只好吃面包和猪肉，小心翼翼地走路，找一份工作干；我们欠公寓两个月的房租，并且很清楚每人在门房那里有一份六十至八十行的账单，欠债总数几达四五十法郎。当我们走过楼梯下面的方厅时，再也不是蹦蹦跳跳、快快乐乐的了，常常是一下子窜过去，从最后一个梯级跳到街上。②有一天，我们的烟斗断烟了，同时我们也发现几天来我们吃的面包都没有涂黄油了。
①一八三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法国政府下令关闭巴黎所有的赌场。
②怕门房讨债，所以一闪而过。
真是苦海无边啊！
“没有烟丝了！”博士说。
“大衣也没有了！”掌玺大臣说。
“啊！真滑稽！你们穿的是隆于莫镇马车夫的衣服！你们还想穿码头工人的衣服①，早晨吃晚饭，晚上吃中饭，上的是韦里酒家，有时上牡蛎岩饭店②不成！还是啃干面包吧，先生们！”我拉着大嗓门说，“你们应该睡在床底下，不配睡在床上……”
“你说得对，不过，掌玺大臣，没有烟丝了！”于斯特说道。
“现在是时候了，写信给我们的姑妈，母亲，姐妹，说我们没有内衣了，说我们在巴黎奔波很费衣服，连铁丝编结的衣服也要磨破。我们把内衣变成钱币，这将解决一个很重要的化学问题。”
“我们得把日子熬到回信来时为止。”
“唉！好吧，我去找找还有资本的朋友，同他们签个借据。”
“你能弄到什么呢？”
“喏，弄它十法郎！”我骄傲地回答说。
马尔卡斯什么都听见了。这时是正午时分，他敲敲我们的门，对我们说：“先生们，烟丝拿去；你们以后有烟时再还给我。”
我们呆若木鸡了，这倒不是由于那份礼物（我们照收不误了），而是由于他那副动人、深沉而又饱满的嗓音，只有帕格尼尼小提琴的第四根弦③堪与媲美。马尔卡斯不等我们道谢便走了。我和于斯特面面相觑，静默了好久好久。支援我们的显然是一个比我们穷得多的人呀！于斯特开始向各家各户写求援信，我则去洽商借贷的事。我在一个同乡那儿借到了二十法郎。在这个不幸的好时节，赌博这玩意儿还没绝种。
①一八三六年，亚当的滑稽剧《隆于莫的马夫》上演后，剧中人穿的马车夫衣服颇为时髦。一八三〇年以后，由于加法尔尼的石印画的宣传，赶时髦的女郎穿起了码头工人的服装，此服装便十分入时了。
②韦里酒家和牡蛎岩饭店都是当时巴黎最豪华的餐馆。
③帕格尼尼（1782—1840），意大利著名小提琴家。据传帕格尼尼能用小提琴的第四根弦弹出非常动听的变调。
青年人在这条同巴西矿石一样坚硬的路途上，拿一点东西去碰碰运气，想赢几个金币回来。那位同乡身边有土耳其烟丝，这是一位水手从君士坦丁堡带回来的。他给我的烟丝和泽·马尔卡斯给的数量差不多。于是，我把满载的货物运到了港口；我们得意扬扬地把又好又香的土耳其上等金黄色烟丝，抵偿邻居那普通烟丝。
“你们不愿意欠我丝毫东西，”他说，“你们拿金子还我的铜，你们真是些孩子啊……是些好孩子……”
这三句话以不同的语气说出来，每句各有侧重点。字眼很平常，可是声调……啊！那声调给我们结下了十年的友谊。
马尔卡斯听见我们来了，就把誊写的东西藏起来。我们明白了，跟他谈论他的生活方式是不知趣的，可是我们还窥伺过他的私生活，现在我们不免愧疚了。他的衣橱开着，只见有两件衬衣，一条白领带，一把刮胡刀。那刮胡刀使我不寒而栗。一面约值上百个苏的镜子挂在窗旁。这个人的举动纯朴，很少指手画脚，显示出一种粗犷的庄严。我和博士相对而视，仿佛彼此在探询我们到底该怎么回答他的话。于斯特见我缄口不言，便风趣地问马尔卡斯：
“先生研究文学吗？”
“我对文学敬而远之！”马尔卡斯回答说，“再说我也没那么多钱。”
“我以为，”我对他说，“在目前情况下，只有诗歌还他容纳得下象我们这样糟糕的人。”
我的看法使马尔卡斯微微一笑，这丝微笑给他黄黄的脸上添了些许风采。
“对于那些不能成功的人来说，胸怀大志也是枉然。”他说道，“因此，你们这些初出茅庐的人，还是走现成的路吧！不要想出人头地，那样你们会失败的！”
“您是劝我们安于现状吗？”博士微笑着说。
青年人在开玩笑时也带有一种感情外露的幼稚的神韵，于斯特的话又一次逗得马尔卡斯微笑起来。
“您抱定这种可怕的哲学，莫非您遇到过什么周折吗？”我这样问他。
“我又忘记跟你们说了：机缘是一个大方程式的数值，我们并不是对这个方程式所有的根都认识了。你若要从零出发达到一个单位数值，许多偶然因素是难以计算的。巴黎是野心家们的一个大赌盘，每个青年人都以为自己找准了赌盘上可以下双倍赌注的一档……”
他把我们归还给他的烟丝拿出来，邀我们跟他一起抽烟。
博士回房去把我们的烟斗拿来，马尔卡斯装上自己的烟斗，然后带着烟丝到我们房间里来坐坐，因为他房间里只有一把椅子和一张供他自己坐的沙发。于斯特象松鼠一样轻捷地下楼去，带着一个听差回来，听差端来三瓶波尔多酒，一些布里干酪和面包。
“好！”我心里想，同时我计算着价钱，一个苏也没算错，总共十五法郎！
果然，于斯特郑重其事地把找下的一百苏放在壁炉上。
一个社会的人和一个最贴近大自然而生活的人，两者之间存在着难以估量的差别。图森－路维杜尔①被捕后，至死不吐一言。拿破仑一到他的巉岩上，就象喜鹊一样絮聒不休②。泽·马尔卡斯也犯了同样的错误，只不过这是为我们的利益而考虑的罢了。只有在他那离群索居者的房间里，他才那样沉默，那样庄严。没有任何一个罪犯，当他宁愿让自己和秘密随着脑袋一起掉到血红的箩筐③里去时，竟然会感到有一种纯系社会的需要，要把秘密告诉给某一个人。然而我想错了。我们看见了圣马尔索郊区一个把巴黎大自然比做荒僻的大自然的易洛魁人④，他是一个男人，一个共和党人，一个阴谋家，一个法国人，一个老人。他坚韧不拔，胜过众所周知的黑人的坚韧性；他目中无人，泰然自若，胜过库柏笔下的“红皮肤”⑤遭到失败时所表现的轻蔑和镇静。莫雷⑥，这个山岳派①中的加蒂莫赞②，他保持了欧洲司法史上闻所未闻的态度。下面就是那天上午马尔卡斯告诉我们的事，他边谈边吃涂奶酪的果酱面包，并喝几杯葡萄酒润润喉。全部烟丝都拿出来了。有时，几辆出租马车或几辆公共马车驶过奥德翁广场，发出沉浊的辚辚声，仿佛为了证明巴黎始终存在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