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早晨喝咖啡时，我一看报就说：‘该死的蒙日诺！没有他，我本来可以有一千埃居年金的！’蒙日诺成了我的灾星，我在街头踯躅，大骂蒙日诺。‘有博尔丹过问此事，’我心想，‘他会抓住他，那是他咎由自取！’我的怨恨转为怒骂，我诅咒这个人，觉得他一无是处，巴里欧先生说得确有道理。后来，有天早上，我看见我的侦务人象是没有欠我一个生丁似地毫不在乎地走进来，我感到羞耻。我本来应该感到羞耻的。我象个被人当场拿获的罪犯，局促不安。雾月十八日政变①已经发生，一切都十分顺利，国债上涨，波拿巴已经出发进行马朗戈战役②。‘遗憾得很，先生。’我让蒙日诺站着，对他说，‘我靠了执达吏的力量才请到您。’蒙日诺拉过一把椅子坐了下来。‘我是来对你说，’他答道，‘我目前无力偿还债务。’——‘您使我错过了在第一执政上台以前投放资本的良机，当时我本可以发一小笔财的。……’——‘我知道，阿兰。’他对我说，‘我知道。可是何苦对我起诉，让我为支付诉讼费用而负债累累呢？我接到了岳父和妻子的来信，他们购置了地产，并且给我寄来了他们安家所需用品的清单，我不得不把所有收入都用于添置这些用品。现在，谁也无法阻拦我，我要到符利辛根乘一艘荷兰船出发，我已经把所有随身衣物寄到那里去了。波拿巴打赢了马朗戈战役，和约即将签订，我可以无所畏惧地和家人团聚，我妻子走时已有身孕了。’——‘这么说，您让我为您的利益作出牺牲？……’我对他说。——‘是的，’他答道，‘我曾把您当做我的朋友。’这时候，我自愧不如蒙日诺，他说出这个简单而伟大的字眼时，在我眼里是那么高尚。
①一七九九年十一月九日（雾月十八日），拿破仑发动政变，解散督政府。次日，迫使立法团选举执政三人，成立执政府，自任第一执政，大权独揽，史称“雾月政变”。
②拿破仑于一八〇〇年在意大利北部地区击败反法联盟奥军的重要战役。
“‘我不是对您说过吗？’他又说，‘我不是曾在这同一个地方同您推心置腹、无话不说吗？当时我来找您，阿兰，是来找一个唯一能够理解我的人。我对您说过，五十个路易会等于白扔，但一百个路易，我会还给您的。我没有确定期限，我怎能知道哪一天我将结束与贫困的长期斗争呢？您曾是我最后一个朋友。我所有的朋友，甚至我们年迈的恩师博尔丹，都因为我向他们借钱而瞧不起我。哦！您不知道，阿兰，一个穷愁潦倒的正派人，在走进别人家里请求帮助的时候，心中那种难熬的滋味！……也不知道由此产生的所有后果！我希望您永远也别尝到这种滋味，这比死亡的恐怖还要可怕。您给我写了几封信，如果是我处于同样地位写这样几封信，您会觉得非常可鄙。您期待于我的完全非我能力所及。您是我唯一可以前来作自我剖白的人。尽管您严酷绝情，尽管在博尔丹先生为您向我要求写张借据的那天开始，您已经从朋友变成了债主，从而否定了我们在这里握着手，洒着热泪定下的高贵契约，我还是只想记住那个早上。正是因为那个时刻，我才前来对您说：“您不了解苦难是怎么回事，不要苛责它！”我没有一个钟头、一秒钟的时间来写信答复您！您也许要我来奉承您？……那无异是要求一只被猎人和猎狗追得精疲力竭的兔子在林间空地稍事休息，吃几口草！我是没有给您写信，我没有足够的信来满足主宰我的命运的那些人的要求。我在戏剧界是个新手，是乐师们、演员们和乐队的猎物。为了能够动身并且能够置办我的家庭在那边要用的东西，我把《秘鲁人》连同两部未发表的剧本都卖给了经理。我一文不名地去荷兰，在路上光吃面包，直到符利辛根。我的旅费已经花光，仅此而已。要不是我的女房东可怜我，信任我，我会不得不背着行囊徒步旅行。因此，尽管您怀疑我，我对您的感激却并无稍减，因为没有您的帮助，我不可能把我岳父和妻子送去纽约。不，阿兰先生，我不会忘记，您借给我的一百路易现在能给您带来一千五百法郎的岁入。’——‘我很愿意相信您，蒙日诺。’我说，几乎被他作这番解释时的声调感动了。——‘啊，你不再称我先生了，’他动感情地说，激动地望着我。‘上帝啊！我如果能在离开法国时在一个人眼里不再是半个骗子、不是一个败家子、也不是一个空想家，我会减少几分遗憾。在我的患难中，我爱上了一位天使。一个懂得爱的人，阿兰，永远不会是完全可鄙的……’听到这番话，我向他伸出手去，他抓住我的手握着。——‘愿上帝保佑你。’我对他说。‘我们仍然是朋友吗？’他问。——‘是的，’”
“我答道，‘你是我童年时代的伙伴和青年时代的朋友，总不能让你背负着我的怒气的重担去美洲啊！……’蒙日诺眼里噙着热泪拥抱过我，便冲出门外。几天后，我遇到博尔丹，我对他说到我们最近这次会晤，他微笑着对我说：‘但愿这不是一幕喜剧！他没对您提出什么要求吗？’——‘没有。’我答道。——‘他也去过我家，我几乎和您一样面慈心软，他向我借了路上的伙食费。总之，我们等着瞧吧！’博尔丹的这种见解又使我担心，自己是否又傻里傻气凭着一时冲动而感情用事。‘不过那个诉讼代理人的做法不也和我一样吗？’我心里说。我想，现在没有必要跟您解释我是怎样失去全部财产的了。我只剩下那另外一百路易，我把那笔钱买了公债，当时公债价格太贵，我年届三十四岁，只有不到五百法郎的岁入。我靠博尔丹的保荐，在小奥古斯丁路当铺的一个分店里得到一个薪金为八百法郎的职务。我当时过得十分俭省。我住在沼泽路一个四楼小套间里，两间房，一间盥洗室，租金是二百五十法郎。我在一家寄宿公寓吃午饭，每月四十法郎。每天晚上还要为人抄写。我又丑又穷，只好放弃成家的念头。”
戈德弗鲁瓦听到可怜的阿兰以一种可爱的逆来顺受的态度给自己下了断语，不由做了个手势。这个手势比一席知心话更好地说明了他们俩命运的相似。那位老好先生显出一副等待他的客人说话的神情，作为对于这个雄辩的手势的回答。
“从来没人爱过您吗？……”戈德弗鲁瓦问。
“从来没有！”他说，“除了夫人，她对我们大家的爱都报以同样的爱，那是一种可说是神圣的爱，……对此您已有体会了。我们和她同呼吸，她和我们共命运；我们大家只有一个灵魂；我们这种欢愉虽然不是肉体的，其强烈程度却并不稍减，因为我们只是用心灵生活着的。……有什么办法呢，我的孩子。”他又说，“等女人能够赏识精神上的品质时，她们已经失去自己的外表了，她们那时已经衰老了……我吃过许多苦，不提它了！……”
“啊！我现在就是这样……”戈德弗鲁瓦说。
“在帝制时代，”老先生低着头说，“年金并不如数付给，甚至可能出现停止支付的情况。从一八〇二年到一八一四年，我没有一个星期不把自己的忧患归罪于蒙日诺。‘要不是因为蒙日诺，’我心想，‘我本来可以成家立业。没有他，我是不会过这种节衣缩食的生活的。’但有时我也想道：‘也许这个倒霉鬼又在那儿背运了！’一八〇六年，有一天，我感到生活实在沉重难过，就给他写了封长信，经由荷兰转给他。我没有收到回信，我等了三年，总是寄望于他的回信却总是失望。最后我听天由命了。除了我那五百法郎年金和当铺的一千二百法郎薪水（我已提过薪水），我还在香粉商皮罗托那里担任簿记，挣五百法郎。这样我不但收支平衡，而且每年还能省下八百法郎。一八一四年初，我把九千法郎积蓄买了价值四十法郎的公债，从而确保在暮年能有一千六百法郎的年金。这样，我在当铺有一千五百法郎，簿记能得六百法郎，公债有一千六百法郎利息，总共是三千七百法郎。我在塞纳街租了一套房间，日子略微好过了一点。我的工作使我和许多倒霉的人发生联系。十二年来，我比谁都了解大众的疾苦。有一两回，我曾接济过几个穷人。我发现在六个受过我资助的人家中有一两家摆脱了困境，感到异常欣慰。我想到，做好事不应该只是扔给穷苦人一点钱。我觉得通常所说的行善，常常变成一种颁发给罪人的奖金。于是，我着手研究这个问题。我那时已年届五旬，一生行将结束。‘我能有什么用处？’我自问，‘我把我的财产留给谁？我给这套房间添置上豪华的陈设，雇了一个出色的厨娘，生活有了体面的保障以后，又将如何使用我的时间？’这样，十一年的革命和十五年的困苦吞噬了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时期，我的生命消耗在没有价值的工作中，或者仅仅用于求生存。谁也无法在这种年龄由默默无闻、愁吃愁穿的生活一跃过上一种光辉灿烂的新生活。不过一个人总能成为有用的人。我终于懂得了，借出的钱辅以一定的监督和不厌其详的指导便能发挥十倍的效力，因为不幸的人更需要有人指点。让他们在为别人工作的同时得到利益，他们并不缺乏投机商的精明。我颇为自己取得的出色成就而自豪。我有了一个目标、一件工作，还不说稍微扮演一下救世主角色使我享受到的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