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以问答的形式编写了供寄宿学校女学生用的教科书,称之为内容丰富的短文,以《史地入门》为题,在大学图书馆出售。每出一册新的问答,他就认为必须送给拉布丹夫人一本仿羊皮纸、红羊皮封面的精装本,每次都郑重其事地穿着丝裤子、丝袜、带金扣的鞋子给送去。菲利翁先生家里每星期四在寄宿生就寝之后接待客人,招待啤酒和点心,玩五个苏作赌注的纸牌。尽管赌注这么小,有一次玩得起劲时市政府的公务员洛迪日瓦还把十法郎全给输了。客厅的墙上糊的是绿色镶红边的美国纸,挂着皇上、皇后和太子的像,两幅木刻,一幅是根据贺拉斯·凡尔奈画的《马赛巴》①,另一幅是根据维涅龙②画的《穷人的葬礼》刻的。菲利翁认为:“这幅画思想境界极高,一定能安慰社会最底层的阶级,向他们证明,他们有着比人更忠诚的朋友,它们的感情是超越坟墓的!”从这几句话,就可以想见其人。他每年死人节把三个孩子都领到西郊公墓去,指给他们看他买下的二十平米的地,他的岳父岳母已葬在那里。他要孩子们熟悉死的概念,对他们说:“以后我们都要到这儿来的。”

①贺拉斯·凡尔奈(1789—1863),法国著名画家,擅长画战争场面。马塞巴,系传奇中的冒险家。

②维涅龙(1789—1872),法国画家、雕刻家。

他的最大的乐趣之一就是勘察巴黎的郊区。他自己造了地图。那些因当年许多大作家曾经遨游过而名噪一时的胜地,如安东尼、阿格伊、比埃弗、封特奈玫瑰园、欧尔奈等,他都已饱览无余。他希望以后有时间能逐步熟悉巴黎整个西部郊区。他指定他的长子进入政府,次子上理工学校。他常向他长子说:“当你有幸为政府所雇用的时候!”但是他猜出他儿子想致力于一门科学,他竭力加以压制,但暗中决定如果儿子坚持的话也就只好听他自便。菲利翁从来没敢求拉布丹赏脸到他家吃过饭,尽管他会把这一天看作是一生中最美好的日子。他说,如果他的一个儿子能追随拉布丹先生的足迹,那他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父亲,死也可以瞑目了。他不断在拉格拉夫寄宿学校的女孩子们耳边赞扬这位品德高贵的处长,使得她们都渴望见见伟大的拉布丹,就象当时的青年想会见夏多布里昂①一样。她们常对自己说,要是能有机会教养他家小姐,那该多高兴啊!每当部里的车子出入的时候,不管里面有没有人,菲利翁都毕恭毕敬地向它脱帽,他认为如果大家都对政权尊重到连见它的纹章都肃然起敬的地步,那么法国的情况会好得多。当拉布丹把他叫到下面来当面交代一件工作时,菲利翁一定使出全部聪明才智来,象音乐欣赏家聆听意大利曲调一样,细细品味处长的每一个字。他在办公室一声不吭,两脚翘起放在木踏板上,专心致志地研究自己的工作。他一切都认真对待,用宗教式的严肃笔调起草公文,把大臣的每一项指示都用庄严的语句表达成文。但是这位如此精通公文格式的人,在他当文书的生涯中却捅过一个大漏子,可真是了不得的漏子!

①夏多布里昂(1768—1848),法国浪漫主义作家,复辟王朝时期曾出任外交部长。

尽管他草拟文件时极端细心,有一次却一不小心写下了这样一句话:“请带好必要文件到指定地点。”收发员看到有机会把这个无辜的人取笑一番,可高兴了,就背着他去找拉布丹。

拉布丹想到这个文书的特点,也不禁笑了,就提笔在边上把这句话改成:“请带好所有指定的文件到场。”有人把这一改动指给菲利翁看了之后,他仔细琢磨、推敲两句话的区别,承认他自己要找出同这相当的语句来,得用两小时才行。他情不自禁地叫道:“拉布丹先生真是天才!”他认为他的同事这样急急忙忙直接去找上司,对他有点欠周到。但是他对等级制度十分尊重,不得不承认他们有权利这样做,何况当时他又不在。但是如果换了他的话,还是会等一等的,这本来不是急件嘛。这件事使他失眠了好几夜。人家要想逗他生气,就只需提到这句该死的话,问他:“您有必要的文件吗?”这时,文书就会回过头来狠狠瞪那人一眼,回答说:“先生,您这话在我看来很不得体!”有一次因这个题目而引起了极为激烈的争吵,以至于拉布丹不得不亲自过问,并禁止公务员们再提这句话。菲利翁有一张沉思的公羊脸,布满了小麻子,厚嘴唇下垂着,淡蓝的眼睛,略高于中等的身材。作为史地教员必须在女学生面前保持整洁,他经常穿漂亮的衬衫饰以皱褶花边,黑色开口开司米背心,露出他女儿绣的背带,衬衫上有一颗钻石,黑上衣,蓝裤子。冬天他穿一件带三层领子的栗色大衣,手里拿一根灌了铅的拐杖,据说是由于他所住的区域有几处特别僻静,所以需要。他戒掉了鼻烟,并以此作为人在这方面能控制自己的鲜明范例。他上楼很慢,因为他自称有“肥胸”,怕得哮喘病。他向安东尼尊严地点点头。

紧跟着菲利翁先生之后,来了一个缮写员,他和这个规矩好人形成鲜明独特的对比。维默是个二十五岁的青年,年俸一千五百法郎,身材不错,背有点弯,漆黑的须发和眉眼,使俊秀的面孔更形风流。一口漂亮的牙齿,一双迷人的手,两撇小胡子长得又浓密、梳得又整齐,简直象是专为出售的商品。维默工作能力特别强,因此完成任务比谁都快。

“这小伙子天赋高!”菲利翁看他干完工作后翘起二郎腿,不知道如何消磨其余时间,就这么说。他向杜·勃吕埃说:

“您看,这可是颗发光的珍珠!”

维默午饭吃一条长面包,喝白水,晚饭在卡特孔姆那里吃二十个苏一顿的便餐,住在连家具一起出租的房间里,每月十二法郎房租。他的幸福,他的唯一乐趣就是打扮,为此不惜倾家荡产:花样翻新的背心、紧身、半紧身、带皱褶的或是绣花的裤子、精致的皮靴,剪裁合身的衣服把身体的线条勾划出来。漂亮的领子、新颖的手套和帽子,在手套之上带一只骑士式的戒指,还拿着一根漂亮的手杖。他想装扮出富家子弟的风度。他常常口里含着根牙签在杜伊勒里宫大街上散步,活象刚离开饭桌的百万富翁。他希望有位女士看上他,英国人或其他外国人,或是一个寡妇也好,于是就研究耍手杖的艺术,并且学会了毕西沃称之为美国式的送眉眼。他笑是为了显示他那口漂亮的牙齿。他一般不穿短统袜,每天都卷头发。维默制定的原则是:娶一个年收入六千利勿尔的驼背女人,或是有八千利勿尔的四十五岁的女人,或是一千埃居的英国女人。菲利翁喜欢这小伙子的一笔好字,并且对他有些同情,就苦口婆心地劝他教书法课。这是一种体面的职业,既可以改善点生活,又可以广结人缘。他答应推荐他到拉格拉夫寄宿学校去,但是维默固执地相信自己福星高照,谁也劝不动他。于是他继续象舍韦酒家的鲟鱼一样,空着肚子展览,尽管他已白白地展览了三年那两撇浓浓的小胡子。他午饭已欠了三十法郎的债,所以每次经过安东尼身边,他都眼睛朝下,避免目光和他相遇。但是到了中午,他还是求他给弄一条长面包来。拉布丹曾试图给这脑袋里灌输一点正确的思想,最后终于放弃了。维默的父亲是北方省调解法院的书记。阿道尔夫·维默最近又把卡特孔姆那里的晚餐节约下来,只吃小面包充饥,为的是买一副靴刺和一条领带。人家嘲笑他对婚姻的计算法,管他叫维尧姆鸽子①,对这个空虚的亚玛迪②投来的各种冷嘲热讽只能归罪于创造杂剧的那些鬼才,因为他是一个好同事,除了害他自己之外,不加害于任何人。办公室里关于他的最大笑话就是打赌说他穿着女人的胸衣。维默开始是录用在包杜阿耶的处里的,后来他想方设法调到了拉布丹的处里来,因为包杜阿耶对“英国人”(这是公务员们对债主的称呼)的事太严格。办公室对外开放的那一天也是“英国人”的日子。他们肯定债务人一定都在,于是那一天都一拥而上,折磨他们,向他们讨债,还威胁要去从他们的薪金中扣钱。铁面无私的包杜阿耶逼他的公务员们留在那里,他说:“他们本来就不该欠债。”他认为他的严厉对维护社会公益是必要的。而拉布丹则相反,他保护他的部下,把债主赶出门去,说办公室开放不是为办私事,而是办公事的。两个办公室的人都对维默嘲笑不已,因为他走过走廊和楼梯时,靴子上的马刺橐橐作响。部里那个滑稽大王毕西沃画了一幅维默骑在一匹纸马上的漫画,拿来在克莱若和拉比亚迪埃的两个司里传阅,要求大家签名认捐,为维默买一匹马。给包杜阿耶名下记了一百公斤饲料,说是从他的特别消费中扣除。每一个公务员都写几句打油诗讽刺他的邻居。维默自己也乖乖地用“费尔费克斯小姐”的名义签了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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