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活，温柔，高傲，威严，这些好象互相抵触而仍旧保持她小孩子气息的德性，你只能认为是天赋，否则就无法了解她。
但这孩子可能象天使一般坚强；也象天使一样，一旦本性受了伤害决没有妥协的余地。倘若你看见她的眼睛与嘴唇对你笑过，听见她悦耳的声音，感觉到它的抑扬顿挫象诗歌一般的美，那么万一她沉下脸来，你就觉得自己被宣告了死刑。闻到她身上发出的紫罗兰香，我才懂得为什么伯爵没走上纵情声色的路，为什么人家永远忘不了她；因为对于触觉，对于眼睛，对于鼻子，她都等于一条花，对于灵魂更其是一朵天国的幽花……奥诺丽纳能使人对她象中古的骑士一般忠诚，作没有酬报的牺牲。
凡是见到她的人心里都会有这样的念头：“你尽管想吧，我一定能体会；你尽管说吧，我一定服从。要是我在酷刑之中送了命而你能有一日之欢，那就把我的生命拿去吧，我会含笑而死，象殉道的人在火刑架上一样；我要把这殉难的日子交给上帝，作为父亲给孩子的节日。”很多妇女能装出一种风度，使人见了象见到伯爵夫人一样；但她身上的一切都那么自然，而那种没法模仿的天生的丰韵能直接透入你的心坎。
我提到这些，因为跟她的灵魂、思想和玲珑剔透的心有关；要是不描写，恐怕你们会责备我的。当时我差点儿忘了我所扮的疯疯癫癫的、粗暴的、不会奉承女性的角色。
“太太，听说您是喜欢花草的。”
她回答：“先生，我是制花的女工。我种了花，拿它们写生，仿佛一个有艺术手腕的母亲很高兴替孩子们画像……这就说明我相当穷，虽则要求您通融，却没有能力付您一笔赔偿。”
“怎么！”我装得象法官一样严肃，“一个象您这样出众的人才竟然做工吗？难道您和我一样有些特殊的理由，需要让手指忙着，免得头脑活动吗？”
“咱们只谈界墙的事吧，”她微笑着说。
我回答：“咱们谈的就是界墙的基础啊。我先得知道咱们的两种痛苦，或者说两种怪癖，究竟应当由哪方面让步……啊，多美的水仙花！跟今天这个天气一样清新！”
我敢说她的确布置了一个花卉与灌木的博物馆，只有阳光能进去参观；一切安排都显出艺术家的匠心，便是最冥顽不灵的屋主也不忍加以破坏。大簇的花，或是参差错落地分作几级，或者拼成一个个的花堆，用的都是莳花专家的手法，使你看了精神舒畅。隐僻幽静的园子发出阵阵清香，好比抚慰心灵的油膏，只会触发你恬适的思想，触发妩媚的，甚至艳丽的形象。这花园使你看出一个人真正的性格留在一切事物上的无可形容的标记，只要我们的真性格不需要服从社会上种种不可少的虚伪。我一会儿瞧瞧成堆的水仙，一会儿瞧瞧伯爵夫人，为了扮演我的角色，还装作对她远不及对花那么爱好。
她说：“原来您是极喜欢花的？”
我回答：“只有花才不会辜负我们的温情与爱护。”
接着我发表一大篇议论，把社会与植物作比较，慷慨激昂，简直和界墙问题离开十万八千里，使伯爵夫人只能认为我是一个痛苦的、受伤的、大可哀怜的人。但过了半小时，我的邻居不知不觉又把我拉回到正题上；女人不动爱情的时候，头脑竟会跟年老的诉讼代理人一样冷静。
我说：“要是保留木栅，您一定会把我不愿意泄露的种花的诀窍学了去的；因为我正在搜求蓝的大理花，蓝的蔷薇花，我对蓝色的花简直喜欢得发疯。蓝色不是一般高尚的心灵最爱的吗？象现在这样，咱们双方都不能算单宅独院；还不如开一扇格子门……既然您喜欢花，不妨来看看我的，我也可以去看看您的。您固然是闭门谢客，我也只有一个舅舅来看我，他是勃朗·芒托的本堂神甫。”
她回答道：“我不愿意闲人随时闯进我的花园，闯进我的屋子。但您尽管请过来，我总是欢迎的；您是我的邻居，我愿意彼此相处得好好的；可是我爱静的脾气不能让我的清静操在人家手里。”
“那么随您便罢！”
我说完把身子一纵，跳过了木栅。
到了自己园里，我回头走向伯爵夫人，作出一个吓唬她的手势，象疯子一般扯着鬼脸，嚷道：“您瞧，门有什么用？”
我在家里待了半个月，好象根本没想到我的邻居。
到五月底，一个幽美的夜晚，正好我们俩隔着栅栏慢慢地散步。走到尽头，少不得彼此寒暄几句。她觉得我垂头丧气，一味想着痛苦的念头，便和我提到一个人应当存希望一类的话，好象保姆催眠儿童的歌声。于是我越过栅栏，第二次走近她了。伯爵夫人邀我进到她家里，想把我的痛苦苏解一下。我这才走进那座圣殿，里面一切都跟我向你们描写的女子非常调和，到处素雅宜人。
这所小楼，在内部看来的确是十八世纪的艺术家为一个达官贵人经营的艳窟。楼下的饭厅四面都有壁画，画的是稀格子的花架，兼带花卉，手笔极精。楼梯间的壁上是模仿浮雕的单色画。饭厅对面的客室已经破旧不堪，但伯爵夫人挂着很别致的、从古屏风上拿下来的幔子。连着客厅的是一间浴室。楼上只有一间卧房，一间盥洗室，和改成作坊的书房。
厨房藏在小楼下面的地窖里，要走几步石级才能到正屋。栏杆与蓬巴杜式的花环把屋顶遮掉了，只看到几个铅球。你住在这里好象和巴黎不知离开多远了。要不是这位脸色惨白的女子在美丽的红唇上偶尔挂着一点苦笑，你可能以为这朵紫罗兰埋在它的花堆里挺幸福呢。
不多几天，我们彼此已很信任；一则因为是邻居，二则伯爵夫人看准我对女性完全无动于衷。我一瞥一视之间就可能把奥克塔夫的计划断送掉，所以我的眼神对她从来没有什么表情。奥诺丽纳只把我当作一个老朋友，态度举动都出于同情心。她的目光、声音、措辞，一切都证明她毫无卖弄风情的意思，——那在同样的情形之下，连最严肃的女人也免不了的。不久她便允许我踏进那个精雅的制花作坊，一间摆满图书和小古董的静室，布置和内室小客厅差不多，富丽堂皇的气派把手艺的俗气洗净了。
时间一久，伯爵夫人把最无诗意的东西，作坊，也变成有诗意的了。妇女所能做的活儿，也许假花在制造的细节方面最能表现女性的妩媚。着色的时候，她必须俯在桌上，相当用心地对付这种近于绘画的工作。旁的事，比如做地毯吧，假使要靠此谋生的话，往往会造成肺病或者脊骨变形。至于镌刻乐谱，以需要细致、小心与了解而论，又是最辛苦的工作。裁缝与刺绣一天挣不了三十个苏。可是制花和做妇女的装饰用品需要很多动作，很多手势，甚至也要很多思想，使一个美女始终在她的天地之内：她可以自由自在，可以谈话，可以笑，可以唱歌，可以思索。摆在黄松木长桌上、预备制作她所挑定的假花用的、成千累万的着色花瓣，不消说都安排得很有艺术。画碟是白瓷的，擦得非常干净，排列的方式使人一目了然，要用什么颜色立刻能找到。所以那位高贵的艺术家很能节省时间。一口精巧的镶嵌象牙的紫檀柜子，有无数的小抽屉盛放钢制的模型，给她作叶子或花瓣之用。
一只极漂亮的日本碗盛着浆糊，从来不让发霉，碗上安放一个有铰链的盖子，轻巧玲珑，只要指尖一拨就能揭开。铅丝、紫铜丝，都藏在面前工作台的小抽屉内。供在眼前的有一只威尼斯瓶，插着一支含苞欲放的鲜花，这生动的模型便是她预备争奇斗胜的对象。她醉心于杰作，挑的总是最难的活儿，例如葡萄、野草，最小的花冠，色调最不容易捉摸的蜜槽。和头脑一样敏捷的手在桌子与活计之间来来往往，好比钢琴家的手在键盘上活动。用佩罗的说法，手指象一群仙女，在妩媚动人的姿势之下，为了搓捏、黏贴、重压，使出种种不同的力量，凭着心明眼亮的直觉，把每个动作的效果计算得很准。各种材料一旦备齐，她就先做一朵花，然后做毛茸茸的花枝，枝条修整完毕，再把叶子粘上去。我看哪看哪，真是百看不厌。在取材的大胆上面，她施展出画家的天才，模仿枯叶、黄叶，和田里的野花争胜，那是一切花中最富于天趣、最简单，所以是最复杂的。
她和我说：“这门艺术还幼稚得很。倘若巴黎女子能有一点儿东方妇女在后宫中所表现的那种天才，她们戴的花就可以成为整套的语言。为了满足我艺术家的要求，我做了一些枯萎的花，暗黄的叶子，象深秋或冬尽春初时期所看到的……这种花冠戴在一个红颜薄命的或是心怀隐痛的少妇头上，不是很有诗意吗？有什么意境，一个女人不能用头上的装饰来表现的？醉醺醺的酒神，阴沉古板的虔婆，烦闷的女子，不是都有各各不同的花来代表吗？我认为植物能表现心灵的一切感觉、一切思想，连最微妙的在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