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小工头虽然多做了工，他们的工资仍是照旧。但他们可以希望得到双倍的休假期间以及一种奖励金。这是常有的，但这不是国家的应尽之职，而是随人高兴的。
国家财政困难时就增加捐税，那是用扣除工资方法直接征收而不能规避的，或者强迫购买公债，也是用那个方法。
为赔补一般费用，国家就抬高货价。最普通的绸缎，一米卖一百六十五法郎。对于这方面新发迹的商人，那些虚费财富的人，则没有人敢抱怨一声。
八月八日政府颁布一个命令，说要扣除工资以援助西班牙之反法西斯斗争。这是国家的权利，没有人敢说话。至于个人预算上有亏空，则无人来过问。
反一方面，国家设立学校，工厂，医院，托儿所，疗养院，非常美好的休息机关，为某些工人休假时之用。国家以死刑或充军严厉禁止盗窃和犯罪，维持风化，鼓励生育，到处取缔卖淫，普及教育至于前所未知程度，俄国人民现在有百分之八十穿鞋子，而帝制时代则有百分之八十赤足的。
出版自由却是完全禁止了。普通刑事案在报纸上得不到地位登载。反之，政治案件之审判则连篇累犊，而且登了好多日，公众意见是随人操纵的。
政府伟人，航空家，科学家，政治家，一点点事业，能占报纸篇幅几星期之久。这是一种催眠术，斯大林是他们的神。群众所得利益足够补偿一九一七年流血辛苦么？虽然有好多进步，到处可看见很好的努力，但造成了什么真实的平等呢？到处已有新的差等，代替旧的差等了。这种代替一步一步来的，没有停息，正如这一波浪代替那一浪波那样的势所必至的。
我敢打赌，不到十年，所有旧时社会差异都将重新出现了。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日
亲爱的纪德先生：
我刚才读完了《从苏联归来》。我是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基洛夫暗杀案发生之后，在大压迫的印象底下，从那边归来的。自从归来以后，我都留心关于苏维埃俄罗斯的一切新消息。几星期前读过维多·绥奇致你的信，读过伊雅楚·西仑在莫斯科的信，现在又读着你的书，我是幸福的，虽然一面心里难过。我是幸福的，因为你的书又一次给我证明了那条我认为做生命意识基础的根本原则，即：真理只有一个。我本是共产主义战士，苏维埃公务员，在苏联做了三年以上工作，在出版方面，在宣传机关方面，在工厂检查方面，——我经过了严酷的内部斗争，经过了有生以来最猛烈的冲突以后，终于得到与你相同的结论，你却是出身于另一个国家，另一个环境的；同我们在一起，还有维多·绥奇哩，还有西仑哩，还有那部分不肯接受你书中所说的“附和主义”的人哩。
我的关于苏联的著作也许能使你感到兴趣。我连这信寄给你我的小书《欧洲之再发现》和我的小册子《莫斯科党狱》。他方面，我请出版我的书的苏黎世“瑞士之钟”书店寄给你以前出版的拙著：《与苏维埃俄罗斯告别》。
请允许我问你一个问题，这问题不断地缠住我。这是你的书的末段：因苏联发生可悲叹之事，有使革命事业为之负责之危险。这危险我认为是很大的，因为苏维埃宣传机关没有你所要求的那种勇气来停止玩弄字眼（见第六十七页），来承认：“革命精神已不合时宜”。但因缺少这种态度，好多诚实的革命分子仍继续将苏联和社会主义，将斯大林政策和一种更合理的社会制度之基础混为一谈。这个错误，我应当说，将麻痹、将摧毁人类进步的最好的力量。怎么办才能帮助避免这悲惨的结果呢？
我不知道你的态度如何，关于最近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案件，关于大批的枪决，关于整千整万“反革命分子”关在白海、西伯利亚和土耳其斯坦集中营里的问题。那里除了俄国同志之外，还关着外国同志，还关着“自卫团”分子，他们两年之前在奥塔克冷防御物上为更好的未来时代而奋斗；那里关着一些曾在彼得堡炮垒内涅瓦河水面下坐牢的人。在苏维埃监狱中有成奇谬三，她的丈夫（何等有意义而可悲痛的巧合！）死在希特勒的集中营内。那里关着——也许已经死了，也许是活着的死尸——不仅我的好多的朋友，而且好多的革命家，各派社会党和共产党，各派知名的进步分子。
但舆论，“人道意识”，似乎已不存在了。这次复演莫斯科党狱的悲剧，诺沃西比尔斯克党狱，得到何等微弱的应声！六个人被枪毙了，经过二个钟头审判，没有其他的证人，只凭被告口供做证据。
死了的人，救不活来。但人们可以阻止其他的人如此死去，可以使那些还在冰海滨、西伯利亚无限荒原上，格别乌有名地窖中，有一丝气息的人活转来。
至于我，我是尽我的力量奋斗的。但我的力量有限，我的呼号只能达到少数人耳朵，不能够冲破监狱的墙壁。
但是你，人家认识你。那些假借人类最伟大观念之名来行此悲惨罪过的人，一定不敢漠视你发出的呼声的。
人家将奥谢茨基、希特勒压迫下的牺牲者，解救出来了。
请你帮助解救斯大林压迫下的牺牲者罢！
允许我握你的手。
鲁朵尔夫。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五日
先生：
我刚带着感激的心情读完了你在《星期五》上发表的著作，现在冒昧写信给你。你是应得那些人感谢的，在他们看来，革命首先就是社会正义和一切人类的尊严。我知道，作家们涉足于这未知世界（革命乃是他们未知的世界），是如何难于敢继续注视真理，敢高声宣布他们所见的真理。但我也知道，“要始终一贯坚持自己的意见”这个志愿只靠完全诚实，才能真正满足的。这种诚实，纪德先生，决不会妨害工人事业的，能妨害的是那些审慎，那些姑息。
我重读你的著作，我想无疑你现在明白了那些人感到何等的痛苦，他们自始就拥护十月革命，他们感激十月革命，因为它是他们的反战斗争之继续，他们把所有的能力贡献给它，他们又看见它渐渐地（非一朝一夕之故，而是从列宁死后就开始了）受了旧世界的传染，而且为图久长之故，也许败坏了它的真正的存在理由……
马色尔·马丁纳。
◎在巴黎，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可否批评苏联？——对这问题，我回答：可以的。
应当分析俄国革命经验，必要时批评它，——列宁曾经这样要求过他国的共产主义者。但是在什么时候呢？一个共产主义者不能拒绝分析现实，拒绝就是否认马克思主义了。共产主义者正因为是代表工人运动的未来，所以没有权利借口怕无产阶级灰心，而将一种革命经验之错误掩藏起来。恰好相反，他们的义务，他们的责任，正在于分析俄国革命所遵循的道路；尤其在法国，工人阶级的政治成熟，使得工人们可以明了是人家做错了，而不是人家有意欺骗他们。这个分析将证明社会主义并没有实现于苏联，但也将显示俄国革命斗争，成绩及其条件，对于无产阶级未来斗争是极可宝贵的教训和鼓励。这种态度并非替资产阶级变把戏，乃是使无产阶级意识明了，使它的斗争革命性质加强，同时消除危险的幻想并防止虚夸的乐观。
同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比较起来，苏联经济代表一种巨大的进步。但不应当忽略了其中资本主义萌芽：自由市场和差异工资及因之而起的一切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