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允许你利用我这封信去支持你的努力，为了人们所审判而太轻易枪毙的那些同志。
倘若你怀疑我的报告，那请你去问我的旅行同伴维痕、西诺和卜兰格，他们一定会肯定我所写的。
我不说起第五个旅伴，他不能反对目前当权的那些莫斯科偶像，这些偶像也许明天也要被人枪毙的。因为，谁晓得呢，照这情形下去，俄国革命的最优秀分子不会自相残杀同归于尽！
同志，请你接受我的最好的工会的敬礼。
克列伯·列格，全国矿工联合会副书记。
（发表于二月二十五日《工会报》）
克列伯·列格宣言（发表于巴德加勒《启明报》，转载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日《时报》）
我写过文章，说俄国妇女所做的那一类工作，在我看来，丝毫不是我们在法国所要的社会主义的。我不怕有人来否认俄国妇女专从事于这类工作。
好像是我说谎，好像我在毁谤俄国革命。
在卡尔文，虽然我起初拒绝，人们仍迫我说出我所见的。我说过的话原文如下：
“俄国工人现在地位，比起革命以前进步得多。”
我说过，俄国矿山工作方法——我曾举出两例，并加以称赞——我们的矿工是不肯接受的，因为我们有更好的，有最好的方法。于是我又被告毁谤俄国革命和信口胡说了。我们生活在这个愁惨的时代，真话遭人唾骂，谎言则受人尊崇。各地矿工××产党同志都起来抗议我所说的真话。是一个口令么？我公开说，我开始疑惑这个，而这绝不会使我惊讶的，因为在某些方面，人们并不忘记我在工会组织中占据一个负责任的位置。
是的，人们在俄国做了些好的事情；是的，人们改善了工人阶级的生活；是的，人们在那里建设俄国式社会主义；不，法国工人，在其劳动，安全，生活，自由及文化条件，并不逊于俄国工人，恰好相反，是好些，我要说：好得多。
◎戴尼叶医士用笺，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四日
先生：
高尔基下葬那日我正在莫斯科，我听到了你的演说，我很难过，因为我知道你是诚实的，我害怕你在此居留期间只成了一种长久的骗局。我刚读了《从苏联归来》，于是松了一口气。我到俄国去研究某些生物物理学问题，我自由地同那边同道们生活在一起，没有官厅和翻译的干预，我同他们心心相印，——而我感觉痛苦了。你说得很好：非附和主义者是被排出生活之外的。我的所有的同道，那些“肚子内有汁”的，都将思想和著作隐藏起来，一举一动也须不断地受抑制。我的有自由观念的朋友，有些是医生，有些是著名教授，都被迫而有两种人格：外表的，人家看得见的，说话的，表示出来的，这是一种；其他的，则他们深藏起来，非过几天亲密的生活之后不肯显示于人。
请接受我的敬礼。
戴尼叶。
◎摘录一九三六年十月在医科大学的一篇演说
在苏联谁能做医生呢？工作后来随班听讲的工人或每月领一百十个卢布的学生。他们住在十卢布至十五卢布租金的房子内。
人家随着考试成绩如何或增或减他们的津贴。大学毕业之后，他们被派到乡村去，当医生助手或看护。现在大约有十万个医生，此时需要有四十万个。
直到两年以前，医生每月只能收入一百十个卢布，这个数目是不够的，所以有些医生宁愿去做技术工人，收入可以比较多些。那时要找人做医生是很困难的，妇女尤占多数。于是人们看到，医生在计划中虽然没有出息，却是国家所需要的，于是增加工资为四百卢布。以后人们又提高研究人员的报酬，医生助手的报酬。
……一九三〇、一九三一、一九三二、一九三三各年毕业的医生，知识都不够；他们被迫回大学来补习六个月。
……这个工作时间好像是很有利的，但我刚才所说的乃是理论，因为做了六个钟头的人是很罕有的。普通工资不过四百卢布，不够生活，一个医生做两种或三种职务，为的能得八百至一干二百卢布，因为必须注意到卢布的购买力：一件很普通的衣服值八百卢布；好的鞋子，二百至三百卢布；一公斤面包、一卢布九十；一公尺布一百卢布；此外直至一九三六年，每年必须拿一个月工资去购买公债；医生和他的家庭共住的一间房子，同时做饭厅、寝室、书斋、厨房等等用的每月须缴五十卢布租金。他若没有小孩，还是幸福的。
那边同道们的物质条件是很困苦的，但最难忍的还是精神上的压迫。他要留心他的看门人，那是格别乌的密探，他不能将他整个思想告诉他的医院同事。大战时，我们法国张贴的标语：
“莫做声，你要当心，敌人的耳朵在听你们！”在那边是实实在在的情形。
……某同道，科学院院士，刚坐了两年牢；人们对外国人说：他生病了。另一位被剥夺了讲座和实验室，因为他曾发表一种科学意见，不合于共产主义理论，他被迫写一份公开的悔过书，同伽里略一样，为的免被充军。为什么我没有看见那位我应会面的有自由观念的同道呢？我的电报直到我过后一个月才到他手；我去看他时候，人家对我说他不在，其实他在那里。
◎在巴黎，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先生：
当我在索契瞥见你时，我很害怕你受了欺骗，一种党派精神——进步之最可怕的敌人——会使你去赞美苏联新政；所以你的《从苏联归来》给了我一种真正的快乐。
我很能说俄国话，我亲眼看到，亲耳听到你所见所闻的事情，我完全承认你所说的，而且感谢你敢于说出来。为表示我的微不足道的谢意，请你允许我寄给你我在那边所得的若干感想。
望上帝保枯我们法国能均衡而明达地走它的新路！
这是第三次，隔了三年时间，我又到俄国来。由于低层及其野蛮性的侵占，这制度一开始就让艺术、文化、感情受人糟蹋。
这是蛮族侵略之近代形式。
革命之后二十年了，仍旧有二等车和三等车。在最近建筑的一只俄国大轮船上，旅客之比例：三等占百分之七十五，二等占百分之二十，头等占百分之五。饮食、衣服、旅馆，也是这样。能付钱的人，就享受最好的位置。
工人每六日中有五日共做四十小时工作，一年之中有五个休假日，正式每年比法国工人多做四百个小时工作，法国工人每星期做四十个小时。但工资是如此之少，迫得工人每天做一天半或两天的工作，即在两个不同的地方做十二个小时至十六个小时的工作。
计件工作制比前更加盛行。有能力做此工作的人所得比同伙更多，同伙因为较不灵巧而欣羡他。
没有工作可做的时候，工人便闲着，而且拿不到工资。国家是没有感情的，有工作就交给工人做，工人应当做得快而且好，没有工作就让工人自寻出路，做别的事情，免致饿死。
小气，嫉妒，到处仍是一样的。小心伶俐的工人叫做“乌达尼克”（突击队员），赚得比伙伴更多，他们的不扣工资的假期可以达到一个月，他人只有两星期。
努力的人一般是受人抬举，得到报偿，但优遇亲信风气仍是盛行的，有好多微贱的有本事的人，离中枢目光远的，则仍完全不为人所知。
有些狡猾的、有野心的、很聪明的，或有亲戚奥援的，则能够造成享有非分特权的地位。每月工资在一百五十卢布至五千卢布中间。有些人比这少得多，有些人比这还多得多。
做了二十五年手艺工作之后，到六十五岁，工人每月可得三十七卢布养老金。
那些以前不能或不知储蓄的人，此时不愿成为儿女的负担，就继续做工：这样的人占最大多数。
国家复兴期间，造成一种努力，可以同我们战后情形相比；但努力，尤其在俄国，并不一定含有舒适或富足之意。
额外钟点到处都有，因为一切货物是贵到令人难以相信。至于大小工头，则他们奉到命令，于指定时间内做完某种工作。底下的工人或雇员若努力不够，则剩余工作应归工头包办，他们必要时每日须做十八个钟头工作，因为他们负有工人待遇及工作成绩之全责。
这不是容易的事情，他们的夹在中央政权和工人疏忽中间之地位有时是很难应付的。
经过三次预先警告之后，任何工人都可随时开除，无须赔偿损失，亦不用先期关照。
我参观过的一个工厂内，有一张布告通知工人：从九月一日起，凡不能生产规定的件数者，将毫不通融地被开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