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日出版的巴黎的一种周刊：La_flèche《箭》上，载有安德烈·纪德答复苏联名作家伊利亚·爱伦堡对他攻击的一个声明；因其内容相当有趣，我们将它译出，附在纪德（答客难）的后面。——译者。
十一月三日的苏联（消息报）上，载有伊利亚·爱伦堡的一篇文章，上面记着十一月一日的日子，波尔多的地名。一位懂俄文的朋友，替我翻译出下面这一段：
恐怖开始了。我见一个矿工，在十月二十二日那一天，打吉庄逃出来，这时吉庄业已被法西斯军队占领了。他告诉我说：在头一个晚上，法西斯们在劳伦佐广场上枪毙了一百八十名工人，十六个妇女。这还不过是开始罢了，所有的民军，成万的阿斯吐拉人，都有死的危险。
这儿，我一定要表示我为有一个人所感受到的羞耻。正当法西斯们枪杀阿斯吐拉妇女的那一天，在法国的刊物上登载着一则反对非正义的“抗议”。这抗议有以下一些作家的签名：安德烈·纪德，杜哈美尔，罗哲·马丁·杜·喀特，毛略克，与保罗·立威教授。不过这班人所抗议的并不是阿斯吐拉的屠夫，不是他们自己的政府，这政府对于阿斯吐拉濒死的人们，拒放一汽轮，一渡船，甚至一小艇以济之的。不是，这班软心肠作家们所抗议的却是西班牙共和国的政府，因为它敢于逮捕法西斯党徒与马克思主义联合党的挑拨离间者。我且不谈毛略克，他是一个天主教徒，一位具有右派观点的人。但他对于法西斯党人在巴士克所实行的残暴行为，在右派报纸上，曾勇敢地高呼他反对的声浪。但在我们的眼前却见有安德烈·纪德，他高举了拳头，对成千个天真的工人嗤笑。我听得了他的声音。（一年前他对我说过。）“我老是想到西班牙共和派的人；这使我觉醒。”不过这是叫人讨厌而且可怜的。无论如何，这些自由思想的杜哈美尔们，与那“极端共产主义者”纪德之流，总还是与他们的阶级一体的。统治阶级固然也逼害他们，污损他们。而他们在有时，也会克服了自己的懦怯，举起他们的小拳；但他们之所以要这样办，只为了在日后可以用他们那人道主义的伪装，再度句伏于屠夫的足下。昨天，在阿斯吐拉屠夫们的机关报Diarin_de_Navarra上转载了这位摩洛哥兵与黑衫军的新同伴，这个恶毒的老人，这个黑良心的叛徒，这个莫斯科的吸泣者——安德烈·纪德的“抗议”。
从法西斯营垒中出来的侮辱，我认为是一种荣耀。至于那过去同志所给我的侮辱（尤其是约瑞·盘加朋的），开始使我极其痛苦。但当这些侮辱超过了某种无耻的程度时，我也就无动于衷了。这些侮辱改变不了我的感情，也不能使我成为那些侮辱我的人们之敌人，这难道还需说明么？每当恐怖横行之时，人们常能有权假定：人之所以要侮辱人，为的要保护他自己，那末这些侮辱自然失却了一切价值。
爱伦堡因见我对于“摩洛哥兵”的弃绝正义，残暴与惨酷，对于佛朗哥营中更甚的暴行，不表反对，却向共和派方面提出抗议，所以惊骇，愤怒。这是真的：虽然我对于这些暴行，怀着多么深刻与悲痛的愤慨，可是我总觉得：像我这个与佛朗哥誓不两立的敌人，向他提出呈文，那是没有用的；佛朗哥方面所发生的非正义的事情，只能使我心硬，可是在我们这方面如果也发生了这种事情，那就叫我心痛。我之参加于反法西斯的事业，因为是太彻底了，所以一切能污损我眼睛的事物，都能忍受而无怨。惟在实行上，假使我们这方面也应用那为我们所深恶痛疾的法西斯式的行动，我认为是最有害的，我们不得不表示抗议。爱伦堡所说及的“抗议”，乃当马克思主义联合党诸领袖被审判的时候，杜哈美尔、毛略克、罗哲·马丁·杜·喀特、保罗·立威与我向西班牙的共和国政府提出的，请求立即尊重被告们的辩护权。抗议表示我们对那政府存着尊敬。这样的一种文件，我个人是从不曾梦想过可以送致佛朗哥的。不过现在，最真实的感情，已被报章杂志扭曲到这种程度，即：那些因热爱共和国与无产阶级事业，而不愿它受到污损的人们，却被称为共和国与无产者解放事业的敌人了。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