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下是第二件“实事之实事”：
爱弥儿·魏发仑和他的朋友，威利·史洛巴赫、比利时画家，动身到布鲁塞尔郊外建筑师奥克塔夫·凡·黎塞伯格—画家的兄弟—家里吃饭去。魏发仑负责去购买车票，回来遇到查票时，他寻来寻去只寻到一张，他喊道：
“上帝在上，威利，我失掉你的车票了！”
这话，西志先生派做是我说的，他认为这是卑鄙的自私自利之表示，而其实当时是宣传人口的，而且成为魏发仑诸友说笑的资料。魏发仑是第一个笑这话，而且很高兴常常提起来说。但凡认识魏发仑的人，都明白他的慷慨是如何超出他的自利之上。不是，西志先生，你信我的话：魏发仑毫没有一点小家子气。
靠着这种张冠李戴手段，西志先生替我画了一幅肖像，我自然要认为与我不相像的。他的论文其余部分也是一样的无耻，这更加显得他的激昂了。他提起了“风化”问题。当我从刚果回来时，波拿狄为破坏我的作证的信用，也是使用这个手段。但这里，我只能归咎我自己：我供给敌人以武器。倘若我悲叹一件事情，那就是：这类攻击之卑鄙，在文艺界中，将有使人不敢坦白说话之危险。西志先生用的是斯大林的方法：威吓真理。然而请他允许我告诉他一句话：这里，在他的侮辱当中，他仍然犯了一件大错误。但他很荣耀地告诉我们：他是看不起一切的。我却相信，他的读者当中一定有些人没有他那般傲慢。
在这无证据，无审查或无诚意（由他选一样吧）的论断面前，人们对于他的拥护莫斯科不祥的党狱之判决，是不以为怪的了。彼尔·西志先生自夸“不晓得什么叫做难为情的”；而他也证明了这个。
◎一九三七年二月十七日
我的亲爱的格贤诺：
在二月十三日《人道报》上，读到安德烈·吴谟则致你的信，我有如下几点意见：
吴谟则在那封信开头上引了你的论文中几句话，这论文名为《无益之死》，是你为最近莫斯科党狱而写的。你在里面说：“至于我们，则我们不愿做斯大林主义者，也不愿做托洛茨基主义者，这纯粹是属于俄国的事情。”请允许我不同意你的意见。你同所有其他的人一样迟早总要表示态度的。但我以为人们可以不赞成斯大林，却不因此立刻变成托洛茨基主义者。
以后吴谟则又从我的（从苏联归来》中摘录了几句话：“一个国家单独的错误也决不会败坏一种国际的大同的事业之真理。”我写这几句话，绝非如吴谟则所欲证明的，是反对革命事业；恰好相反，这是为着救护革命利益，当斯大林的苏联放弃了这些利益时候，——这点现在我更加觉得有事实证明了，这点，凡有诚意而不肯更长久让人蒙蔽眼睛的人也一定即要承认的。我相信（而且必须坚持这一点）：现在将革命事业和苏联联系在一起乃是极端危险的事；我再说一遍：苏联正在败坏革命的事业。
正因为揭破了这个败坏，托洛茨基才被人视为公敌（其实他不过是敌对斯大林的败坏革命罢了），且因之被人当做法西斯的，——这的确是太简单了。其实他比斯大林自身更加是法西斯的敌人，他正是以革命者和反法西斯者的资格来揭破斯大林的败坏革命的。可是你试拿这点向那被人蒙蔽眼睛的民众说明白吧！
我也不能赞成你这几句话：“似乎不能怀疑被告之犯罪。……这些人是有罪的。”倘若这话合乎事实，则无论这死刑执行如何使我厌恶，我仍是要说：斯大林消灭他们是对的。但所有这些亲供的真实价值，在我看来，是最成问题的。我请你读克列伯·列格这封信，关于那些指导西伯利亚卡美洛伏地方矿山工作的工程师和技工，被告怠工而受判罪的。他们也是“供认”了，而且互相控告，虽然所有在他们手下做工的工人和所有派去勘验地方的技工都证明他们无罪。
恶劣现象是如此深刻，使人迟疑不敢去认识。这是果子中心生虫，而果子皮面则还是很好看的。
◎一九三七年一月二十九日，在马德邻巴志
我很注意很热烈读过你的文章，关于辩护莫斯科法庭所判决的人，尤其是此时正在受审判的人。理由如下：
我刚从俄国回来，你知道的；在我们考察过程中，我们曾同很熟悉本案的人谈了几次话。
此时受审的被告中，有两个人，当我们在俄国时候曾听人说起的。
这是两个副人民委员，一个属于重工业委员会的，一个属于农业委员会的。
十一月二十三日早晨，我们的翻译斯默林同志，到火车上我们的房间来，告诉我们如下的话：
法国同志们，我要读一张起诉书给你们听，登在《真理报》上，那是控告在西伯利亚卡美洛伏地方指导矿山工作的工程师和技工犯怠工罪的。他们于一九三五—三六年间在其指导下的矿井内积聚炭瓦斯，使之不断地爆发。所有被告在审问时候都承认他们的罪，互相控告，而且说他们为此工作与两位副人民委员发生关系。
第二天早晨到沙赫特时候，我们听说八个被告被判死刑了，当时心里很惊讶。
我们那时是五个人：维痕，法国矿工全国联合会书记；西诺，卡漠矿工工会书记；卜兰克，魏默斯矿工代表；季纳，共产党国会议员。我们同听翻译斯默林读报和解释。
我还清楚记得，我的朋友维痕，气愤起来，向斯默林呼喊说：“奇怪得很，你们的被告都自承而且互相控告那些最不可相信的事情！”
我们没有相信而且永不相信所控告之罪，我们也对斯默林说了。原因如下：
人们（工会负责人）切实告诉我们：有一种最严密的检查机关存在，保护矿山安全。
这机关由如下人员组织之：
一、工程师一人，由人民委员会选任；
二、地方工会主席数人，由工人自己选任；
三、矿井代表及矿区代表数人，亦由工人自己选任。
这些代表似乎有完全权力。他们可以停止一个矿穴，一个矿区或一个工厂的工作，倘若认为那里有危险或仅有危险可能性的话。
我们不明白既然有这样的检查机关存在，那些工程师怎能安安稳稳准备下这种罪过呢，而且时间有一二年之久？
我是矿工，我完全熟悉矿山工作的困难，我做了三十年以上这个工作，其中十二年充当代表，在负责工人安全的检查机关，在法国最多炭瓦斯的一个矿穴内；我不相信无论如何精明的技工，能够有系统地准备使矿穴爆炸而不为劳动安全检查员所觉察，——即令这些检查员是最愚蠢的。
若是卡美洛伏矿山安全检查机关没有觉察到那事情，那这机关不是同谋便是不存在的。
它若是存在的，则它比其他被告更加有罪；既然莫斯科流行的是枪毙方法，则它第一个应当枪毙。
它若是不存在的，则人们关于保护工人安全的话就是欺骗我们。在此情形下，那些当权的人对于如此重大问题也来欺骗他们邀来的宾客，人们为什么还能容忍呢？
即使安全检查机关是不存在的，我仍旧要说：存心使矿穴爆炸而不为人所觉察是不可能的。
有工头，有监督，有几千工人在矿内工作，他们一定看得出来。
那些知道自己生命有危险的人，难道会默而不言，只为得更加确定搜集被告犯罪证据么？—倘若有此危险，则他们随时都可以丧命的。
不，从技术观点看，所有的人都认为：以积聚炭瓦斯方法使矿穴常处于爆炸状态，是不可能的事。
最不熟悉矿山情形的人，也会同我们一起呼喊：无论如何不能叫我们相信这个可能性。
还有另一件事情使我们难解：斯默林告诉我们，卡美洛伏托拉斯经理，一九二八年那次有名的沙赫特矿山五十三个工程师被控案中——有十一个判处死刑—曾被同一个检察官起诉过。当年他被赦免了。知道他能够自愿地使千万人生命于危险，以后苏维埃政府又安插他在矿山托拉斯经理的位置！人们对此有何感想呢？
他在卡美洛伏又干这把戏，同德国工程师雪克灵在一起，他又被赦免了。这是可能的么？
人们颤栗着想起了这件事也许是可能的。人们自问：为这个不祥的滑稽戏要付多少代价。
读过了你的文章，关于苏联几次党狱的，我如今写这些东西给你，我要说你做得对的，为真理利益而大声疾呼，而且继续大声疾呼。
我愿这类案件，每次都有独立的辩护人参加，替那些不幸的人说话，他们受人控告，受人枪毙，而舆论不大明白为的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