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A．G．，尼斯“苏联之友协会”副书记，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先生，亲爱的同志：
我很感谢你寄给我的东西。人家的确通知过我，而且允许给我彼尔·亚历山德里在尼斯的讲演稿；但直至如今，我什么都未曾收到。现在我读这讲演稿带着很浓厚的兴味，虽然其中没有一点出我意外。所用的论据，所引的数字，没有一件是我所不知道的。这些数字，我固然难于辩驳，正如我难于毫无不信任心而接受之一样。我希望这些数字是始终正确的，我也全心祷祝彼尔·亚历山德里的话有道理。这就使得我陷于不愉快的地位来同他辩论。我感谢他能明白：我无论如何终是苏联友人，而我的优愤是很难受的。不错，我愿意我是误会了，在这我不得不做的难堪的反证里头，这种反证恰同瓦尔脱·西特令爵士，工党大领袖，所做的一个样。①我认为他有资格来审查彼尔·亚历山德里不加考虑接受来的那些统计数字是否正确。西特令也是钦佩那边人们的努力和多量成绩的；他也认为由于内外环境关系苏联也许不能够获得更好的成绩；但他所气愤的乃是人们距离成功还远得很，——他咒诅一种夸张和虚诙的宣传。“那些不利于你们的统计，你们就删去了，”他对他的向导说，“那些不足以证明你们的人民生活比其他一切国家都更幸福的统计，也是如此。苏联人民的生活状况究竟是怎样呢？若非亲身去非常细心地调查一下，就没有可能知道的……”
①见他的《我在苏联探求真理》。
彼尔·亚历山德里的批评是最客气的，他的显然的诚意使得我告诉他：我也许是比我的书中敢于发表的知道得更多、更正确（由于切实的原因不能发表的）。首先，我不是一个人旅行的；五个旅伴之中只有两个人于第一个月旅行之后离开了我——大家出发时都是同我一般热烈的——；有二个俄国话说得很好，第三个则刚在莫斯科生活和工作过六个月，在这期间他能够看见并了解好多事情。这几位旅伴个人的见闻，不断地与我自己亲历的相符合；若是没有他们，尤其没有那位在莫斯科生活过六个月的人的精明，则我无疑差不多不知道一点那隐藏在迷人外表下的东西，而我从苏联归来也一定要同着亚历山德里合唱赞美歌了。反之，我也不能相信，倘若亚历山德里，以他所透露的完全的诚意，见过，听过和惊讶过我所能见，所能了解的一切事情，而不会变成同我现在一样。我所能征引来作证的那几件事实，绝不是什么孤独的，特殊的，例外的，如亚历山德里所说；我征引这些事实，只因为那是可为典型的，可为代表的。我还可以举出好多其他的事实。只因恐怕连累了那些告知我的人，我才不请他们出来作证。
苏联状况无论如何不如人意，如何糟糕，我一定会默而不言的，只须我至少能确信那边是向着更好的情况走去。正因为我不幸深信苏联是在梯子上一级一级下来，而非如我们所期望的一级一级上去，它一个个抛弃了大革命辛辛苦苦得来的利益（我承认总是有很好的理由，或至少有似是而非的理由抛弃这些的），正因为我害怕看见它拖带法国共产党走向那不可挽救的错误去，——所以我才认为我有不得不言之责任。
你若认识彼尔·亚历山德里，就请告诉他，我如何感谢他的批评的完全客气的态度。再说一遍：我祷祝他的话是有道理的。
◎在顾维位尔，一九三六年十二丹十日
我的亲爱的X：
去年我曾在波林那奇住过十天，下过矿，混在工人尤其失业者群中。里尔地方，你的伙伴们的困苦是不会更甚于他们的。相信苏联，这并不能使这种困苦减轻难忍的程度。你将说：这至少给他们一点希望。那么天堂生活以尽来世报偿的希望还好些哩。
在我的书中，我太注重于“文化价值”之损失了。一个民族正在挨饿受冻时候，人们首先设法要保存的就不是“文化价值”了。我也同意，在一段长期间内，若是民众的物质状况能有更好保障时候，“文化价值”也不妨损失下去。可是，在苏联，这两方面都要损失的，而这是可怕的。
这是可怕的，看见革命千辛万苦得来的利益，一个个被抛弃了。此时正是应当睁开眼睛的时候了，来看这悲惨的破产，我们的希望有在其中熄灭的危险。此时重要的是不叫我们被拖带进去。照苏联现在这样进行下去，则资本主义制度下最受我们指责的东西，不久就要恢复起来了。工资差异愈变愈大，社会阶级重新形成，官僚分子得到胜利。再说一遍：我同意那边的精神不妨同在德国和意大利那般不自由，只要至少群众的生活舒适是有保证的；然而我们离此还远得很哩。人们对我说：容忍现时状况吧；恶现象是暂时的；这是扶梯起头，是扶梯上的一级。然而这个扶梯，苏联并不是爬上去，而是走下来；不久，十月革命就要从头做起了。现在正是呼喊：“停住！”的时候了，正是警告的时候了。
◎在巴黎，二九三七年一月五日
先生们：
你们寄给我的集体书信，①可惜没有一点出我意料之外。
①在巴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第七区共产主义青年团青年俱乐部用笺致安德烈·纪德先生：
先生：
细心读了你的新著《从苏联归来）之后，考虑过其中各种论据以及所谓凭证之后，我们现在向你表示我们的气愤和深刻的厌恶对于那种对苏联的阴险的攻击。
在这样一个愈加需要我们保卫苏联的时代，我们看见你的转向以及法西斯报纸上褒奖你的话，是十分恶心的。
我们有个时候希望过你会出来否认黎巴同志十一月十八日在幻城戏院宵年大会上所宜布的话；不幸你未曾出来否认，于是我们可以做个结论说：你的书不过是一件好买卖罢了。
现在我们认为你不配做我们的名誉主席了。
我们感谢你于八个月之中给予过我们的援助；现在，先生，我们请你接受我们的敬礼！
但其中含有一种重大的侮辱，是我不能放过的。
为什么你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想到拿你们所说的什么“好买卖”去同苏联献给我的罕有的利益，丰富的金钱以及所有一切荣誉的事情，相较比一下呢？
为什么你们献给我你们的团体的主席位置时候，是如此不认识我，以至于不知道这类顾虑是不可能打动我？
倘若我同意跟别人一起说诳语，那时你们就真有权利说起一件“好买卖”了！然而那时你们甚至没有想到来审查我是否诚实的。当我看见你们如此轻易地提出如此荒谬的控告时候，你们其他地方之见笑于人就不怎样使我惊异了。
你们的信是手写的，也许未曾留下底稿，现在我用打字机打了一份给你们，凭着你们的光明态度，请你们将这原信向你们那些尚未知道此信内容的同志公开宣读；我这封回信也请你们宣读。我不能相信你们当中没有几位同志肯看清楚这件事情，肯明白事物之真相。我不怀疑你们将有一天仍旧要信任我，而且更加尊敬我；现在同以前一样，我仍是你们的忠诚的朋友。
A．G．
彼尔·西志先生在一篇论文中猛烈攻击我，这论文很可以拿来同不久之前亨利·伯洛攻击我的那些文章相比。
我并不重视这类攻击，此次攻击，倘若不含有那我认为必须指出的事实错误之处，我也是要放过的。
西志先生在他的文章开头上叙述两件小故事，两件“实事之实事”，他说，足以显示其人品性的。底下是第一件：
彼尔·路意士，我初从事文学时时常往来的友伴，约我在圣苏比士广场相会。那时是冬天。冷得很怕人。在半点多钟内，我冒着雨，在泉水旁边呆等着，路意士则舒舒服服躲在一家店铺玻璃窗后看我挨冷以取乐。
西志先生叙述的故事本身是正确的，而且与我叙述的相符（见我的《倘若一粒麦子不死时》，第十章）。不过他，干脆地，毫不顾忌地，调换了人名：旁观的是我，挨冷的却是路意士，——不管情理如何不符，不管心理如何不合。但我不肯同西志先生一样，将这事情看作一种无聊行为。在我眼中看来，这只是而且只能是这无数的恶作剧中之一件，彼尔·路意士那时最会玩的，为的看看他能作弄我到什么程度。不是，西志先生，你信我的话：彼尔·路意士不是一个无聊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