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永远殷勤的柯尔佐夫表示要同我说机密话的样子。我明白他只能告诉我，他认为告诉我不碍事的事情，但他装作这个样子，使得他的信任能获取我的欢心。对于你，我是没有什么隐藏的那种态度，他开始说：
“你想象不到我们每一步遇到的那些希奇古怪的问题；我们必须发明一些新办法来解决那些问题。你试想想，那些最优秀的工人，那些斯达哈诺夫运动者，一大批一大批地逃开工厂……”
“你们怎么解释这个呢？”
“哦！这是很简单的。他们得到很大的工钱，即使他们想花也是没有办法花费掉；因为市场上还只有很少的东西买得到。这个正是我们最关心的事情。于是他们积蓄起来，到了有几千个卢布时候，他们就结伴到我们的里维拉过快活的阔绰的生活去了。我们挽留不住。既然是优秀工人，他们知道人家一定要再用他们的。他们回来了，过了一个月，两个月之后，……总之到了他们囊空时候。人家非再安插他们不可，因为离不了他们。”
“如此，你们就难于处置了。他们人数很多么？”
“几千几万的。你知道，每个工人有权利休假，假期费用由公家支付的。这种休假，人家于适当时期容许他们，而且不是做一次容许他们，因为不用说，怕妨害工厂工作。但这里就完全不同了。这里，付钱的是他们，如此得到的假期，可以随他们的便，爱什么时候去就什么时候去，而且大家一齐去。”
他温和地笑着。我不说出来，但心里仍在想：倘若这恶现象是严重的，他说时一定不是这个态度。但这是为的接着恭维斯大林的一种巧妙的新发明。他不是想出提倡妇女艳妆，敷脂涂粉和戴首饰么？①
①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真理报》发表集体农场分子的信，关于服装问题的。信内说“我们也能够穿得漂亮些，因为我们有爱美观念，我们要学时髦。至于我，那我不喜欢钟样的裙和飞机式的短衣。但因没有新的样式，我们只好穿这类衣服。我们是有钱的。”
“去吧，同志们，去照顾你们的太太吧！把她们装扮起来吧！为她们耗费你们的钱吧！”
近来开了好多新商店；而这也使我惊异不小，即是开了好多修指甲店，而且各方面（不用说，主要的是在得意的一方面）遇到了染红指甲的女人。
“你每月薪水多少？”女同志H问一个主管X旅馆“美容所”的女人。“一百五十卢布。”
“供宿的么？”
“不；也……不供膳。至少要付二十卢布房租。”
“那么你只剩一百三十卢布了。伙食呢？”
“哦！我非两百卢布不够吃饭的。”
“可是那么你怎么办呢？”
愁惨地微笑着：
“太太！……总有办法啊。”
耶夫在塞瓦斯托坡尔，同一个大学生结交了友谊，这大学生并没有什么很值得注意的地方，但最使耶夫感兴趣的，恰正是因为他极像多数其他的学生。耶夫可以经过他知道一些事情，然后转过来告诉我们。
X是现行制度之热烈的崇拜者。他满含信任和希望。他是大学第一年级学生，每月支领六十卢布。他很欢喜想到明年可以支领七十卢布，后年可以支领八十卢布。他本可以住在学生寄宿舍里，那里每餐饭卖一个卢布或二个卢布；但他不愿离开他的老母亲，一个无技艺的厨娘，每月赚九十卢布。母子两人住在同一个房间内，每月共付十卢布房钱，他们差不多是只能买黑面包来吃的，而且不能吃饱（一天四百克）。但这是一种“完全的食物”啊，他说；而他不发一个怨声。他深愿邀了一个女伴到这已经住两个人的房间里住。他的母亲要他邀来，要他结婚。然而取缔堕胎的新法律使他恐怖。
“你试想想，我们已经很难得生活了。要养一个孩子，那就更加……哦！我知道你要告诉我什么话。但那些避孕的东西是找不到的，即有，质料也很坏，不能信赖。至于防备受孕方法，则在我们所居住的环境之内是不容易做到的。”
以后他的乐观又占据上风了，他快快活活做结论说：他吃得那么坏，宁可节欲好些。
倘若那边某医生的话是可信的，那么苏联是手淫最普遍流行的国家。
新建筑计划在研究之中。建筑师N提出一些房屋图案。
“这个地方做什么用场？”
“给娘姨住的房间。”
“娘姨？……可是你知道，我们已经没有娘姨了。”
既然理论上已经没有了娘姨，那就是一个很好的理由，叫娘姨住在走廊里或厨房里或无论什么地方。
预见一个给娘姨睡的房间，这是何等老实的供认！在苏联，倘若仍有婢仆存在的话，则做婢仆的人更该倒霉的。
在莫斯科，为得每月五十卢布工钱找娘姨做的，差不多都是穷苦姑娘，从她们的乡村跑来，希望在城里、工厂或其他地方找到工作。她们暂时做娘姨以等待工作；这是候工的一种办法。我的朋友H的同楼邻居雇的娘姨是个孕妇，那邻居是大发慈悲才雇用她的。她睡在一间小房里，没有位置给她伸直睡。至于饮食……
她时常来请求我的朋友：
“请太太莫把面包屑丢掉。”
她就在垃圾桶内捡面包屑吃。
说实在话，我绝不认为那些官方的判断，那种意见的制造，能得到每个人诚心同意。有些名字，尤其叶赛宁之名，只能低声说出来，然而还可以说出来。我应当说：还是有人称道的，然而低声称道。我很少知道叶赛宁的诗；但我就要叙述的那个小故事，使得我渴想去读它。叶赛宁自杀了，同马雅可夫斯基一个样。为了恋爱，——人们说。也许。随我们的意去想象更深刻的自杀原因吧。
某天晚上，在索契，一顿很好的晚餐之后，我们都倾心相向。葡萄酒和烧酒亦有相当助力。X喝得尤其多，他动了诗兴。我们的向导表示有点不放心。X要饶舌了……他竟至于宣布要诵叶赛宁的诗给我们听！向导立刻干涉他：
“你醉得糊涂了。你不晓得说的什么话。莫作声吧。……”
于是X，很自觉地，虽然醉仍能自持，便暂时不作声了；然后利用这醉态，请那位向导出去替他弄一包香烟。向导一走之后，X便开始诵一篇非凡的诗，这诗自从被禁止印刷以后，便由人们口头传诵起来。叶赛宁写这篇诗，是为回答一篇谩骂宗教的论文而发的。
叶赛宁在这诗中大意是对这论文的著者说：你若反对教皇，我们一定赞成你；我们同你在一起，当你嘲笑天堂和地狱，圣童贞和好上帝；可是你若说起耶稣，那就应该当心，你不应当忘记：这为人类而牺牲者并非结合尘世间的大人，而是与那些贫穷的和卑贱的同盟，他认为人家称他神子，不如称他做“人子”那般光荣。①X声音颤抖了，当他朗诵这诗篇时候，以后他的面孔流满了眼泪，——这不仅由于酒醉之故。这晚上我们本只说些不相干的话。然而不然；写这句话时，我觉得对不起X，也对不起我们自己。X渐渐地使我们兴奋起来，我们听他叙述他在中国奇异的冒险，他的屡次被捕以及他的逃脱等，不觉神往。不能说他是美丽的，但有一种狂野的精神使他勃勃有生气；他的声音本是既嘶嘎而又热烈的，可是当他给我们诵诗的时候，忽然异常温和起来，同刚才说话时那种犬儒主义和粗暴成为最奇特的对照。好像他要人家发现他身上有秘密的温柔区域，一种未为人知的区域；忽然我觉得：那是最真实的，而其余一切，犬儒主义和粗暴，在我眼中不过是一种假相，来保护着他身中最好的事物罢了。这个景象不过露了一瞬间。向导回到我们身边来了，谈话又恢复了原来状态，喧闹的，而又空洞的。
①我曾请求几位能读俄文的朋友替我找叶赛宁这篇诗，无疑我上面所录的是很不完全的。他们找不到：于是我怀疑，最近几版官印的著作中，人家也许没有把它删去。这是可以考查出来的。此外，有人告诉我：流行了好多诗篇，假冒是叶赛宁所做的。
面对面在一个坚硬的车厢内坐了七个钟头长久，那位俄国青年才肯同我的女友H同志说话；H告诉我，这青年从旅行开始就引起她的注意和同情了。
他年纪不过三十岁，但看来已经为生活磨折得很衰老了。我用了何种力量才能使他不至敷衍回答我的问话，是可想而知的！特别是我留心告诉他，我不过是一个外国女人，他丝毫不用怕我，无论他说什么话我不会去报告的。……他的妻同他在一起，他们还带了一个三岁的儿子。我听到他还丢了两个小孩在X地方，为的节省开销并恐怕在莫斯科不一定能找到事情做。
他的妻以前一定是好看的，此时好像大病后痊愈的一样。使我大惊讶的，即是看她几次喂小孩子奶，这小孩早就应当断奶了。那奶悬垂着，像空心的皮袋，我不知道小孩子能够吮出什么东西来，但在整个行程中小孩子并没有得到其他的食物。他的父母似乎比他更加饥饿。当男人终于开始说话的时候，那个年轻女人就流露一种说不出的忧虑。她东张西望，看邻近旅客能否偷听去。但我们的房间内只有一个在睡觉的老醉鬼和一个蠢笨的乡下女人。好像道歉一样：
“他总是爱饶舌的，”她对我说，“总是因此害了我们。”
于是男人告诉我他们的生活：基洛夫暗杀案发生以前一切都是很好的。以后，他不知道，什么人告他，使他蒙了嫌疑。他既然是个优秀工人，而又无疵可指的，人家没有立刻将他辞退他所做工的工厂。但他看见，他的伙伴们，他的朋友们，渐渐疏远他了。每个人同他说话时候都害怕受他连累。最后工厂经理叫他去，并非辞退他，因为没有理由，而是“劝告”他到别地方找工作去。从这天起，他就流浪了，从这工厂到那工厂，从这城市到那城市，渐渐地更被猜忌，更受驱逐，到处都被人怀疑，拒绝，排斥，不得任何扶助，任何救济，更加得不到什么东西给他的孩子们，而陷于极端贫困之中。
“你看，这样的生活过了一主多了，”女人说，“我们再支持不下去了。自从一年多以来，无论到什么地方，人家从未曾容留我们到十五天以上的。”
“即使，”男人再说，“我能知道人家控告我的罪名也好。一定有人说了反对我的话。我不知道是谁。我不知道他能说什么话。我只晓得一件事情，就是：人们找不到我的错处的。”
于是他向我解释他到莫斯科的用意：为的请求调查，洗刷嫌疑，倘若这些可能办到；否则，在抗议这无理由的猜疑之中索性完全断送自己的命运。
有种香烟每包卖八十戈比，甚至六十戈比；这就是所谓“无产阶级烟”，不堪入口的。我们抽的香烟，——外国人只知道有这一类，其中有几种被称为“旅客烟”——则每盒二十枝值五或六个卢布。还有更贵的哩。
不知道卖烟商人在那里（在戈里地方，我们在那里停了几个钟头），彼尔·赫巴便请求那与他在河边谈话的工人替他去买一盒这类香烟。
“多少钱的？”
“五个卢布的。”
那工人非常幽默地笑起来，说道：
“一天的工资啊。”
X太太在莫斯科郊外游玩，一位“负责人”（那边对当权者的称呼）和她做伴。这“负责人”遇着所有的工人总是表示非常亲切：“我喜欢他们能感觉是与我平等的。我同他们谈话，好像对朋友，对兄弟一个样；而他们从来不害怕同我说话的。”
路上遇着一个填土工人；为证明刚才说的话起见，这“负责人”便说：
“好么，我的朋友？你好么？你快活么？”
于是工人说：
“同志，你容许我问你一个问题么？”
“问罢，我的朋友，我很情愿回答你的。”
“你是知道很多事情的，你一定能够指教我。我们何时才能按照我们的力量做工，尽着我们的肚皮吃饭呢？”
“这‘负责人’怎么回答呢？”我问X太太。
“他给工人做了一次理论讲演。
坐汽车到巴顿去的路上。我的旅伴们赞美公路两旁新植的树，这些树几年之后将能遮荫路面。我为什么要提醒他们，所有这些树当中没有一株不是死的呢？无疑是在不合适的时期植下的；我的意思是说：在一个不利于树的生长的季节；我猜想是为着服从上头下来的一个命令，必须遵照实行而不许批评。这是要自然界来屈服的，不管是树，是人。
这里（在苏呼米），人们养了好多猴子，为各种试验之用的。我要知道这些动物的来源。但这里同在殖民地一样，关于一事的说法有种种不同而且是互相矛盾的。大多数人以笼统浮泛为满足，尤其是那位替我们当翻译和向导的可爱的女同志。总之没有什么事情能为难她的，她回答一切的问题；她愈加无知，回答的口气愈加坚决。但她不知道自己无知，她使得我明白这点，即：不自知的无知造成了确定的表示。这类人的精神装满了“差不多”，“类似”以及错误的知识……
“可以知道这里养的那些猴子是从什么地方来的么？”
“自然。那是最容易的事情。”
（她于是转问那陪伴我们的人）
“这些猴子大部分是生在这里的。不错，差不多都是生在这里的。”
“但据人家告诉我们的话，这地方并不出产猴子。一定是先从别处弄来的。”
“自然。”
“那么究竟从什么地方弄来的呢？”
没有转问别人，她就迅速而果决回答道：
“差不多是从各地方弄来的。”
我们这位女向导是可爱而又十分尽职的。但这个有点令人讨厌，即她指教我们的话，除了都是错误以外，没有一件说出所以然的。
——回归巴黎。
“他妈的，你从何处见出这些当权大人物享有特权？”那位C对我说，他从那边回来，完全被迷惑了。“我同K往来很密切，他是如此可爱又如此朴质；他叫我去访他的住宅，里面我没有见到什么奢侈阔绰的东西。他的妻，他给我介绍了，也是可爱而朴质同他一样……”
“哪一个妻？”
“什么？哪一个妻？他的妻，总之……”
“哦，不错，他的正妻。……你不知道他有三个老婆。还有两个别的住宅，至于乡居休养之便利还不算在内。他有三辆汽车，你所见的是最朴质的一辆，为平常家务用的……”
“这是可能的么？”
“不仅是可能的，这是事实。”
“可是，党怎么能容许呢？斯大林怎么……”“你不要如此天真。斯大林所害怕的，乃是那些纯洁的人，那些瘦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