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我的《从苏联归来》之责难，最应领受的一个，便是说我太过于注重文化间题：其他更紧迫的间题尚未曾解决以前，文化问题是可以置诸脑后的。这也是由于当初我认为必要，将我在苏联的几篇讲演附在书后，而这些讲演引起了非难。在这样一本小书内，这几篇演说占了太多的位置，引起人注意。此外，这几篇演说是在我的旅行初期；那个时候我还相信（是的，当时我是这么天真）：人们在苏联可以认真地谈起文化并诚恳地讨论它；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社会问题是如何落后，如何受人冷落。
然而，人们若将我所说的话只看作一个文学家的要求，那我仍是要抗议的。当我说起精神自由时候，我指的是另一回事。在卑躬屈节之中，科学也是要败坏的。
某著名科学家被迫去否认他所传授的不大合于正统的理论。科学院某院士“承认他以前的错误”，这些错误学理“能为法西斯所利用”，他自己公开宣布说（见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消息报》）。确切地说，是人家强迫他承认《消息报》奉命指控他的话，——《消息报》在他的研究中嗅出了“反革命发昏”的有害的气味。（见附录戴尼叶博士的来信）
爱森斯坦被阻止工作。他必须承认他的“错误”，自供他做得不对，他准备了两年业已耗费两百万卢布的那部影片，并不适合学理的需求，所以人家有理由禁止它。
还有司法呢！难道人们以为最近莫斯科和诺沃西比尔斯克的大狱使得我惋惜写过这儿句令你们气愤的话么？这是说：“我怀疑：今日在其他的国家，即算在希特勒的德国吧，精神能比这里更少自由，更低头，更恐惧的（更受恐怖所吓怕了的）·”
既然——因为人们不愿太轻易松手——人们紧紧抓住“已得的成绩”：没有失业，没有卖淫，妇女与男子平等，恢复人类尊严、教育普及……可是，只要检查一下，这类好看的成绩，每一样都要烟消云散的。
我只要比较详细检讨一下教育问题；其他的问题，我们在半途中将有充分机会来讨论。
不错！旅行家在苏联遇到好多青年人，渴求知识，渴求文化。再没有比他们的热心更能感动人了。于是人们从各方面叫我们去赞叹那些交付于他们使用的文化工具。我们诚心诚意向政府法令喝彩，这法令于一九三六年二月预见“本年度，即一九三六——三七年，将完全肃清文盲，那四百万不会读不会写以及那二百万不全会读写的劳动者，此时都能知书识字”。然而……
一九二三年已经提起“肃清文盲”的问题了。这一运动之完成，应当恰与十月革命之十周年纪念同时（一九二七年），是有“历史意义”的——人们说。可是，在一九二四年，卢那察尔斯基已经谈起了那种“大灾祸”：能够开办的小学尚不满五万所，但在革命前旧制度底下却有六万二干所，那时人口还比革命后少得多哩！
人们既然不断地要我们拿苏联现状同革命以前相比较，那么我们就不得不来证明：在许多领域之内，受痛苦的阶级之状况是丝毫未曾改善的。然而我们还是回到教育问题去吧。
卢那察尔斯基指出（在一九二四年）：乡村小学教员薪水常托欠六个月，有时甚至一文不付。他们的月薪有时还不到十个卢布。固然，那时卢布比较值价些。可是，列宁的未亡人克鲁普斯卡娅告诉我们：“面包贵了，小学教员拿着十至十二个卢布的月薪，买来的面包还不如四个卢布时候（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以前月薪数额）多哩。”
一九二七年，规定完成肃清文盲工作之年，文盲仍然存在着；一九二八年九月二日（真理报》自己指出：肃清文盲运动“在停顿之中”。
可是，至少，以后有点进步吧？
我们试读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六日（消息报》的记载：“自从新学年开始，好多学校报告我们，说学生们的文盲程度令人惊讶。”
在新学校中，不及格学生的比例数特别高，到百分之七十五。（都是《消息报》的记载）在莫斯科一城中，就有六万四千学生被迫留级；在列宁格勒，五万二千；而且有一万五千学生必须留级二次。在巴库，不能及格的俄国学生数目，四万五千人中有二万人，土尔克斯坦的学生数目，则二万一千人中有七千人。（一九三七年一月十五日《巴库工人》）此外好多学生逃学。“在最近三年中，逃学者的数目，在苏俄的一所技术学校中有八万人。在卡巴尔达巴尔卡尔教育学院，逃学者占百分之二十四；在庶瓦希教育学院中则占百分之三十。”这报纸添加几句说：“各教育学院的学生，其文盲程度是高到令人难以为情的。”
此外，这些学院，在苏俄境内只能征集合格学生百分之五十四；在白俄罗斯境内的，百分之四十二；在达吉斯坦境内的，百分之四十八；在阿塞拜疆境内，百分之四十至六十四……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真理报》告诉我们：高尔基地方五千个小孩简直没有进学校。此外，第一学年满后逃学的学生有五千九百八十四人；第二学年满后，二千三百六十二人；第三学年满后，三千零十二人。
为取缔逃学起见，有位工人学业预备班主任想出一种办法，即科逃学者每人四百卢布的罚金！（十二月二十三日《东方真理报》）人家没有告诉我们，这罚金是分期付的还是一次付的；一次付，那是难于办到的，因为负责偿付之家长，其工资每月不过一百至一百五十卢布。
教科书异常欠缺。人们所能使用的又充满了错误。一九三七年一月十一日《真理报》很气愤，看见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国立出版社出版一些用不得的教科书。“教育出版社”印行一张欧洲地图，其中爱尔兰岛浸在咸海里，苏格兰岛浸在里海里。萨拉托夫城，从伏尔加河搬移到北海去。诸如此类。
一张乘法表印在小学生用的练习薄上，人们在表中学得了：八三得一十八，七六得七十二，八六得七十八，五九得四十三等等。（见一九三六年九月十七日《真理报》）
有名的肃清文盲运动，如此受人称赞的，延迟至今尚未成功，这也是因为那些不幸的小学教师，那些孤立的劳动者，时常领不到他们的微少薪水之故；为着生活，他们不得不从事于教书以外的其他工作。三月一日《消息报》将这不付薪水事情归咎于官僚们办事迟缓（或侵吞公款），——在古比雪夫一个地方，国家就欠小学教师半百万卢布以上。在哈尔科夫地方，则欠至七十二万四千卢布……人们不禁自问：小学教员怎么还能活在世间呢？文盲尚未肃清以前，是否教师要被人肃清掉呢？①
①《东方真理报》一篇论文（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日）惋惜地指出：肃清文盲计划并未曾造成所希望的效果。在七十万部分的或完全的文盲中，只有百分之三十或四十愿惫来上课；“以此使得肃清文盲费用，每个人摊到八百卢布，而非预算之二十五卢布。”在某城中（哥干城），人们自夸一九三六年底以前，文盲将完全肃清，可是五月间有八千零二十三个文盲，八月间有九千五百六十七个文盲，九月十五日有一万一千另十四个文盲，十月一日则有一万一千六百四十五个文盲。（我们希望这城居民是依比例而增加的，因为乡村人民迁至城里来，否则就须推论说：从前识字的人变成文育了。）塔什干大城有六万文盲，但登记的七百五十七人中，只有六十人来上课。旅行家所赞叹的就是这六十人。
我希望人们不要误解我的意思：我抱着惋惜心情抄录这些无情的数字。我们只是惋惜一种极可悲伤的状况；可是，倘若你们的盲目或你们的狡绘，要将极可痛心的成绩装扮做十分美妙来显示给我们看，那我是要提出抗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