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铺张太甚，才使得我的信任心，我的钦佩和欢喜，如此深刻而悲哀地下降了。我所非难于苏联的，也绝不在于它没有得到更好的成绩。（现在人们向我解释说：苏联是不能很快得到更好的成绩的，我应当明白这点；苏联是从我想象不到的更低的基础上出发的；现在无数工人所过的贫困生活，乃是旧制度下无数被压迫者所企慕不到的。我相信人们稍微夸张了一点。）不是的：我特别非难于苏联的，乃在于它骗我们说：那里的工人地位是足以令人欣羡的。我所非难我们国内的共产党人的（呵，我说的不是受欺的同志，而是那些知道情况或至少应当知道的同志），乃在于他们无意或有意对工人们说谎，——有意的，即是有政治作用的。
苏联工人粘着于其工厂，正如农村劳动者粘着于其集体农场或苏维埃农场一样，亦如伊克松粘着于其轮子一样。但若他为了某种缘由——因为他希望别处能稍好一点（能少坏一点）——要调换工作的话，那他就要当心！他就有到处找不到工作的危险即使没有调换城市，只离开工厂，他也要无屋可居（他住屋本也不是免费的），他的住所是如此难得，有工作才有租屋之权利。工人离开工作，就要被扣留一大部分的工资；集体农民离开工作，就要失去他的集体化劳动的一切出息。反之，劳动者是不能违抗他调之命令的。他不能自由去留于他所喜欢的地方，于一种爱情或一种友谊召唤他或挽留他的地方。①他若不是党员，则已入党的同伴要欺压他。入党，求党收容（这不是容易的事，除了有人帮忙之外，还须有完全正统思想和善于卑躬屈节），乃是“成功”的首先而不可缺少的条件。既经进党之后，就难得出来，②而不立刻丧失他的地位，他的位置，以及从前工作所获得之一切利益，而不受一切人的欺压和猜忌。因为，你为什么离开党呢，在那里面是很好的，党给你许多利益，只要求你服从一切，再不要有自己的思想？为什么要有思想呢（尤其要有自已的思想呢），既然说过了一切都进行得很好的？有自己的思想，这马上就要成为“反革命分子”。那时就有资格到西伯利亚去了。③
①“国家有主权支配经济过程中物质元素，同样它也以独裁的态度支配人力元素。劳动者再不能自由出卖他们的劳动力于他们所愿卖的地方，也不能照他们的意思出卖了；他们没有权利在苏联境内自由流通（国内护照！）；罢工权被剥夺去，意图违抗斯达哈诺夫运动方法者都要受最严厉的制裁。”鲁相·劳拉：《俄国经济之一瞥》（《真人》杂志，第三十八号，一九三七年二月）
②反之却时常为了“清党”原故而被开除。那时就要走西伯利亚道路了。
③伊逢说得很好：“入党，就是同时替政权，替祖国和替自己私人利益服务。”完全的调和、而且是幸福攸关的。
有一种绝妙的高升手段，就是告密。告密使你得到警察的欢心，警察立刻保护你，但同时利用你；因为人家开始了一次，再没有什么名誉或友谊能够拦阻的：必须前进。此外，这本是容易调练的事，而当了侦探是无人敢惹的。
在法国，政党机关报若是要揭发某人阴私时候，那一定是找这人的仇敌来做这个卑鄙工作。在苏联则是找这人的最亲密的朋友来做的。人们不是请求做，而是责令做。最好的罪证，便是那种愈否认而愈加有力的。这朋友也必须疏远那个人们要陷害而他供给证据的那个人。（要陷害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斯米尔诺夫时，人们就去找他们的过去好友皮达可夫和拉狄克；先败坏这两人的名誉，然后再枪毙他们。）若是拒绝做这卑鄙工作，那么自己同要救护的朋友都不免于难了。
结果，人们什么都不敢信任。小孩子天真的言辞会葬送你。人们再不敢在小孩子面前说话了。每个人监视着，自己监视着，被人监视着。再没有一个自由说话的人了，除非在床上，同自己老婆，倘若认为老婆是靠得住的话。X开玩笑说：这个原因就够解释结婚为什么变成如此常见的了。自由同居，究竟是没有结婚那样令人放心的。你试想想看：人们看见十年以前说的话，被人告发出来，也要治罪！一整日，甚至日日，挨过如此不可忍受的束缚之后，得在枕头上倾吐心腹，这种需要是一日比一日更加迫切了。
为避免别人告发，最方便的办法就是先发制人。何况听到了可疑的话而不立刻报告出来，是要坐牢或充军的。侦探告密，成为公民道德一部分。人们从最幼少的时代就习练起，能够“告密”的孩子是有福的！
要能进入这个波尔塞伏城小天堂之内一个悔罪的旧时强盗是不够资格的，还须将同谋的伙伴交出来。给予告密的这个奖赏，本是格别乌办案的一种手段。
基洛夫暗杀案发生至今，警察还在收紧他们的罗网。青年们将请愿书交付于爱弥儿·魏发仑（当他战前不久在俄国旅行时候），这事维德拉克很钦佩而且叙述得很动人，但今天是一定办不到的；同样，“母亲”（高尔基一部很好的小说中人物）和她的儿子的革命的（或者：反革命的，随你的便）活动，在今日也是不可能的；昨日人们到处得到帮忙、赞助、保护、庇藏，今日所得的只有监视和告密罢了。
改造过的社会阶梯，从上至下，最荣显的就是最有奴隶性的，最卑鄙的，最诌谀的，最下流的。所有那些敢抬起头来的人，一个个不是被杀死了，便是被充军了。红军①也许能够稍微避免一点吧？我们是这样希望；因为倘若不然，则这些英勇的和值得我们敬爱的人们就只剩下了一些刽子手，一些投机获得者和一些牺牲品了。
①我看见过好多海军人员（在塞瓦斯托坡尔），军官和普通水兵。他们和平民间以及他们相互间之关系似乎是亲密而简单的以致我为之感动。报纸上宜传一个故事，说我在莫斯科一个大饭馆中看见几个军官进来时，全体顾客都站立起来而且很尊敬的行军礼；——这个谣言造得如此荒谬，我认为没有否认之必要。
于是乎苏维埃工人，若不是在受恩宠的一辈之中，就会成为被迫害、挨饥寒、受压迫、遭践踏的可怜人物，他们再也不敢抗议了，再也不敢高声诉苦了，——那么，此时他们再去发明一个上帝，而且在祈祷之中寻觅出路，这难道是奇怪的么？他们还能向什么人类力量呼告呢？……
我们在报纸上读到，最近一次庆祝圣诞节时，教堂都充满了人，——这事情是没有什么令我们惊异的。拿“鸦片”来麻醉被欺压的人。
我刚才发现，在斑鸡笼角上，这斑鸿是从巢上掉下来的，我在这里（顾维位尔地方）养着已经有三个月了，——我刚才发现，我喂鸟的麦粒中有两颗已经发芽了，在最靠近笼内小水槽的地方，槽内的水有时溢出一点到外面来，以此供给这些迷失在笼底和笼边夹缝内的麦粒以必需的水分；这两粒麦子忽然（换一句话说，是我忽然看见的）各自伸出一把淡绿色的薄薄的刺刀，已经有四五公分长了。这本来是很自然的，却使我沉落于惊异之中，以致好长久时间我没有思想其他的事情。这不错：人们数算麦粒，称它们的重量，它们在那儿，柔顺地滚动着，差不多球形的坚硬的和可以翻来复去的。忽然，你看，这些麦子中的一粒向你证明：它也是一个活物！于是乎那凭靠在鸟笼横棍上的管理者大大错愕起来，——他从未曾想到这个事情。
然而某些马克思主义理论家，①在我看来，似乎很奇怪地缺乏这种幽默，能够使麦粒柔软以至于生芽。固然，这里是无所用其感情的：凡应由正义解决的事情，就不当求助于慈悲心。怜悯贫困，为贫困而流泪，这就是支持而非阻止贫困。（此外，革命所需要的火药，也不应当弄潮湿的。）人们所称为“心”的那个事物，因为没有用场而注定要“消亡”②了。由此生出某种“无情”，有点太过于轻易学得的“无情”：某种因普遍大改善（或期待普遍大改善）而产出的特有的贫乏。……这种观察将使我牵涉太远了；我保留着。
①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全部著作表现一种异乎寻常的宽宏大度，但尤其表现一种迫切的正义要求。
②这字眼，我是从马克思主义字汇中借用来的，同列宁一样，他说道（见《国家与革命》）：“‘消亡’这个动词下得非常得当，因为一方面可以表示过程之缓慢，他方面又可以表示其自发性。”（见《全集》第二十一卷，第五一五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