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家责备我将重大的判断建立在太狭小的基础之上，责备我太仓促从枝节的事件做出靠不住的结论。他们说，我所举出的我所观察来的事实，也许是真的，但那是特殊的现象，并不能证明什么。
从我所观察的，我只举出那些最有典型性的（下面我还要举出若干其他的事实）。我觉得，我的书中若堆满了报告、数字、统计之类，是没有用处的；第一因为我抱定一条原则，凡非亲见亲闻的，我绝不采用；第二因为我不大信任官方的数字；重要的，是因为这些数字，这些“图表，’（我自己还是研究过的），人们可以在别处找到。
但既然人们要我这样办，我就引证一些材料：
费兰·格列尼耶、约翰·邦士和亚历山德里教授，——这三个人，我相信，是一道旅行的：还有一百五十九个同伴，同他们一样。都是“苏联友人”。那没有一点奇怪，倘若这三位原告（被告就是我）提出来的证据是雷同的。他们引证来的数字，为表明我的错误的，都是一个样；那是人们给予他们，而他们不加审查便接受下来了。
我要来解释，这些数字是如何与其他证人所供给的不相符合，——这些人一定更多知道内情，在苏联工作很久，有时间深入“下层”去，——至于这一百六十二个旅客不过在那里过路吧了。他们的旅行一共只有二十天，其中十四天在俄国境内：从八月十四日到八月二十八日。在这样少的时间内，他们仍是能见很多的，可是除了人家显示给他们以外，没有见到别的什么。其中没有一个人（我说的是我的三个原告）能说俄国话。我希望他们能允许我反过来认为：他们所宣告的话是有点皮相的。
我已经说过了：在法属赤道非洲旅行时候，凡是“有人作伴”的地方，我都觉得一切差不多是异常美妙的。直到离开总督的汽车，决定单独步行游历时候，我才开始看得清楚，在六个月之内我能够直接同土人相交接。
呵，不错，我也曾在苏联见到这些模范工厂，这些俱乐部，这些学校，这些文化公园，这些儿童花园，——这些也曾令我惊叹的；同格列尼耶、邦士或亚历山德里一样，我也曾乐于受人诱惑，为的转过来诱惑别人。诱惑人和受人诱惑，本是很有趣味的事情，那么我希望上面我所指名的人能确信：我之反抗这种诱惑确有重大理由，而我绝非如人们所说是“轻率从事”的。
约翰·邦士的诚意是很可钦佩的；他的信任心，如同孩童的天真，是很感动人的。①他接受人家告诉他的话，同以前的我一样，没有检查，没有怀疑，没有批评。
①至少当他的信任心没有流入于附会可笑的时候，譬如他写道：“在会客厅里……我看见一尊弥涅甫神像，一尊尤比德神像，一茸狄安娜神像。工人们只加以一种修正，便是添加一尊青铜铸的列宁半身像。弥涅甫神和列宁并列，似乎是不可了解的，然而我们看得出二者相接近之处。这就是证明：共产主义乃是好多世纪人类历史之自然的、逻辑的和不可避免的归宿，乃是最高的和最博爱的文化之继承者。”（见《旅苏日记》第六十六页）
说起他所提出的（或亚历山德里和格列尼耶所提出的）某些数字，譬如一个工厂的出产吧，我认为靠不住的，今摘录《真理报》的若干自承，请这些同志默省一下。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二日，》真理报》说：
在第二季当中，雅罗斯拉夫工厂出产的汽车附件之总数内（官方统计所得意夸耀的唯有这个数目），有四千件成了废物，在第三季当中，则有二万七千二百七十件不能使用。
十二月十四日，提起某些工厂出产的钢时候，《真理报》说：
在二三两月中，人们淘汰了百分之四·六的金属物，在九十两月中，则淘汰了百分之十六·二。
“怠工，”——人们说。最近几次大狱好像就是怠工的一种证据（反之，怠工又是大狱的证据）。然而，我们很可以在这些废物中看出一种人为的和过分的生产紧张之代价。
计划固然是很可赞美的，但在现时“文化”程度之下，某种数目的出产非费巨大代价不可。
伊热夫斯克工厂生产品废不可用的，在四月至八月这个时期内共值四十一万六千卢布；但十一月这个月内已经高到十七万六千卢布。
运输汽车时常失事，是由于司机过分劳苦，但也是由于车子品质之粗劣；一九三六年检查的九千九百九十二辆汽车中，有一千九百五十八辆是被认为残缺不全的。在一段运输路上，二十四辆车子中有二十三辆不能行驶：在另一段路上则五十二辆车子中有四十四辆不能行驶。（见一九三六年八月八日《真理报》）
照一九三五年计划所宣布的，五干万张留声机片子，一部分即四百万张应由诺金斯克工厂供给，但这工厂只能供给一百九十九万二千张。可是废不可用的片子却占三十万九千八百张（这个数字是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八日《真理报》给我们的）。一九三六年第一季中，生产只有计划预定的百分之四十九·八；第二季中，百分之三十二·八；第三季中则仅有百分之二十六。
生产既然渐次退减，他方面破损的件数反而日益加增起来：
第一季破损十五万六千二百件；
第二季破损二十五万九千四百件；
第三季破损六十一万四千件；
第四季的完全统计还未发表，但一定是更不如的，因为十月这个月内已经破损了六十万零七千六百件了！那么人们试判断一下，每件可用的生产品究竟费了多少的“成本”。
“劳动英雄”工厂制造，供给莫斯科小学生用的二百万本练习簿中，有百分之九十九是不可使用的。（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四日《消息报》在罗斯托夫，人们必须丢弃八百万本练习簿。（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真理报》）
家具协作社卖出去的一百五十只椅子中，有四十六只一坐就坏了。二千三百四十五只椅子，有一千三百只不能用的。（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三日《真理报》）外科工具也是如此残破。布登加教授，苏联有名的外科医生，特别诉苦，关于精细手术所用工具之恶劣品质；外科缝针，在行手术时不是弯了，便是断了。（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五日《真理报》诸如此类。
这些材料应该能使那些喝彩的人稍微审慎一下。但宣传机关是不管这一切的。
我们还要指出一点：生产之迟缓和恶劣，本是受人攻击之对象，有时还引起诉讼，受法律严重制裁，而且若是报纸公布出来的话，那已经是有了相当改良了。
自我批评，在理论和原则问题上是如此难得见的，但在关于已定计划之实行方面，则充分发挥出来；这是《消息报》（一九三六年六月三日）告诉我们：莫斯科有几个区，此时平均六万五干居民只摊有一只药房；其他几区，则七万九干居民才摊有一个；全城之内一共只有一百零二个药房。
这是一九三七年一月十五日《消息报》告诉我们的：
自从取缔堕胎之法令公布以后，莫斯科每个月出生婴孩达到一万人，同公布以前时代比较起来要增加百分之六十五。生产率既然如此增加，但产科医院的床铺则只增加百分之十三。
育婴堂和托儿所，当是十分美妙的。但在一九三二年，依照瓦尔脱·西特令爵士所估计，①能在这里面找到位置的小孩子，八个之中只有一个罢了。按照新的计划，倘若这计划能完全实行的话，则此比例数可增加一倍，即八个之中有了二个。那还是不够的，但有了进步。反之，我恐怕工人住宅问题将每况愈下。
①“……若是每个小孩都容纳进去，必须有二百万位置才行。然而事实上容纳的，八个有资格的小孩中只有一个。一九三七年时又将怎样呢？那时希望工人数目达到二千八百万？就单拿城市托儿所来说吧，那些地方将能容纳七十万小孩，若是大家都进去的话，则应容纳二百八十万小孩。可见每四个小孩中只有一人能得位置，还须假定这计划能完全实行哩！”（见瓦尔脱·西特令爵士著《我在苏联探求真理》第二百九十六页）
新建筑计划，与需求相差仍是很远，因为人口增加了。一间房子住三个人的地方，恐怕不久之后要住四个或五个。此外，最近建筑给工人居住的好多房屋，是如此仓促，或宁可说如此轻忽，材料又如此庸劣，恐怕不久就会不能住人了。
这个愁惨的住宅问题，乃是最感动瓦尔脱·西特令爵士的问题之一。他在巴库附近，不管官方的向导如何阻拦，仍然去参观了石油矿工人的宿舍：“我在这里得见几所污秽房屋的最愁惨的标本，在这国土，这类房屋是不会没有的，”他说，“其中一切都是不堪入目的。”向导告诉他，应当把这看作帝制时代一种残留物。西特令抗议道：“现在已经不是什么百万富翁来开发石油井了……革命之后十八年，你们还容许你们的劳动者居住在这类猪栏里！……难道不是很可怕么，你想想有几万个工人十八年来被抛弃在这猪栏里面？”
伊逢在他的小册子《俄国革命之堕落》中，也举出其他数例关于这个可悲叹的问题，他添加几句话说：“这个住宅危机，乃是起因于革命太忙于‘超过资本主义’，太忙于建筑巨大的工厂和组织人类从事生产，而忽略了人类的生活。远远看去，也许现出伟大的样子，在近处看来则是非常可悲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