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游过波尔塞伏城。这城起初是个乡村，大约六年前由于高尔基的倡议，忽然生长出来，现在是一个颇为重要的城了。
这城有一个特别之点，即是一切居民都是旧时的罪犯、小偷、凶手等等。这城的成立和组织，受了如下一种观念所支配，就是说：罪犯乃是被害者，乃是迷途的人，再经一次合理的教育是可以变为良善的苏维埃公民的。波尔塞伏城证明了这个观念。这城繁荣起来，城里设立工厂，这些工厂不久就变成模范的工厂。
波尔塞伏城一切居民，改过从善了的除了自己组织的以外，没有别的治理机关；他们从此都是热心的劳动者，守秩序、安静，特别尊重善良风俗，又渴慕知识。所以一切方法和手段，都交付他们使用。使我钦佩的，不仅是他们的工厂，还有他们的开会场所，他们的俱乐部，他们的图书馆，他们的一切设备，这些确是不能再好的了。人们在这些过去罪犯的面貌上，态度和谈吐上都找不到他们过去生活的一点痕迹，再没有比这城的游历更富于教训，更能安慰而鼓励人的了。这次游历足以使人想到：一切犯罪都不当归咎于犯罪的人，而应归咎于推动他去犯罪的社会。人们邀请他们中间这人和那人，来说话、来忏悔过去的犯罪行为，来叙述他们怎样改过，又怎样认识到新制度的好处，以及顺从新制度之后个人如何满足。这事使我很奇异地连想到二年前在杜恩地方开“牛津运动”大集会时我听到的一些富于教训的忏悔。“我是罪人和不幸者；我做了恶事；但现在我明白了；我得救了；我是幸福的。”所有这些都有点粗笨，有点单调，使得心理学家渴欲知道得更详细些。但这仍无害于波尔塞伏城成为苏维埃新国足以自豪的一些最非常的成功之一。我不晓得，在别的国家，人类是不是这样容易被摆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