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六年六月二十七日。
诸位同志，苏维埃青年的代表人！我愿意你们明白，为什么，站在你们中间，我的感情是如此激动。为这原故，我须得对你们谈一谈我自己。你们表示给我的同情，使得我非如此做不可。这个同情，我相信，我配得领受一点的。我想，我这样想和这样说，并非过于自夸。我说我配得，乃是因为我晓得等待你们。我等待好久了，但带着信任心，带着这个确信，认为总有一天你们会来的。现在你们果真在这儿了，你们的欢迎多多补偿了我当初所遭遇的长期冷静、寂寞和不被人了解的生活。确然不错，我是把你们的同情当作真实的补偿的。
当《共同》杂志，由路易·阿拉贡同志的倡议和主持在巴黎创办时候，曾向法国每个作家征求意见：你为什么人写作？我没有回答这个征询，我也向阿拉贡解释过我为什么不回答。我所能够说的话，却属真理，虽有自夸嫌疑，就是说：我永远是为那些将要到来的人写作的。
喝彩不喝彩，我都不在乎；当时喝彩只能从资产阶级方面来的，——我是这个阶级出身，而且，不错，现在还是这个阶级一分子，但我异常鄙视它，恰好因为我对它认识得很清楚，而且我觉得，我身上所有的好的方面都是起来反对它。我的身体既然不健康，不敢希望活得长久，于是也甘心未及见成功即离开尘世。我情愿将自己看作一个身后成名的作家，像我欣羡其纯粹光荣的那些人一样，他们死时几乎是无名的，他们只为未来而写作，譬如斯汤达尔，波德莱尔，济慈和乐波。我时常对自己说：我的著作的对象此时还未诞生哩！我也有一种痛苦的然而足以自励的感想，即我是在沙漠中说话。在沙漠中说话，说得很好，因为没有回声来妨害你的语调，因为不必顾虑自己的话的反响，除了诚实之外什么都不管。这里应当指出一点，即当公众的趣味是矫揉造作的时候，当习惯压服了真理时候，诚实反而被人看作是矫揉造作。是的，我被人看作了一个矫揉造作的作家。人们用不读我的著作的手段，来使我觉到这点。
我上面列举的伟大作家都是我最钦佩的，他们的榜样安定我的心。我甘心在生在时没有看见一点成功，而坚决相信未来会报偿我的。同别人保存成绩单一样，我保存着我的《地粮）一书销售清单。在二十个年头内（从一八九七年到一九一七年），刚刚售去了五百本。这本书没有受公众和批评家所注意。没有一篇论文批评它；或者确切点说，只发表了二篇论文，朋友写的。我说以上的话，是为着这本书后来非常的成功以及它对于今日青年一辈的影响而说的。
这不仅是我的《地粮》的历史。一般说来，我的每本著作的初期失败，恰是与其价值和新颖成正比例的。
我不愿由此得到一条荒谬的结论，以为唯有平凡的书才能希望得到立时的胜利。不是。这绝不是我的思想。我不过要说：一本著作，一件艺术品，它的深刻的价值并非都是立刻可以认识出来的。同样，艺术作品并非仅以现在为对象。真正有价值的作品，乃是一些“预知”，须待稍迟方能了解；那些唯一的完全地只适应于立时需要的著作，不久就有成为全无价值的危险。
新俄罗斯的青年人啊！你们现在懂得为什么我这样欢喜将我的《地粮》呈献给你们了。因为未来寄托在你们身上。未来不是由外而来的；未来是在你们里面。而且不仅是苏联的未来如此；因为其余世界的命运将依赖于苏联的未来。未来，—就是你们这些制造未来的人。
注意啊，小心啊！你们负有重大的责任。你们前一辈同志慷慨牺牲他们的血汗而获得胜利，你们可不要休息在这个胜利上面。天上一堆乌云给他们排开了，这乌云现时还使世界好多国家黯然无光。你们不要袖手旁观啊，不要忘记，我们的眼光，从西方，充满了爱、期待和广大的希望，紧紧地盯住在你们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