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六年六月二十日。
马克西姆·高尔基之死，不仅使得苏维埃诸国悲伤，全世界也是如此。由高尔基传达给我们的俄罗斯民众的大声疾呼，已在最遥远的国土获得了回应。所以今天，我不仅表示我个人的悲哀，而且表示法国文学界以及欧洲乃至全世界文化界的悲哀。
文化，好久以来就是某一特权阶级的御用品了。要学习知识，先须有闲暇；先须有一个阶级劳苦工作，然后极少数人才能享用生活，求取知识；文化，文学和艺术的花园，仍然是私有财产，唯一能够享受的，并不是最聪明的人，最能干的人，而是那些从幼年起便丰衣足食的人。人们无疑可以看出智慧并非必然伴随财富而来的；在法国文学史中，莫里哀，狄德罗，卢梭，都是平民子弟出身，但他们的读者仍是那些闲暇的人。
当十月大革命激发俄国极下层群众起来时候，西方的人就说，甚至相信：这个从底下掀起的大风浪将淹没文化。文化不再成为一种特权时候，岂非遭遇倾覆危险了么？
正为回答这个问题，所以各国作家在一种紧迫使命的感情中团结起来：不错，文化遭遇危险了，但这危险并非从革命的和解放的势力方面而来，反是从那企图压服并击破这个势力而把精神蒙蔽起来的党派方面而来。危害文化的，乃是法西斯主义，乃是狭义的、人为的民族主义，这个主义与真实的爱国主义，与那对自己国土的深切的爱，是没有相同之点的。危害文化的乃是战争，而那种传播仇恨的民族主义必然不可避免地要造成战争。
我本来应当到现在伦敦开会的“国际保卫文化大会”当主席去的。关于高尔基健康的令人不快的消息，迫得我匆忙赶到莫斯科来。在这饱经光荣的或悲惨的事变的红场上，在这千万人目光所注视的列宁坟墓前面，我以那在伦敦集会的作家名义和我自己名义，高声宣布：拥护、保卫并重新荣耀文化之使命和责任，现在落到国际革命伟大势力肩上了。文化的命运，在我们精神中，是与苏联本身命运相联系的。我们拥护苏联。
犹如在各民族特别利益之上，有一个共同的大需要将各国无产阶级沟通起来；同样，在各个民族文学之上，也开展出一种文化，由各国特殊文学中真正活的和人类的东西所构成的文化：“形式是民族的，内容是社会主义的”，斯大林这样说。
我时常说，一个作家愈有特异性，则愈能引起普遍的兴趣，因为他表现最个人性的事物，由此就表现最人类性的事物。俄国作家没有一个比马克西姆·高尔基更带俄国人性。俄国作家没有一个人说的话，比高尔基更受全世界的人所倾听。
昨天，我参加民众的队伍，在高尔基灵枢面前经过。这无数女人、小孩及形形色色劳动者，是我百观不厌的；马克西姆·高尔基就是他们的代言人和朋友。我含着忧愁，想到，这些群众若在苏联以外其他国家，是不许来到这个大厅的：恰是他们，要在文化花园面前碰到一面可怕的牌子，写着：“私人产业，闲人免进”。我的眼睛充满了泪珠，当我想到，在他们看来是那么自然的事情，而在我，西方人看来，却是那么奇异的时候。
我想，在苏联一定有了十分惊人的新事业。自今以前，世界一切国家中，凡是有价值的作家，或多或少，几乎都是一个革命者，一个战士，或是有意识的，或是非意识的，或是公然的，或是暗中的，他都为反对某件事情而思想而写作。他安置一种反抗的叛逆的酵素到人的精神和心里面去。法官，政府，权威和传统，若是稍有远见的，一定毫不迟疑地把他看作敌人。
现在，在苏联，却破天荒第一次提出完全不同的问题：即一个革命作家再不是一个反抗的人了。①恰好相反，他适合大多数人的愿望，全民众的愿望，尤其可赞许的就是适合民众领导者的愿望。这问题的消灭或转变，起初使得人头脑晕眩。但这一点将不是苏联及其继续震动我们旧世界的奇妙事业的最小光荣之一，即是：在新的天堂中，连同新的星宿，兴起闻所未闻的新的问题。
①这里我说错了，可惜不久，我就承认这个错误。
马克西姆·高尔基有这个奇特的和光荣的命运，即他把这新世界同过去时代联系起来，并同将来时代联系起来。他认识了前日的压迫和昨旧的悲壮的斗争，他也曾强有力地助成了今日的和平而荣摧的胜利。他把他的声音借给那些还不能自己发言的人，和那些因为他而从此能自己发言的人。
从今以后，高尔基属于历史的了。他在最伟大的人物中间找到他的位置。